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 | 道路的选择——美国媒体视野中的社会主义在华早期传播 （下）_风闻

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

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另一方面表现是工人运动的发展。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讨论道，虽然杜威在五四时期认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没有立足之处，然而他充分地意识到，由于缺乏劳工保障的法律，中国是剥削者的天堂。中国还处于工业革命的最初阶段，如果中国不愿重蹈其他国家的覆辙，希望避免劳资关系产生的各种罪恶，防止劳工的低薪以及对童工、女工的压迫等，如果中国想从其他国家19世纪的经历中获取教训，中国就必须对这些问题先有准备。因此，杜威和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如孙中山、梁启超、陈独秀等一样，认为中国必须要防范将来的社会革命。当时杜威的追随者、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都攻击儒家和中国的旧传统，而马克思主义者把矛头对准帝国主义。当时西方对于布尔什维克将怎样改变中国，还不是很清楚。1920年罗素在中国的演讲还公开地支持某些共产主义的理想，称赞苏俄革命以后的成功，认为其实现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平等。他的结论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应该协助苏俄维持共产主义制度，每一个文明国家“都应该试验一下这种卓越的新主义”。

1921年11月5日纽约的《文摘》（Literary [NY] Digest）发表《中国劳工组织起来》（Chinese Labor Organizing）一文，反映了国际舆论开始注意到中国工人的团结和保卫他们自己利益的趋向。但有些西方观察者担心，中国工人太热衷于自己的利益，而忽视了“对他们雇主情况的考虑”。他们担忧，中国大城市的劳工运动，“注定要成为远东最大的问题之一”，香港和广州的劳工开始像欧洲的工人那样组织起来。一份香港的报告指出，近期最值得注意的便是劳工群体的快速增长，他们“效仿西方工会的运营模式和组织方式”。幸运的是，多数罢工最后能圆满解决，并最终提高了工人的工资，有些还减少了工人的工作时间。香港的工人组织也得到高度发展，以至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成功取得对所有工人的控制”。

1922年7月1日《生活时代》杂志发表劳得尼·吉尔伯特（Rodney Gilbert） 的文章《中国的新劳工运动》（China’s New Labor Movement），报道了广州劳工的游行：在旗帜、标语后面的游行队伍达一两公里长，劳工们都衣着简陋，因为体面的服装“对于每日只挣20文的他们来说并非易事”，队伍中没有一个人穿着袜子，游行者都穿着常见的苦力或劳工的服装——一件棉袄和一条棉裤。队伍中有巨大的横幅，要求选票、要求权利。广州人对这种场面已经见惯不惊，据运动组织者称，整个城市三分之一的人参加过这类示威游行，表达他们的诉求。另外三分之二的人还在观望之中。

这场工人运动是为了争取能够生存的薪水，这是他们“面对饥饿和灭亡的唯一可行的选择”。显然，运动的方法、形式“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在社会的剧变之中，他们“吸收了西方语言”和“外国精神”，有了新的“政治武器”。但是这也让“外国旁观者”忧心忡忡，他们“强烈地渴望知道是谁，是什么激发了这场运动”。劳工组织的报纸翻译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相当数量的这类文字传播开来，有些语言非常激进。

吉尔伯特自己也想对工运的组织者有所了解，于是采访了一个工运组织者谢先生。谢先生告诉他，自己是议员并在政府中担任职务。他坚持无论是他的组织，还是参加运动的其他劳工，“都不曾受到政治上的煽动”。他1915年出国后，开始对社会主义产生兴趣，并在纽约加入了社会党，他称那是美国式的社会党（Socialist

Party），而非共产党，是为了帮助工人改善他们的物质条件，提高他们的教育程度，宣传社会主义学说。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知识，“远不止停留在表面”。谢先生说他自己被认为是劳工组织的激进派，他的追随者都是激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恋爱自由者，年轻人受到这些思潮的影响。然而，也有人谴责工运领袖是“胆小的投机分子”，中国目前“没有开展工运的土壤”。他们断言，现在中国还是农耕社会而非工业社会，当克伦斯基被推翻时，俄国也并没有大量的无产阶级，而且俄国也不是“一个应用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理想的地方”。在这派人看来，不仅当时的中国不适合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甚至俄国革命也不存在坚实的无产阶级基础。

这篇报道还透露，当时广州的劳工协会已超过两百个，散布于各行各业，例如在木匠和木工业中，便分成了建筑木匠协会、木雕协会、家具制作协会等。广东省的其他城市和香港都有相关的协会，成百上千的工人加入其中，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他们缴纳会费，以便为大型罢工积累资金，同样也可以起到政治、救济的目的。广州和香港从去年开始罢工“就像流行的传染病一样”，如果不想让它失去控制，就必须“理智地引导它”。同时人们也倾向于相信，无论运动的趋势如何，都有教育的价值；如果能很好地引导，它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比现在学生运动“向人们传递健全的民主思想的更好的途径”。

