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锦辉：中国会计师事务所如何“造船出海”_风闻

**黄锦辉，**CCG常务理事，利安达国际会计网络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首席合伙人。

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助推“逆全球化”，反复升温的中美贸易摩擦，不仅为中国传统的企业经营埋下了诸多隐患，而且对于走国际化道路的中资企业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利安达中国所”），就是这样一家正在经历疫情洗礼的“走出去”的中资会计所之一。有所不同的是，这家成立于1993年，并在2009年发起设立了利安达国际（RENADA INTERNATIONAL）的会计师事务所，选择了一条最难、最苦的“造船出海”国际化之路，成为中国会计师事务所“走出去”国际化的先行者，力图为布局海外的中资企业提供全方位、专业化的“保姆式”服务。历经12年的探索，如今的利安达国际已在全球五大洲吸收设立了47家海外成员机构，拥有近260位合伙人、151个办公室和4500多名员工，并与全球30家咨询机构建立了合作联盟。

利安达为何要选择“造船出海”的国际化发展模式？其差异化生存之道是什么？摆脱冲击，“走出去”的中资企业需要哪些支持？打造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民族品牌，中国目前还缺少什么？对此，《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了利安达国际董事局主席、首席合伙人黄锦辉。

不与“四大”和国内大所直面竞争

我们为了实现差异化发展选择“走出去”，建立利安达国际会计网络。在国际业务上，我们不与“四大”正面竞争，他们做审计等鉴证业务，我们就做财税咨询等非鉴证业务。

《中国经营报》：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走出去”实现国际化的途径大致有三类——“混编出海”、“借船出海”和“造船出海”，利安达为什么选择了一条最笨、最重资产、最累的“造船出海”国际化发展模式？

黄锦辉：利安达之所以选择最难、最苦的国际化道路，一定程度上是形势所迫。2007年5月，利安达退出BDO（德豪国际）后决定走自创品牌的国际化道路。这其中有很多不得已，为了生存，我们必须创新，必须寻找一条和别人不一样的差异化道路。

1993年11月，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发起成立了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那时候，国内会计所正纷纷寻求加入国际会计网络，通过“借船出海”以最快方式成为国际会计公司大家庭的成员，利安达也概莫能外。1995年，我们加入了RSM（罗申美国际），成为RSM在华的联系所；1998年，我们脱钩改制前退出了RSM；2002年，改制后的我们再次加入了BDO，成为BDO在华的重要成员所之一。当时BDO在中国境内的四家成员所，与BDO在合作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愉快，我们在2007年5月率先选择了退出，其他三家后来也陆续退出。

这时候，难题摆在面前。我们发现，作为自主发展的我们，业务抢不过“四大”，也抢不过国内的“头部”大所。上市业务、央企国企业务抢不过，招投标也没有优势，如果继续跟在“四大”和这些大所后面作为跟随者，那我们可能就“没吃没喝”的了。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靠自己走出去。而且，一定要创新、要独特，我们的原则是“不做跟随者”。路在何方？既然“涉外”是我们的最大优势，又有加入过RSM和BDO的经验，为什么不能自己走国际化道路呢？2007年7月，利安达董事会终于下决心自创国际会计网络。经过两年的筹备，2009年4月，利安达的“造船出海”之路如期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宣布启航。

《中国经营报》：我们注意到，审计等鉴证业务在利安达中国所总业务中的占比，已经由90%降至70%，公司如何进行差异化生存？

黄锦辉：是的，我们注重差异化经营。在与国内“头部”会计所的竞争中，我们为了实现差异化发展选择“走出去”，建立利安达国际会计网络。在国际业务上，我们不与“四大”正面竞争，他们做审计等鉴证业务，我们就做财税咨询等非鉴证业务。在国内业务上，我们与“四大”的竞争策略也是避其锋芒、另辟蹊径。比如在审计业务领域，“四大”被市场认为是做得最好的，仍然是许多企业的首选，我觉得没有必要和他们正面抗衡。

2016年，由于我们担任审计的上市公司爆雷，利安达中国所被罚了几百万、暂停承接新证券业务资格近7个月。从此，我们更是壮士断腕，从降低执业风险的战略考虑，全面开启了多元化经营的差异化发展转型之路。转型的结果是，非鉴证业务的营收比重逐年上升，2020年度利安达中国所非鉴证类营收占比约30%，而利安达国际全球来自于会计、税务、咨询等非鉴证业务的贡献度已达总营收的65%左右。

客观说，在国际业务上，我们其实是做了“四大”不愿做也做不了的事情，比如，我们通过成立相应的专业机构，在咨询、税务、财务、商务、法律等非鉴证业务方面，为“走出去”的中资企业提供全方位、专业化的“保姆式”特色服务，解决了中资企业在国外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而在国内业务上，我们更注重实施多元化经营战略，比如破产事务（破产管理人、破产重整审计、破产清算审计）、司法鉴定业务、国企混改、海关等非鉴证业务已经走在了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前列。

