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之常情，猜想无人提及的联想与柳传志_风闻

当下，关于联想与柳传志，网上有太多的说法。

并且，每一种说法都有自己的“证据”。

这里，我们也提出几种目前还没有人提及的说法——由人之常情去推论的说法。

一、联想的创立与人的私心。

关于联想为什么创立，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是：

计算所创办联想，既不是为了研发什么技术，也不是为了推广什么技术，更不是想要搞什么产业报国，仅仅只是想要给单位赚点外快而已。

对此，最直接的证据就是，联想都创立了，大家都还不知道该干什么才好！

最开始时，他们卖过旱冰鞋，也卖过电子表，甚至还摆摊卖过裤衩。后来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可以倒腾一批电视的发财“信息”，结果却由于前去办理业务人员的不谨慎被骗了十几万元。

那么，没有直接证据，但通过人之常情与间接证据可以推论的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是：计算所的主要领导与柳传志之所以要创立联想，除了公心之外，应该也有自己的私心——希望能够借用公家的资源给自己也赚点钱。

当时那个年代，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全社会所推崇的热点是“赚钱”，大部分人所羡慕并津津乐道的热点是下海赚钱的“能人”。

显然，柳传志与曾所长都不是道德上的圣人。而他们当时的职位与年龄，也决定了他们在仕途上已经不可能再有更大的发展。所以，追求“赚钱”对于他们个人而言，也是无可非议的人之常情。

同时，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一个单位办“三产”，除了是想要解决富余人员问题和给公家赚外快之外。对于拍板决策的领导们而言，想要弄点小金库或费用报销渠道，甚至是通过挂职给自己个人赚点钱，也都是正常操作。

关于这个推论，除了这是当时许多单位办“三产”的真实情况之外，我们至少可以找到三个间接证据：

一是，联想创立时，柳传志原本已经从计算所高升到中科院人事局工作了，但是却又“下海”参加了联想的创建——显然，柳传志参与这件事，应该不是组织上的任务安排，而是自己主动的个人选择。

为什么，柳传志会选择从人事局“下海”与计算所一起搞“三产”呢？

原因，肯定不是为了体制内的职位升迁。因为，这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现实。

当然，也肯定不是因为柳传志有多爱国，想要搞产业报国。因为，当时他们连干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唯一可以让人信服的解释，就是柳传志想要赚钱，或者是想要通过赚钱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仕途一眼见顶，科研已经荒废，所以选择成为能够赚钱的“成功”人士。

二是，联想创立时，计算所当时的所长的确是在公司中挂职了。

笔者不知道，曾所长当时是否在联想中也拿着一份工资或补助、福利什么的。但通常情况下，是可以拿的。至少，是可以把自己的一些不好或不愿在单位报销的费用，拿到公司去报销的。

并且，在后来的“分红权”与“分房”等事情上，也的确是有曾所长那一份的。

三是，联想创立时，是有公家与个人之间的分红约定的。

关于这一点，在写联想的文章与书籍中，许多都是有描述的。

如果，当时参加联想创立的这些人没有给自己赚钱的想法，为什么要和单位做这个约定？

当然，这个约定也为后面的“分红权”事件埋下了伏笔——大家虽然与单位约定了赚钱之后如何分红，可当时因为赚来的钱需要再投入继续赚钱，所以一开始时就没有分。结果，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是，后来一不小心发展的太大了，赚的钱太多了，想分也不敢分了，毕竟这种约定是无法摆到台面上的。而白做贡献不分钱，又实在是不甘心，所以最后就有了可以摆在台面上的要“分红权”事件。

二、柳传志的“霸道”与联想的做大和倪光南的离开。

联想为什么能从创立时的20万元，一步步发展壮大，成为今天的世界500强？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找出各种主客观原因。但笔者认为，其核心原因，在于柳传志的“霸道”。

因为，从一个不是客观规律的规律看，在当时那个年代，能够发展得好的国有企业，几乎都有一个“霸道”的领导——这个规律放到现在，放到民营企业中，也同样具有很大的普遍性。

有人认为，联想能发展壮大，核心原因在于中科院的牌子等客观资源。但，如果把这个原因横向对比一下，就发现这只能是原因之一，而不是核心原因。因为，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客观资源和联想差不多甚至是更好，可却没有联想发展得好的国有企业有很多。

也有人认为，联想能发展壮大，核心原因在倪光南院士。诚然，倪光南对于联想的早期发展，贡献是巨大的。但一个明确的事实是，当倪光南离开之后，联想并没有倒闭，也没有停滞不前，而是在柳传志的掌舵下实现了继续发展——当然，你可以认为，如果倪光南掌舵，联想的发展会更好。但，我们这里讨论的是现实中的今天的联想，而不是讨论的假设中的那个更好的联想。