显然，1920年代的中国工人运动，并没有按照吉尔伯特所期望的那种趋势发展，而是变得如火如荼，越来越激进。到1925年，中国工运空前高涨，该年6月4日《华盛顿邮报》发表《骚乱继续，罢工造成上海食品短缺》（Strikes Cut Food Supply in Shanghai as Riots Continue），报道了上海超过15万工人参加罢工，整个城市几乎陷入瘫痪状态。在沪的外国人行动起来，以保证食物供应和电话、电灯、电力等重要行业的运行。但有消息称，“排外的情绪迅速传播”，上海的外交官十分关切外国人和在内地的传教士的安危。北洋政府的态度使在京的外交使团觉得政府支持罢工，“以及联合所有的政治派别抵制外国人”。报道称，骚乱造成21人死亡，约百人受伤。这个报道应该是指五卅惨案引起的大罢工。西方人似乎对北洋政府多有抱怨，认为政府对运动压制不力，甚至怀疑政府在幕后支持，这当然是完全没有依据的。实际上，在这次大罢工中，中国共产党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

同年9月25日，《密勒氏评论报》发表《罢工是经济问题还是布尔什维克问题？》（Is the Labor Strike Economic or Bolshevik?）。文章指出，挣微薄工资的中国劳工，“被认为是这个世界上最爱好和平、最温和的人”。当前中国大规模的工人罢工被大多数人“视为爱国运动”，但另一方面，罢工的信息在外国“作为反外情绪被广泛传播”，要不就是“被当作布尔什维克的煽动”。这些带有偏见的看法，促成了当前存在于中国的“两股相反势力的斗争”。中国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家，依靠土地养育她日益增长的巨大人口。现代工业直到20世纪才被引进，如果没有现代集中的工业，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就不可能产生。目前拥有最多劳工的行业有纺织、烟草、印刷、丝绸、铁路和船运等。文章认为，中国第一次全国性大罢工发生在1918年，是一场抵制日本侵略的纯粹的爱国运动，但只维持了几天；第二次是1921年香港的海员罢工，持续了49天，并以实现罢工者所要求的加薪而落幕。

这篇报道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工人骚乱”最开始出现在上海的日资棉纺厂，原因是厂方残酷对待工人，这显然是指五卅惨案。骚乱平息后不久，另一起类似的罢工在青岛的日资棉纺工厂发生，参加者上万，持续了三周。随后罢工又转向上海的日资棉纺厂。这些事件刚开始的时候当然是劳工问题，但不久之后，“布尔什维克因素加入进来，这些因素不仅改变了罢工的规模和组织，而且鼓励把罢工扩散到其他工厂”。五卅事件也许可被看作一个象征，劳工只有一个选择，即联合起来对抗外国的和中国的资本家。最开始，这只是一个“单纯的爱国运动，整个国家至少在表面上支持它的原则”。但是事件的趋向“慢慢从外资企业转变到华资企业”，与此相伴随的是各种劳工组织的组建。目前差不多每一个雇工超过百人的工厂都有一个工会，并且工会通过各种努力让工厂主认可其存在。

文章指出，罢工对工厂主最直接的影响是财产的损失，以及工人从10%到20%的工资增长。但是一些“更严重或更隐蔽的情况可能会跟随罢工的发生”，对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影响。罢工对工人自己来说，是“争取提高待遇的斗争”；对一般中国人来说，是一场纯粹的爱国运动；对资本主义经济来说，“意味着布尔什维克的到来”；对一般外国人来说，“意味着排外情绪”。罢工对不同行业的影响也不同，其中船运业受到的影响最严重；在烟草工厂中，英美烟草公司作为老牌大公司，产品卖到中国每一个角落，价格上涨也只对瘾君子有影响；华资和外资印刷工厂，因为没有来自外部的直接竞争，也都受损不大。遭受损失较大的是棉纺和缫丝业，这些行业都遭遇了来自国外的激烈竞争。棉纺业是那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工业之一，工人数量超过其他行业，总人数约20万。在这些企业中，日资企业约占45%，英资约10%，剩下的才是华资。中国劳工的“报酬和工作效率也许是世界上最低的”，因为妇女和小孩占据全部劳工人数的70%。