为“走出去”中资企业提供特色服务

但对于“走出去”的中资企业而言，真正有动力、有需求、有困难的，并不是鉴证业务，而是非鉴证业务，这也是我们国际化的重点——在遵循独立性原则的基础上，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服务于中资企业。

《中国经营报》：对于“走出去”的中资企业来说，由于有独立性的要求，在审计业务和咨询业务上，会分别选择“四大”和本土化国际会计所吗？与“四大”相比，国内会计师事务所有哪些优势？

黄锦辉：一个企业“走出去”，需要两方面的服务：以审计为主的鉴证业务和以咨询、财税等为主的非鉴证业务。就审计等鉴证业务而言，“四大”基本垄断了央企国企、金融机构海外企业的相当大市场份额，而且“四大”具有的全球化技术优势、网络优势，也是我们短期内很难赶超的。

但对于“走出去”的中资企业而言，真正有需求、有困难的，并不是鉴证业务，而是非鉴证业务，这也是我们国际化的重点——在遵循独立性原则的基础上，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服务于中资企业。

为此，12年的“造船出海”国际化，我们已逐步形成和完善了一套“走出去”国际化的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即：“三大法宝、两项措施”。“三大法宝”即，“依托所在国的驻外使（领）馆经商参处和中资企业协会” “对海外成员所服务中资企业‘扶上马送一程’” “利用利安达海外成员所的当地资源，更好地为中资企业服务”。“两项措施”为 “在海外成员机构组建‘中国业务部’” “设立全球区域海外代表处”。

比如，与海外合伙人共同服务中资企业。

中资企业退税办不下来，挣的钱汇不到国内，怎么办？中资企业找到我们，我们牵头联合当地合伙人共同从专业角度合理、合规地帮助中资企业解决问题。其次，用当地资源解决中资企业面临的各种困难。目前，我们在全球设有47家海外成员机构和30家合作联盟。中资企业初到海外，人生地不熟，会面临很多诸如财税、法律、商务等多面的困难和问题。这些需求，就需要依托我们当地合伙人的属地人脉资源，帮助打通解决问题和困难的渠道，以更接地气、更安全地服务于中资企业。这些非鉴证业务，都是我们与“四大”相比所拥有的独特优势。

《中国经营报》：面对后疫情时代经济全球化萎缩、中美贸易摩擦等大环境，中资企业国际化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难题是什么？需要哪些支持？

黄锦辉：面对疫情冲击，利安达国际采取的措施是创新了“境内外联动”的服务策略。

首先，我们先在境内从企业集团总部入手，全面了解中资企业在海外的业务和机构布局，掌握中资企业的服务诉求，然后我们再尽一切可能提供针对性的服务方案。如果有我们的海外成员机构，就可以通过联合当地合伙人，直接为他们提供专业服务；而对于没有海外成员机构的业务需求，就会倒逼着我们逐步寻找和设立更多的海外成员机构。

其次，加入商会、协会也是我们拓展服务的一大渠道。近几年，我们先后加入了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会计学会、中非民间商会、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等，并成为其副会长或监事长单位。这些商会、协会为利安达国际带来了很多平台性资源，原来我们找客户是一家一家的找，现在是一批一批的找；以前是我们去找别人，现在是别人来找我们，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商会、协会的力量。

中国民族品牌会计所任重道远

我们目前排在全球第23位，要实现这一目标，意味着未来在世界排名中须进入到第10~15位之间，每前进一位都非常艰难。

《中国经营报》：打造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民族品牌，中国目前是否具备条件？

黄锦辉：我们的战略目标是，再过20年把利安达国际打造成为一流的中型国际会计网络。我们目前排在全球第23位，要实现这一目标，意味着未来在世界排名中须进入到第10-15位之间，每前进一位都非常艰难。

打造会计服务民族品牌，以中国目前的条件，我感觉尚不具备，这主要体现在观念、客户、资金、技术、市场以及人才等方方面面。第一，在认知观念上，人们往往认为“四大”做审计、咨询业务是最好的，如果中国人都普遍认为中资所逊色于外资所，那么要获得外国人的认可更不现实，民族品牌则无从谈起；第二，客户方面，央企、国企等大型企业，多为“四大”鉴证业务客户，而民族品牌首先应被中国企业高度认可才能谈及其他；第三，资金上，相较于“四大”，中资所普遍资金紧张，这直接导致其在技术投入、人才培养、业务拓展等诸多方面受限；第四，技术上，尽管中资所现在也有了机器人、审计软件等，但与“四大”相比还是较大的差距。尽管我们正在申请加入FOF（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论坛），也独立开发了审计软件(PRAUDIT)，但这也需要过程，很难一蹴而就；第五，市场上，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需要有中国特色的财税专业服务，而能够提供类似服务的中资所却很少，供需不平衡；第六，人才上，若想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仍需培养大批高端、跨境财税人才。

老板秘籍

利安达如何进行差异生存?