关于柳传志的“霸道”，从目前的网上信息看，我们至少可以找到四个间接证据。

第一，在《倪光南传》中对于柳传志的描述，有“听多数人意见，和少数人商量，最后一个人说了算”的侧面描写。这，就是典型的“霸道”作风。

第二，在李肃先生评陶勇先生写的关于联想的文章的视频中，指出了柳传志在联想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大搞排除异己并大权独揽。这，同样也是典型的“霸道”作风。

第三，在柳传志的采访视频中，其也坦诚曾经的自己是脾气很大爱骂人的。并且，早些年就有网传消息，说联想开会什么的都非常讲“排场和规矩”。这，其实也是“霸道”的表现形式之一。

第四，从柳传志的用人上，我们不难发现，其用人的最重要标准之一，就是“听话”。这，更是一种“霸道”理念的体现。

既然，柳传志是一个如此“霸道”之人。那么，当然其就绝对容不下持不同意见并执着告状的倪光南。

并且，在“分红权”变“股权”之前，把倪光南彻底清除出联想，避免其成为有话语权的“股东”，也就是正常选择。

三、国有企业的“59岁”现象与联想的股权变化。

如果是年岁稍长一些，且关注企业管理的人，大都应该知道“59岁”现象——不知道的可以去网上查，这里就不啰嗦了。

这种“59岁”现象，在本质上其实就是一把手对于“失去”的一种不甘心，算是一种“不正常”的人之常情。否则，也就不会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而联想的股权变化，从香港联想的设立，到2009年泛海的入股及后来的各种骚操作。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摆到台面上的各种客观理由。另一方面，从人之常情去推论，在某种程度上应该也在于柳传志担心与不甘心“失去”对联想的控制。

这种担心与不甘心的产生，应该既有年龄、国家政策、社会氛围等客观原因，也应该有柳传志个人的主观原因——控制欲强的性格与“资本家之道”的“三观”，及对于付出与得到之间是否公平合理的个人认知。

总而言之，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联想股权变迁史，应该不仅仅是国家政策与企业发展和利益分配等因素在推动，其中柳传志想要实现其个人对联想的“终生实际控制”可能才是真正的主导因素。

关于这一点，虽然永远也不可能有任何直接证据，但可供推论的间接证据，我们随便都可以列出一大堆。

比如，据说“国有民营”这个概念就是柳传志提出来的。这个概念的核心，其实就是企业的“控制权”问题。而联想的“民营”，其实质就是柳传志的实际控制。

比如，柳传志在公开采访中就曾经说过，要把联想做成“不是家族企业的家族企业”。这个说法，一方面可以解释为给员工股份，从而让员工真正把企业当成自己家的一样去经营管理。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家族企业就是家长说了算。

比如，联想的关键管理人员都是柳传志可以“控制”的人员。并且，就算是柳传志都“退休”了，当联想遇到危机时，他依然可以“复出”力挽狂澜。也就是说，柳传志的所谓“退休”，其实是一种“退而不休”，联想其实一直都在其“实际控制”之下。

比如，联想为什么要设立香港联想公司，并且在股权上是联想与港商和中技转公司“三三制”持股？这除了台面上的理由，是不是也是一种“预防与摆脱”中科院“控制”的有意设计？毕竟当时在香港能实现按股份“说话”，并且港商是听柳传志话的，而中技转公司则是柳传志父亲控制的。

比如，在后来的香港联想增资中，为什么柳传志要借钱给港商增资，而不差钱的中技转公司却没有增资？这除了台面上的理由，有没有柳传志父亲已经离开中技转公司，这会导致柳传志的“控制”被影响或削弱的原因？

比如，当香港联想的经营与股价岌岌可危时，为什么柳传志选择把北京联想的优质资产注入其中的办法来解救？这除了台面上的理由，有没有柳传志对港商的失控与失望，并顺水推舟进一步削弱中科院对联想资产“控制权”的想法？

比如，为什么2009年中科院减持联想股份，所要求的转让条件如此特殊，颇有“萝卜招聘”之嫌？而接手股份的泛海，为什么在之后与柳传志等人之间，又搞了一系列堪称“骚操作”的股份挪移？这除了台面上的理由，是不是又是柳传志对于“控制”的再次顺水推舟式的谋划与安排？

总而言之，纵观联想的股权变迁史，尽管有台面上的种种客观理由。但其中，却又充满了种种“蹊跷”之处，让人不得不以最恶意的揣测，去怀疑这种变迁其实也是在围绕着“控制权”而展开。

最后，声明一下：

探讨这个问题，只为分析具体问题，不代表笔者认为柳传志对于控制权的在意，是对，还是错。

联想在股权变迁过程中，有什么问题是历史问题，有什么问题是否涉及违法犯罪，笔者不是知情人，也没有证据，更不是此类问题的专家。故，不以公开的形式妄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