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城市西安，该反思教训了_风闻

文 | 新华门的卡夫卡

自德尔塔型变异毒株传入我国以来，实际上我国的疫情防控形势异常严峻，特别是在近日，随着冬季低气温的加持，德尔塔型变异毒株已经完全显现出其威力。自十二月以来，已经在浙江省多地、陕西西安和河南省多地先后多轮次爆发疫情，有的甚至无从追溯传播链。

由于近期笔者一直身处本轮疫情最严重的西安市，作为疫情发散和抗疫治理流程的实地目击者，笔者想着以西安市的治理实情来谈谈疫情的防与控的过程。

精准防控为什么流于形式

我们先追溯疫情扩散和动员抗疫的时间线。

根据目前的疾控中心信息和新闻发布披露，西安市的疫情由12月4日一架航班代码为PK854的巴基斯坦航班输入，至12月9日由重点行业定期筛查发现首例病例，封闭隔离的瑾程酒店一名专班工作人员7日定期核酸采样检出阳性。流调发现，该人曾负责到已确诊病例的隔离房间进行消杀。据其自述，4日接机时他的防护服破了两个洞，快结束的时候才发现。随后，与向某同房间居住的另一名工作人员单人单间隔离，最初连续5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至13日采样检测为阳性，确诊（轻型）。由于隔离酒店工作人员完全封闭管理，这组本土传播链只感染了两人。

之后出现的是长安大学传播链，零号病人感染原因未知，由12月14日开始出现零星新增，但一直无法有效溯源，归并传染链之间的逻辑关系。在多方寻找传播链失败的情况下，当地政府于12月18日决定封闭雁塔区的大部，随后又在压力和精准防控的要求下停止区域封控，只遗留了全市开展核酸检测和要求，随后几日的日新增病例曲线大幅度上扬。

至12月22日下午，经过研判决定于次日零时启动全城的事实封锁，在起初几天封锁尺度不严，市民可每户两日出去一人采购物资，有工作证明则可正常上下班。在12月27日封控再度加码，升级为全部居家隔离。嗣后，自元月1日起又将部分封控区小区整体转运集中隔离。至元月5日，日新增病例数大幅下降至35例。

追溯时间线，笔者认为可以这样说，即从疫情发现的开始每一步都未能实现精准防控的目标。其实，在近期的疫情的防控中，诸多地方都是在未溯源的情况下即进行了范围较大的封控。笔者注意到，已经有许多人在讨论称，以上海为代表的精准防控已经做到了优秀的示范，怎么许多地方，尤其本轮疫情最严重的陕西西安，连“抄作业”都不会。那么，俗称的“抄作业”，这个直接的政策迁移过程为什么失败了？

这就需要从上海的作业说起。笔者注意到，包括自己在内的人，在探讨精准防控时，着重关注的点在于流调。从流调上来说，的确以京沪为代表的一线城市，因具有钞能力而在流调方面具有超能力。之前有一些论调，所谓“江西铅山的红灯和迪士尼的烟花”等盲目吹捧，沉思录已做过批判。

所谓的流调，即流行病学调查，是通过还原病毒携带者的时空轨迹，进而对所涉及的场所、群体采取适当的免疫和隔离措施。由于现代社会的节奏快、流转强度高，且因新冠病毒尤其是德尔塔变异株的超强传染能力，对风险群体已经划分为“A、B、C”三类群体，A类是确定的携带者，B类是A类的密切接触者，C类是B类的密切接触者。可以看到，对病毒的行程和轨迹进行彻底还原，是具有较高技术难度的事情。

因此，流调人员必须具备公共卫生的科学知识和素养。笔者检索了相关信息发现，**截至本轮疫情爆发期，西安市专业流调队伍有300人，截至2021年夏天“521”疫情爆发，深圳市具有专业队员530人，而截至2021年1月，上海具有一支3100多人的专业流调队伍。**同时，上海的流调是由多所大学的公共卫生专家牵头组织的，许多人根本就是流调SOP的设计者。这种能力的差异，让以精准流调难以迁移。

但流调其实并非“精准防控”成功的核心秘密。许多对精准防控的质疑也集中在流调方面，因为流调再强大，是一种还原论的哲学观，实际上并不能完全复原场景。而从上海等地的经济和社会运行逻辑来说，单一存在的病例并无意义，需要担忧的是疫情发散。那么，如何防止发散呢？早发现、早隔离。