2016年，由于我们担任审计的上市，公司爆雷，利安达中国所被罚了几百万、暂停承接新证券业务资格近7个月。从此，我们更是壮士断腕，从降低执业风险的战略考虑，全面开启了多元化经营的差异化发展转型之路。转型的结果是，非鉴证业务的营收比重逐年上升，2020年度利安达中国所非鉴证类营收占比约30%，而利安达国际全球来自于会计、税务、咨询等非鉴证业务的贡献度已达总营收的65%左右。

客观说，在国际业务上，我们其实是做了“四大”不愿做也做不了的事情，比如，我们通过成立相应的专业机构，在咨询、税务、财务、商务、法律等非鉴证业务方面，为“走出去”的中资企业提供全方位、专业化的“保姆式”特色服务，解决了中资企业在国外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而在国内业务上，我们更注重实施多元化经营战略，比如破产事务(破产管理人、破产重整审计、破产清算审计)、司法鉴定业务、国企混改、海关等非鉴证业务已经走在了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前列。

目前打造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民族品牌是否具备条件?

打造会计服务民族品牌，以中国目前的条件，我感觉尚不具备，这主要体现在观念、客户、资金、技术、市场以及人才等方方面面。第一，在认知观念上，人们往往认为“四大”做审计、咨询业务是最好的，如果中国人都普遍认为中资所逊色于外资所，那么要获得外国人的认可更不现实，民族品牌则无从谈起;第二，客户方面，央企、国企等大型企业，多为“四大”鉴证业务客户，而民族品牌首先应被中国企业高度认可才能谈及其他;第三，资金上，相较于“四大”，中资所普遍资金紧张，这直接导致其在技术投入、人才培养、业务拓展等诸多方面受限;第四，技术上，尽管中资所现在也有了机器人、审计软件等，但与“四大”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尽管我们正在申请加入FOF，也独立开发了审计软件(PRAUDIT)，但这也需要过程，很难一蹴而就;第五，市场上，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需要有中国特色的财税专业服务，而能够提供类似服务的中资所却很少，供需不平衡;第六，人才上，若想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仍需培养大批高端、跨境财税人才。

被逼出来的国际化

在今年 2 月国际会计公报（IAB）发布的最新排名中，利安达国际位列 2021 年度全球国际会计公司第 23 位，居中资所前二。2020年，利安达国际营收 2.34 亿美元，较 2009 年初启动“造船出海”征程时的 0.562 亿美元翻了两番。12 年间，利安达国际在全球五大洲已经设有 47 家海外成员机构，并与全球 30 家境外咨询机构建立了合作联盟。

这些数字验证了利安达“造船出海”的明智，但在黄锦辉看来，当年的选择不过是为了“活下来”。

“混编出海”“借船出海”和“造船出海”是目前中国会计师事务所国际化的主要三种模式，前两者的主要开船者皆为国外会计所，而“造船出海”则主要由中资所亲自掌舵。

2007 年，身为民企的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在国内竞争中难与“四大”及国内头部会计所直面抗衡，而发起设立国际会计公司走国际化几乎是其唯一选择。此前，利安达已先后以“借船出海”的模式加入过 RSM（罗申美国际）和 BDO（德豪国际），而对于“坚决不服输，绝不走老路，即使摔得粉身碎骨，也要另辟蹊径弯道超车” 的黄锦辉而言，“造船出海”是必由之路。

黄锦辉是个擅长差异化生存的人，比起正面竞争，他更喜欢做有“门槛”的事儿，啃硬骨头。他带领利安达国际选择为“走出去” 的中资企业提供全方位、专业化的“保姆式”服务。小到考驾照、办工作证，大到退税、海外收入汇回国内……只要海外中资企业有需求，利安达国际都会竭尽全力为其提供服务。

黄锦辉有着极强的外交及渠道思维。他利用海外成员所的当地资源服务中资企业，与驻外使（领）馆保持友好关系，加入中非民间商会、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等各类可凝聚资源的商会、协会（学会）。

黄锦辉同样注重多元化经营。截至 2020 年底，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鉴证类业务的营收比重由 1999 年度的 90%以上降至目前的70%以下；而从 IAB 披露的利安达国际 2020 年度全球营收的构成来看，利安达国际非鉴证类业务的全球营收占比已达 65%左右。黄锦辉认为，多元化经营是未来趋势，“不能把业务都放在资本市场这个篮子里”。

文章选自《中国经营报》，2021年6月14日

CCG 图书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团 

● 作者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我向世界说中国》是由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和秘书长苗绿基于“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国对外叙事及话语权重塑”问题研究的重要成果，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据悉，该书讲述了全球化智库近年来立足芒克辩论会、慕尼黑安全会议、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论坛等知名国际舞台，与各国政商学界知名人士畅谈国际时局与未来趋势，回应各方对于中国的关切和质疑，诠释中国的发展模式，降低外界对中国的误解，通过多层次、多主体、多元化、多渠道国际交流及传播，以全球视野讲述时代中国，积极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生动故事。同时，本书立足国际形势变化和全球传播新格局，针对中国应当如何开展对外交流和传播工作、如何创新外宣方式讲好中国故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