华语乐坛？98年前，鲁迅早就骂过了…_风闻

　　1924年12月30日，北平下了一场雪。

　　鲁迅在日记里写道：“雨雪。……下午霁，夜复雪。”这还不算完，第二天日记里又写道：“晴。大风吹雪盈空际”，18天之后，鲁迅写下一首散文诗《雪》，收录于《野草》中。

　　而大雪当夜，同样在北平的徐志摩灵感迸发，奋笔疾书，写下一首诗《雪花的快乐》：

　　“飞扬，飞扬，飞扬——

　　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在这同一场雪里，鲁迅是执剑的斗士，而徐志摩是随雪花起舞的浪漫诗人，文坛两位大家各有千秋，一片祥和，但谁能想到，就在15天之前，鲁迅专门写了篇文章指名道姓地骂了一通徐志摩。

　　鲁迅看上去貌似和音乐八竿子打不着，但这场骂战的主题居然是“音乐”。

　　论骂人，还得是鲁迅

　　众所周知，徐志摩是个渣男。

　　其实鲁迅一向瞧不上徐志摩的人品，只是平日言语上加以讽刺，但这回是实在看不下去，专门写了篇文章点名骂，实属事出有因。

　　1924年12月1日，徐志摩在《语丝》上发表了自己翻译的法国著名诗人波德莱尔的《死尸》，这诗每段4行，一共只有12段，但徐志摩在诗的前面加了一大段自己的感想，不仅极尽辞藻赞美这首诗，更是把自己的姿态放得极低。

　　看完徐志摩这段矫揉造作的“神秘谈”，鲁迅憋了两周，也在《语丝》上发了一篇《“音乐”？》。

　　从标题开始，一个引号+一个问号，讽刺意味就十足，文中更是点名道姓，逐字逐句对徐志摩这段阔论点评。

　　只能说，论阴阳怪气，鲁迅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

　　这场由音乐引发的“粉转黑”算是彻底让俩人结下了梁子。不过，即便俩人争斗不休，但他们在文学上的观点还是有相似之处。

　　关于散文诗，他们都认为这并非是以什么刻意而为之的文体，只是人们在听到自己喜欢的文字或是语言式，常会称赞“听起来像一首诗”，鲁迅在介绍自己的散文诗集《野草》时也说，有了小感触，就写了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

　　他们都在避免把“散文诗”当作一种看似“更高级”的文体。

　　不过就音乐而言，徐志摩确实要比鲁迅更有话语权些，他1925年写下的那首《海韵》，受到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的青睐，专门为之谱曲，传唱一时，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都是极少见的。

　　在我看来，这俩人的争论其实就是传统思想和外来文化的碰撞，鲁迅瞧不惯崇洋媚外、故弄玄虚的论调，而徐志摩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受西方思想影响，本身就比较飘忽，除却私人原因，其实俩人的争论倒也在情理之中。

　　而且就在骂徐志摩前一个月，鲁迅还骂过梅兰芳。

　　在《论照相之类》一文中对梅兰芳“黛玉葬花”这样调侃道：“我在先只读过《红楼梦》，没有看见‘黛玉葬花’的照片的时候，是万料不到黛玉的眼睛如此之凸，嘴唇如此之厚的。我以为也该是一副瘦削的痨病脸，现在才知道她有些福相，也像一个麻姑。”

　　而后多年更是言辞犀利，从“梅兰芳君”到“梅艺员”再到“梅博士”，还曾以“梅毒”称呼，可比骂徐志摩那会儿狠多了。

　　可能放到现在，梅兰芳作为一代京剧大师被这样批评，属实令人有些不解，但其实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鲁迅骂的并非梅兰芳一人。

　　那会儿正值民族风雨飘摇之际，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麻痹人民，故意鼓吹“音乐救国”，于是那些靡靡之音就充斥着电台、戏院，鲁迅十分痛恨这些，撰文骂道：“莫非电影明星与标准美人唱起来，就可以消除此浩劫了吗？”

　　“中国多梅毒”这句话骂的就是民众们对于戏子的疯狂追捧，对这股子社会风气的极度厌恶和不满，和当下痛骂粉丝无脑追星差不多是一个意思。

　　被骂“远看一条狗，近看郭沫若”的郭沫若，看到鲁迅骂徐志摩时也忍不住评价道：“鲁迅除了自己，谁都骂！”

　　但骂归骂，鲁迅所说的话徐志摩还是听得进去的，后来他出版《志摩的诗》时就删掉了《死尸》的序言部分，而鲁迅去世的时候，郭沫若也亲自发文悼念。

　　有个会骂人的鲁迅，当真是文坛的一大幸事。

　　民间音乐艺术爱好者

　　小时候我们都学过《社戏》这篇文章，鲁迅在文章中写道：“这一夜，就是我对于中国戏(指京剧)告了别的一夜，此后再没有想到他，即使偶而经过戏园，我也漠不相关，精神上早已一在天之南一在天之北了。”