上海采用了罗织密集网络来“消除战争迷雾”。强制包括教师、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以及重点行业包括医护、口岸和跨境商务、保洁保安、物流等，借助上海发达的医疗资源和诊疗体系，通过高频次核酸检测编起来罗网，确保即便有流调漏网之鱼，也只能传播在极小的范围。其日常检测规模达周检400万人次，单日可检91万管，相形之下，西安已集中了几乎全陕西经过三次动员后的检测能力，疫情爆发期间是单日160万管。

这样规模的网络，无异于在社会群体中实现了“插眼”这种操作。在社会经济层面上实现了等效普筛。这也就是新冠疫情升级至德尔塔变异后，上海仅仅只是频繁爆出小规模疫情和无症状携带者，却从未发生大规模疫情的原因。据笔者了解，在经过去年夏天抗击德尔塔的抗疫过程后，至少深圳已平移了上海的罗网插眼式预防机制。这种机制，或许可以总结为“外松内紧”，相形之下，西安方面除率先创设“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随后发生全国性政策迁移之外，日常仅能组织包括医护、口岸、跨境商务、部分市属国有企业等重点行业和公安等部分公务员群体进行高频次检测。相比来说，这是一种“外紧内松”的机制。

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溯源失败，上海太平无事，而西安的“精准防控”却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

精准防控与基层治理

本次疫情防控与抗疫的治理过程，网民除了喜爱“懒政”“一刀切”外还喜欢另一个词儿，“拉胯”。笔者对此不做评价。但与其说西安是面对疫情“拉胯”，不如说实际上是基层治理平时就“拉胯”。这拉胯是多种多样的。

拉胯在日常中就有所表现，但在疫情和情绪憋闷的交织下，就得爆发出来。如同笔者所熟悉几位基层干部所说的那样，**“这样的问题我们一直都知道，但是一直解决不了”。**无论城中村的治理还是私立医院的管理，都是格外牵扯治理体系精力的事项。与其说是没管好高新医院的拉胯，不如探讨西安市的城市门面——西安高新区三十多年一直没有公立医院的拉胯。在动员抗疫之后，整个治理体系本身就处于精力严重不足的情形，如此便更显“拉胯”。

以买菜问题为例，宣布封城伊始，政府方面宣称“物资储备充足，不要抢购”，随后的政策是“每户两天一人出街买菜”；但随后因应疫情形势的变化，封锁政策骤然收紧，产生了群众买菜难问题。在地政府的回应，则一律是“物资储备充足”、“XXX从何处支援西安XXX物资”，这是驴头不对马嘴的回应，自然对群众无法产生正面作用。在集中住宿的京东物流有15名快递员感染的恶劣情况发生后，全市被迫物流“全停”从而分割为彼此不再联系的孤岛，甚至组织上更多的也是依靠就地招募的社区党员。从而最终逼的自己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空前的技术难题，“在两到三天内为1300万人口解决配给制体系”。

在笔者看来，封城时在地政府应在准确评估常住人口规模、物资消耗速率和储备后，对两天出去一个人买菜的行为，进行指导。笔者在封锁后，利用采购的机会储备了较为充足的物资，因此对封锁收紧后市民困于吃喝感到困惑。经询问，有许多市民抱怨，原先以为每两天就能去买就没有多买，怕浪费。这充分说明，如果政府不能有效指导特殊时期行为准则，则必然在“丝毫不屯、坐等政府投喂”和“囤积过多造成普遍性物资短缺”之间来回摇摆。

再譬如说，前期防控疫情和后期动员抗疫中，明显的治理短板城中村没有得到有效重视，主政者采取了鸵鸟式的策略而非主动积极的化解问题（或许是因为短期解决不了就干脆摆烂），完全借助城中村的“本村二混子”执行防疫政策。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所出现的一种独有现象。随着城市蔓延，新增建成区将原有的郊区农村土地逐步占用，将郊区农村包裹在其中。和城市新建城区不同，城中村继承了原有的村社群体和组织结构。因此我国大中城市城中村的治理，一直是令人头痛的难题。本次爆发的疫情中，最严重的就是城中村，摸清疫情底数的过程惊心动魄。

解决不了的原因，恐怕是多种多样的，但无论是什么，都是治理缺失的问题，都是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的堵点。