这篇文章指出，劳工并不是商品，但在中国的所有外国人的企业中，“劳工确实是一件商品”。许多中国资本家也仍然相信，这种“商品”的价格完全由供求关系决定。在中国，由于人口众多，这种“商品”的供应大大超过需求，因此工人要十分幸运才能得到一份工作，哪怕付给他们的工钱非常少。在华资工厂，有两类不同报酬的工人：劳工和工头。前者无论多忠诚、多优秀、多聪明，也不可能被提升到后者的地位；后者可能对业务一无所知，却有监督前者的绝对权力。在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这样的区分更为明显，高工资、好待遇以及各种获得外快的机会，实际上总是给了外国人。作为不平等条约的结果，中国没有保护性的关税，不能通过关税手段来保护“弱小的民族工业”。“一战”后棉纺织业的意外繁荣，导致大量投资进入这个行业，资本和新厂都趋于饱和。

从劳工的角度来看，罢工的参加者真正想要的是增加工资。文章指出，当时流行的布尔什维主义、爱国主义、排外主义，或其他任何主义，对他们都“没有多少意义”。当他们将自己的薪水和西方国家工人比较时，他们便感到十分愤慨。西方观察者注意到，中国劳工正在发生变化，老规矩、旧道德的自我约束，“都已经不见了”。过去他们接受了资本家给予的微薄工资，现在他们要求提高待遇，“对资本家的憎恨刻印在他们的思想中，这也许会引发这片土地上对立双方持续的冲突”。通过罢工实现工资增长是一种新的想法，“也是一种有效的武器”。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报酬“是世界上最低的”，想增加收入，提升生活质量，“新潮流进入他们头脑中太突然太快”。

另一方面，文章也从企业主和行业的角度来看待工运问题，认为罢工对于中国工业来说“弊大于利”。事实上，中国所有的工业都处于发展初期，因为没有保护性关税，工资增长便意味着“产品成本的增加”，而在与外国产品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工人必须接受技术训练、科学教育、安全保护。同时，企业管理者必须学习现代经营方法，以便指导工人做好工作。不过，这一切在几天或几个月之内是无法完成的，这些都需要投资和增加成本，现在人们不得不为中国制造的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

这篇报道也看到，中国的罢工“是自然而然发生的结果”。当前罢工的种子“早已在数年前就种下了”，与中国内部和外部因素都有关。生活的成本一直在增加，工人不得不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所以，“无论是否有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工人罢工都是正常的”。某些外国公司出售价值上百万元的军火给军阀，官僚贪污腐败，还有传闻官吏把上百万元存入外国银行，而不愿用他们的财富发展国内工业，那么人们为什么要指责那些又穷、收入又低的工人仅仅为了每天增加五分钱而进行的斗争呢？中国人开始思考怎样才能成功，他们必须解决怎样生产比进口的更便宜的商品的问题。日本的棉纺厂从中国购入原棉，纺成纱或织成布，然后出口成品卖给中国。但是中国棉花产区的棉纺厂却无法与之竞争，因为中国工厂的效率低下。虽然中国的资本家很熟悉中国的做事方式以及市场情形，但他们不怎么懂得提高效率。中国需要一次经济大调整，等罢工平息之后，工厂会提高效率，建立更多的大工业，使中国成为“更繁荣的工业国家”。

上面这篇文章对中国的劳工问题有比较深刻的反思和分析，它站在不同角度进行观察，既从劳工的角度，也从企业的角度来解读。它不像有的文章仅仅把劳工运动看作布尔什维克鼓动和组织的结果，而是看到了这种运动在中国出现的内在逻辑和合理性；不仅看到了劳工组织罢工的必要性，以及批判和谴责现行的雇佣制度和工厂管理制度，而且还提出建设性的方案。也就是说，不能仅仅去砸烂旧制度，而应同时考虑怎样改革才能真正建立合理的劳资关系和促进中国工业的发展。

结论：中国社会的剧变是不可避免的

总体而言，1920年代美国媒体对社会主义（按照它们当时的用词是“布尔什维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日益扩大是深感忧虑的。它们几乎都认为，当时的中国不能走太激进的道路，无论是对政府的改造，还是处理国际问题，都应该稳妥地进行。令美国观察家们感到沮丧的是，布尔什维克成功地把中国民众的注意点转向了反对西方和帝国主义，推动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那么，考察西方观察者对社会主义在中国兴起的认识，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看到了中国问题的实质，而在怎样的程度上存在着判断失误？其错误判断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对我们今天认识历史有何启示呢？

