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会否低估西方国家企业家创新助力未来经济发展的能力_风闻

**近现代以来，大国之间的发展竞争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发展实力的竞争。**经济竞争，说到底是一国企业与他国企业之间创新发展能力的竞争，是企业家精神活力大小的比拼与较量。

2021年对全球来说，除了冠状病毒不断自我革新导致疫情持久反复外，根本挑战还有不少：

首先是全球性的贫富差距在进一步拉大。无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还是一个国家的内部。

其次，国家保护主义绑架经济全球化，最终导致技术开放文化交流与共同进步严重受阻。

每一代人都会有意无意地夸大自己的时代在历史长河中的独特性和重要性，这是人性中最隐秘的基本弱点之一。历史上有无数人曾经预言，基于他们那个时代所涌现出来的经济、科技新特征，有一些优势一旦建立，领先者便可一劳永逸地处于领先地位，后来者几乎永无出头之日。工业革命以后，伴随着人类进步突飞猛进，这种技术主义的宿命论反而越来越有市场。

最近也是最新版本的技术主义宿命论神话，是互联网平台基于它们强大的“网络效应”，将获得过去从来不可能拥有的“上帝视角”，从而建立起压倒性和永久性的优势。这种“网络效应”将会比工业时代已经很难撼动的“规模效应”更强百倍、上千倍。不少人认为，互联网将会比历史上的所有新发明、新技术更倾向于塑造一个“强者恒强”“赢家通吃”的两极世界。

有学者早就认识到，互联网不应只是一种技术一种工具，现代信息技术除了在电子商务和现代物流系统中应用，更有可能改变我国商业的生态与气候。除非它还能够与国家的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相融合，也就是互联网技术的产业应用能够充分体现在对传统工业生产方式的改造上，以促成整个社会生产力再提高，并助力社会生产关系进一步重组和改善，那么它的前途将是有限的，甚至令人堪忧。

**经济便是经济，经济世界唯一不变的是变化，经济活动的母体是社会。**因而在诚实的经济学家眼中，从来就没有什么所谓的“新经济”，“新经济”迭代的周期缩短了。有报道分析，2017年跑到纽约上市的阿里巴巴总市值曾短暂超越亚马逊，1年前它还曾比Facebook的市值高。如今其市值已不足亚马逊市值的1/4、Facebook市值的约1/3，股价也比它在2020年触达过的高位跌去近2/3。包括腾讯在内，已有不少头部互联网大牛的情况发展趋势，一样已呈现半斤八两的迹象。

人们不禁疑虑，移动互联网还有未来吗？答案是，一定会有的。

只不过，人们对未来互联互通信息技术下的经济和社会意义，需要尽快尽早地作出改变了。毕竟，如果连中国这样具有无比超大规模消费群体的主权市场国家，平台化的信息技术应用都已经走到了头。那么可想而知，社会发展问题当中关键中的关键，早已不在商品分销领域，而是一方面早就转移到了供给侧，一方面渠道效用递减，体现为大众消费购买力越来越不足。

事情已经转变为：供给端（生产者）和购买力（消费者）之间的直接联系以及彼此照顾，需要更加紧密。无论在消费者眼里，还是在生产者眼里，任何中介性服务都不过是成本，无论其规模有多大。消费者对商品物美价廉的追求无止境，对生产者最大的限制是成本。

自“二战”结束以后，事实上世界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早已经发生了改变。尽管意识形态对抗形成的“冷战”取代了热战，然而战争结束之后，知识不仅走出象牙塔，更多原本属于国防科技应用的成果也在民用领域得到发扬广大，科技发展与进步和社会市场经济中的广大工商业企业之间加速融合，开启了彼此协作共生的历史。

从中国生长起来的华为公司，之所以令一些西方人害怕，根本不在于其技术有多强，而在于其核心管理层很早就已认识到，世界经济在加速融合一体化，企业要先求长远，绝不可以将一技之长视为零和博弈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武器。一个主权国家身经百战有余生的大企业越多，这个国家的经济肌体越强壮。

“教育大爆炸”彻底改变了劳动力供给，这个现象首先发生在“二战”后的美国，后续出现在包括前苏联在内的其他工业发达国家。正是教育革命，最终使传统的工作结构变得难以为继。1960年代末期之后，知识开始取代经验，技术开始取代工具，美国率先从商品经济转向知识经济，在世的科学家及各个领域的技术专家占了人类历史上所有专家总数的85%还要多，知识劳动者逐渐成为劳动的主力。