首要的一点，是搞不清对象。要更多的关注基层的实际运行中的困难。组织是来源于生活和来源于市民的，因此其实大多数时候，基层的诉求与市民的诉求本质上是一体两面。许多问题基层困顿其中而群众实际上也困于其中。我们说公共行政的措施和决策要贴合基层的实际治理能力，基层治理能力做不到的事情，不能假装可以做到。面对现实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如同某位辅导员老师，说什么“非必要不亮码”，却不认真解决性能的并发问题，最终自己被问题解决了。

其次，需要知己。不了解实情也无法准确自身定位，导致了政府在回应民众诉求的过程中进退失据。譬如某些行政区陷入了“发菜”的攀比，和外省比，和其他城区比，反而影响了抗疫这一主要矛盾。

再次，更进一步的矛盾，是不知彼。无法搞清楚行政能力和公共服务的边界。在居家隔离因社区传播变为集中隔离后，为满足集中隔离的场所需求，在地政府紧急建设了一批隔离场所。然而，缺乏公共服务的边界，没有采取清单模式，基层在满足公众需求时处于极为被动的情况。许多室内设施建设堪称精美，又是壁挂锅炉又是零食又是全友家具，过度用力之下却在一些零碎用品等其他部分缺乏考虑。说到底，要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而不是“自出机杼”。

其四，由于条块分割和行政发包，在关键时刻极容易形成“三不管”进而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无论是西安航空学院变成高风险地区，还是潘家庄等城中村的疫情，大多数问题深究之下是条块分割所导致的信息不畅、政令不畅和执行偏差。进一步的包括舆情的处理，既不能科学的发布引导和指导信息，也不能正确回应市民疑虑和焦虑，就连造谣引发的舆情也无法有效处理，这与条块分割是息息相关。

最后，则是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疫情的防控过程中，各个城区对政令的执行效力、执行效率存在差别。老城区市民配合度高一些，新建成区硬件条件好一些工作方便，而城中村则各方面条件都差一些。这就需要更高层级来加大统筹力度，确保执行，毕竟市域、国家都是一个整体。而最终，防疫指挥部是通过给17个城中村挨个空降担任过地方主官的厅级干部来解决问题的。

笔者也和一些身处公共部门的朋友和同学讨论过。临近年关，社会情绪追求安定，但意外而来的疫情黑天鹅是反人性的。在这个时候，公共部门如果缺乏担当去躺平或者诉苦，不但起不到寻求理解和共情共鸣，反而会激起舆论的普遍反感。尤其是当下的社会运转节奏快，生活强度大，目前抗疫进行了两年，犹如进行了一场长时间的中等强度的战争，社会在这种管制之下早已疲倦不堪，局部的错误极有可能变成全局性的否定与批判。整个治理体系对此应有充足的认知。

截止到目前来看近二十天的历程，毋庸置疑有全运会后的社会整体疲沓因素。但所有的乱象，无论是老城区治理失能、城中村失管漏管、交界地带推诿扯皮、各个医院不履行职责反而想办法把病人往外推，则是固有问题的集中暴露。但类似性质的问题不仅仅限于西安，而是类似处境的、在短期内极速扩展和建设后的城市的通病。

可以说是从硬件上来看，似乎已经摸到了一线城市的规模和标准，然而硬件条件和基础建设可以短期内建起来，更为复杂的公共服务体系和更加抽象的精神文明则是短期内现代化不了的。

自2016年开始抢人大战后，西安市由一座常住人口八百万的城市到如今已经变成了1300万人的城市。然而因应人口膨胀而必须着力建设的教育、医疗、养老、基础设施维护等公共服务体系呢？抢人大战的领导拍拍屁股走了，至于学位和医院床位什么的留给后任吧。后任盖好了学校和十四运，至于投资医院、梳理解决治理体系中的拥堵和本位主义思想，就留给了现在。

如今，我国在多年高速发展之后，社会面临的问题愈发复杂，必须不断摸索新型的社会治理方法。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绝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和方法。如果只是简单地以“懒政”、“一刀切”“不作为”来总结疫情防控特别是应急防控下社会治理的乱象，容易落入口号回应口号，无法概括复杂的治理水平落后问题。

随着疫情隐去，时间流逝，舆论终将平息远去、但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道路，任重道远。因此，归于平常看似是网红城市的宿命，如今也到了西安。网红的打造来得容易，而如何实践现代化治理、超越旧有社会秩序与社会关系，塑造新的治理范式，更为繁杂而艰难，需要付出一代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