　　虽然他所有文章里，只有21篇提到了“音乐”，虽然也只有那一篇阴阳怪气徐志摩的《音乐？》是纯粹讲音乐的，虽然他曾对蔡元培说“我完全不懂音乐”，再加上他对梅兰芳着实骂得很狠，但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鲁迅是个如假包换的民间音乐艺术爱好者。

　　他曾经多次在江浙一带采风，记录当地民间的童谣、山歌，并称其为“文学创作中的璞玉”，1923年底，他还亲自为《歌谣纪念增刊》设计封面，对民歌的搜集工作非常重视。

　　不仅如此，他还是个“民歌宣传大使”，通过高尔基寄给北方俄罗斯民族合唱团几首有谱子的中国民歌，向国外介绍民族音乐文化。

　　对于国外的音乐，鲁迅也非常感兴趣，不过我觉得，他感兴趣的更多是音乐中所蕴含的反抗的力量。

　　1921年4月，俄国歌剧团来我国演出，他看了演出后专门写了一篇《为俄国歌剧团》，夸赞之余也期待中国革命音乐的诞生，他写道：“我就要唱我的反抗之歌，而且真的，我唱了我的反抗之歌。”

　　还有俄国穆索尔斯基作曲、德国诗人歌德原诗的《跳蚤之歌》，他也非常喜欢，因为他认为，这首歌曲不仅讽刺了西欧的社会，对当时暗无天日的旧社会也是一个极好的讽刺。

　　不过说到提到俄国，就不得不提这一大憾事——当年一位叫齐尔品德俄国音乐家曾想请鲁迅执笔编写剧本，把《红楼梦》改编为歌剧，鲁迅非常高兴，表示身体好转就立即“从命”，可惜，他的身体一直未见好转，不然咱们就能看到鲁迅执笔的《红楼梦》歌剧。

　　与此同时，鲁迅对于我国的音乐教育也很关心，提出的一些举措现在看来也很有必要。

　　比如在1913年发表的《拟播美术意见书》中，他主张对传统的古代音乐采取批评继承的态度，提倡在公共场所设立奏乐之地，定日演奏新乐，还建议印售音乐说明书。

　　“当就公园或公地设立奏乐之处，定期演奏新乐，不更参以旧乐；惟必先以小书说明，俾听者咸能领会。”

　　这句话其实也透露了他本人的听音乐习惯，对于刚接触西方音乐的中国人来说，想要领略古典乐的情绪和其中奥妙，确实需要一定的入门基础，至少得先粗略地知道这是什么，进而才可以欣赏，不然只能是听得一头雾水。

　　他虽然痛骂梅兰芳、徐志摩，但对于音乐本身，他始终保持接受的立场，并且认为音乐对于一个人非常重要，希望中国除了牛顿，还要有音乐家：“既有康德，亦必有乐人如培得诃芬（贝多芬）……凡此者皆所以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者也。”

　　1919年12月，教育部筹设国歌研究会，鲁迅还被选派为了干事之一。

　　文学创作中的音乐性

　　除了他本人的热爱和做出的这些贡献，通过后人的研究发现，鲁迅的文章里也有音乐性的存在。

　　T.S.艾略特关于语义的音乐的理论：“一个词的音乐性存在于某个交错点上：他首先产生于这个词同前后紧接着的词的联系，以及同上下文中其他词的不确定的联系中，他还产生于另外一种联系中，即这个词在这一上下文中的直接含义同它在其他上下文中的其他含义，以及同它或大或小的关联力的联系中。”

　　简单点说就是可以把一个词通过上下文的不同的联系、理解，引申出多种复杂的含义和层次，这种层次就是文字的音乐性。

　　艺术是相通的，文学创作可以用音乐艺术的方式进行审美。

　　像是音乐中的节奏、旋律、曲式结构，还有其内在的情绪，都是可以由文字表达出来的，有学者还专门研究鲁迅作品中的曲式结构，就交响曲、赋格等。

　　有人还在论文中表示，鲁迅的散文诗《好的故事》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音乐性，至于如何体现，在我看来其实更像是一种“从结果倒推出发点”解读。

　　至少鲁迅在写的时候，多半是想不到自己的小说或是散文诗中，还能有赋格、变奏等交响乐的手法存在。

　　不过小说的音乐化是现代小说的美学理想，从这个角度出发，这类研究倒也自有其价值。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臧克家这首写于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会的诗——《有的人》，无比精准地描述了鲁迅在我们心中的地位：除了文学史上留下的名字，鲁迅更像是一种永存的精神。

　　2020年，有一位北大学生吴一凡用《野草》中的文字改编出了一首rap，配合着很有冲击力的插图，那些书中的句子配合着音乐，听完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每当人们遇到不公、愤怒的时候，便会想起他，而他曾写过的文字，即便隔了几十年，依然掷地有声，直击人心。

　　可这也正是鲁迅先生不愿看到的：“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这正如白血轮之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他的生命的存留中，因也即证明者病菌尚在。”

　　最后，只愿先生的文字早些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