1960-1970年代的“十年动乱”，国家损失最大、影响时间也最久的是教育事业。改革开放后的40年，持续延长的教育年限本身是一种结果，而非原因。它是一个需要长期发展的成果，极大地改变了国家工业化进程劳动者工作年龄的限制。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新兴市场国家，人们的平均寿命大幅延长，已是众所周知。不过，很少有人意识到，人们一生工作的年限增长得更快，意味着30多年来我国的人力资本至少增加了一倍多。

特别是近10多年，无论受过多年正规学校教育的男性还是女性，都在开始利用自己的思想、观念和所能掌握的各种专业信息从事生产性工作，而不再只是像以往的“学徒工”那样，还主要在依靠习得的手工技能或体力。教育成为当代世界最大的个人职业，其职能即在于系统地供应知识，并系统地训练人们如何更有效地应用学到的新知识。无论人类情愿还是不情愿，日益增长的知识，已经成为决定着一个国家全球经济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更加重要而明显的是，日新月异出现的各种新知识，可以创造出的已经不仅仅是商品，还包括更加适合于人类自身需求可以无比丰富多彩，无比多样化和多样性的学习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即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这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科学家和政治家，仍然为人们称道和尊敬。不断推陈出新的各种应用性新知识，却一再嘲笑的是学究与教条。民主、自由和平等，其各自内涵早已超越19世纪乃至20世纪上半叶所代表的那一切。

与传统的手工劳动者或工厂的蓝领工人相比，知识工作者往往待遇更好，职业保障条件高得多，因此知识成为了一个国家经济的主要成本，**知识生产力也成为一个地区或国家生产力、竞争实力和经济社会成就的关键。**人们越来越多地听到有关“人才流失”的讨论，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正不断从只是程度较低的地区或国家，转移到只是程度较高的地区或国家。

知识如今像电力或金钱，只是一种能量，它只有在应用于工作时才存在。知识经济出现，重要的是知识，无论新旧，最关键的是应用，知识的定义是能“学以致用”。就像牛顿物理学被应用于了太空计划。科学家有祖国，“科学”却往往无国界。“知识”而不是“科学”，已成为现代经济的基础。

在一个进步的社会中，受教育逐渐成为人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意味着仍处于“阶级统治”的社会。发展中国家如今谈到“新殖民主义”时，指的就是年轻一代无法接受到更多更好的教育。一个世纪甚至半个世纪之前，受教育仍然是一种阶级特权，发达国家或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逐渐让有天赋有抱负的穷人家的孩子受教育。

尽管限制是难免的，即使在富裕国家，不只在能力方面，财富、地区、出身都有可能成为限制受教育权利的因素，但总体来看，我们已从职业和事业大多由自然出生随机决定的社会，迅速转向视自由选择为理所当然的社会。不断延长的受教育年限，也让更多的年轻人只适合于从事知识工作，不再适合于当“学徒”。对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而言，问题不再是缺乏生活方式的选择，而是选择太多了。拥有太多选择、太多机会、太多方向，反而使年轻人惊慌失措，无所适从。

我国经济的基本问题，从来不是体力劳动供给的问题。

知识工作者率先出现，知识工作随后产生，这纯属历史的偶然。事实上，还有许许多多知识工作将陆续出现，尤其是以知识（而非经验）为基础的新技能将更加重要。从前的大量工作不是势必变成知识工作，就是将要被知识工作所取代。

对于快速增多，而且还会越多越多的城市的新市民来说，主要问题是知识工作或按知识付费的工作机会能否供应得更充足。如果未来不能满足受教育人口对知识工作无比热切的期望，势必将会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无法就业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这可能带来比我们一时难以彻底消除的城乡二元差别及地区发展差距更危险、更富有争议性的问题。

未来几十年，唯一能实现知识生产力的是管理。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管理层或管理者的操守、能力和绩效，无论对于美国还是中国，都具有决定性意义。过去20年的中国经济，在促成整个世界经济增量中举足轻重，因此未来的管理绩效也格外重要。所有站在巅峰者，往往面前只有一条路：往下坡走。保持现有地位总要比继续向上爬多花一倍的努力和技能。正如美国所面临的的危险是，倘若由于缺乏愿景和努力，则注定走向衰退。

有人讲，中美经济较力集中在珠三角大湾区与加州西海岸，集中在长三角与纽约州一带。其所言是表，也片面。西方国家经济创新的实力和能力，要比我们想象的也许还要大很多。仅技术主义远不够，只有超人一等的管理能力和持续改善的管理绩效，才能促使我们不断进步，防止变得自满而懒散，变得贪图安逸。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并不区分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现代管理已渗透到企业以及非企业，管理绩效不只在工商业领域。所有组织的领导者和管理层的能力、技能和职责，的确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对公平和正义，利害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