第一，美国媒体虽然认识到巴黎和会的消极影响，但是没有正确估计其对中国的伤害程度。事实上，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给近代中国人民带来了深深的伤害。巴黎和会之后，中国人对西方的幻想破灭，西方自由主义在中国衰落而苏俄布尔什维主义流行。这种情形的出现固然原因很多，但巴黎和会是一个转折点，这是当时西方和中国知识分子都已经清楚意识到的，随后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人会经常联想到1919年巴黎和会上所受到的创痛，这使得美国在与苏俄的舆论战中处于下风。显然，美国已经无力阻止中国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工人运动逐步走向布尔什维主义的方向。

**第二，布尔什维克的宣传策略是非常成功的，因为民族主义的兴起，中国民众很快把矛头对准了西方帝国主义。**沙俄在中国攫取的特权和对中国的暴行，随着沙俄政权的倒台，很少再被中国人所注意，而英美等西方列强还得继续为它们损害中国的行为付出代价。

**第三，关于如何对待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虽然美国媒体对此有许多讨论，但是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并没有积极作为。**美国在策略上犯了极大的错误。威尔逊竭力让国会批准《凡尔赛和约》，苏俄则对反帝的潜在力量有更深的了解。《加拉罕宣言》使苏俄共产党取得了反帝运动的领导权，而美国却因为《凡尔赛和约》失去了对重建世界秩序的领导。共产党的势力在民族主义运动的过程中，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功。

**第四，美国的观察家对中国农村的阶级矛盾估计不足，认为中国农村不具备发生革命的条件。**虽然不能否认，中国各地农村的区别是非常大的，阶级状况和经济发展程度不一样，农民和地主的矛盾也有所不同。但是美国人没有充分意识到，一些农村地区的阶级矛盾在激化，农村中存在着强烈的求变的诉求和动力，这也是共产主义革命能够在中国农村发动起来、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最后成功的基础。

美国观察家对中国的未来道路发生误判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几乎都认为，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需要的不再是政治革命，而是深刻的社会改革。他们不赞成任何可能造成内战和流血的动荡。应该说他们的初衷是可以理解的，考虑到了中国人民的利益。还有一些美国观察家坚信，中国自身有着使自己强大的动力和思想资源，如戴利所说的“使中国变得伟大的经验”，而不应该去采用一个来自外国的政治学说。的确，今天中国不断强调要根据自己的国情，要珍惜自身的传统，不能照搬外国理论。但是，如果从1920年代的中国来看，这种看法无疑是过于保守了。“五四”的先驱者正是因为看到了传统不能拯救中国，才向传统发动了猛烈的抨击，才提出中国需要“德先生”和“赛先生”。因此，我们评价历史，也必须持历史的眼光，了解到时代不同、诉求不同，甚至正确错误的标准也可能不同，历史认识的复杂性也正在于此。

当然，彼时美国媒体的一些看法，在今天看来也并非一无所取，其中有不少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例如有观点认为，中国的问题关键还在于中国内部。如果仔细分析中国近代的各种矛盾，辛亥革命以后出现的种种乱象，诸如军阀混战、南北争斗等，大多是内部的政治强人和军事强人带来的恶果。中国必须解决好自己内部的问题，才能走向独立自主、和平繁荣。其实这种观点，与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主要方向殊途同归，因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之一始终是国内的“封建官僚集团”和各种“反动势力”（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强调中国问题主要在于内部，应该是看到了问题的实际所在。美国媒体之所以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是因为它们对北洋政府彻底失望。从这段时期美国媒体对北洋军阀的批评来看，他们认为这个政府充满罪恶，要为中国的种种灾难负责。美国媒体所指出的问题都是实际存在的，当时执政的北洋军阀必须为中国的灾难承担责任。不过，北洋时期也有相对开明的一面（也可以说是北洋政府还没有能力行使专制的权力），因此那段时期才有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社会主义的兴起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农民运动和劳工运动的发展等。

其实，正如同情中国的美国媒体所指出，当时的中国人面临着艰难的道路选择：是首先解决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压迫问题，还是首先解决国内的政府腐败、财政危机、人民生活贫穷等问题呢？代表西方价值观的美国媒体，虽然批评了美国政府在中国事务上的种种错误，但是也认为中国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可能触及西方的价值观和根本利益，因此，它们不可能赞同任何激烈的革命。它们无法意识到，中国的问题积重难返，中国人试图用激进的手段、思想和理论来解决现实问题，一点都不奇怪。美国的观察者们并不赞同中国走激进革命的道路，而是希望在现存的体制之下，逐步地改良政府，同时实现经济、教育和社会的进步。在今天看来，这两条道路似乎各有其理由。有时不解决国家体制问题，便不能解决国内的经济、教育和社会问题；但仅仅解决了体制的问题，也并不等于走向民主、平等和富强。理解社会主义道路何以成为近代中国的选择，需要站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上进行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