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都发生在西方，到底是为什么？_风闻

文|文一

编者按：本文摘自文一《科学革命的密码——枪炮、战争与西方崛起之谜》一书，东方出版中心2021年12月出版。该书是文一继《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后的又一重要著作，对很多流行的历史观都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本文经作者授权刊登，因篇幅所限有删节。

近代西方前所未有的科技和经济繁荣究竟是何时开始的，以及为什么开始的？

曾以“四大发明”馈赠欧洲，并以郑和舰队七下西洋之壮举傲视天下的东方，又是何时衰落的以及为什么衰落的？

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为此提供的各种解释充满了书架，其核心不外乎试图解释为什么“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都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

但究竟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两场革命的爆发？当前国内外十分流行的历史观认为，关键是制度。

按照这种历史观，正是古希腊独有的民主制度与理性思维传统，以及古罗马和日耳曼部落遗留的独特法律制度，一同奠定了近代西方科学与工业文明赖以产生的制度基础，从而在文艺复兴以后演变成一种不同于“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的民主议会制度和法治社会。

这种包容性议会政治制度和法治社会，决定了包容性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比如契约精神、人性解放、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和对专制王权的限制，因而有效降低了各种市场交易成本（包括思想市场和商品市场的交易成本），激励了国民财富的积累和科学技术的创新发明，导致“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两场革命的爆发。

**历史观，无论正确与否，对学界、商界和政界的影响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强大。**正是因为这种“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统治着世界，才造成落后国家的知识精英、企业家和政治家对当今世界的变化迷惑不解，以至于在面对来自“先进发达”的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压力时，在思想和行动上显得苍白无力、无所适从、爱恨交加。

但是，这一流行历史观，却与几千年来人类文明的真实发展史严重不符。

**首先，与流行历史观所肯定的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至少同样辉煌的，还有同时期的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以及稍后的阿拉伯文明。**如果古希腊“民主”和古罗马“法制”一直是西方经济与科技繁荣的根基，而衡量经济与科技繁荣的最佳标准，不外乎人们衣食住行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水平——因为它直接反映了一个文明体系的生产力和服务于这个生产力的深层制度，那么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生活水平就不应该低于而是应该远远高于同时代的中国。

但事实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生产力通常都比中国低下，更不用说欧洲中世纪甚至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生产力。

比如以煤炭作为替代木材的新型能源，在欧洲是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初期才发生的事情。相比之下，煤炭在中国的使用和开采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而用于炼铁也可以至少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

比如古希腊人穿的衣服，普遍由粗麻织成，是很少染色的没有领口和袖子的简陋披肩和裹身粗布；而同时代中国人穿的衣服，却是由细得不可思议、轻得不可比拟的蚕丝，通过木制织机细密织成，再用五颜六色的有机染料层层上色，经过千针万线裁缝而成的绫罗绸缎。

缝制衣服需要金属针和剪刀，没有发明铁或者金属冶炼技术的文明很难用木材、石料或者骨头做成剪刀或细小的刺绣针，而中国的丝绸技术可追溯到公元前4000多年的仰韶文化时期。如果那个时代有什么精密工艺能够形象地体现公元17世纪牛顿和莱布尼茨的微积分运算之精妙的话，非中国丝绸的制作过程莫属。

丝绸产业所体现的生产力和文明程度可不简单，它涉及原材料产业（桑树的栽种、蚕卵的储存、幼蚕的哺育、蚕茧的保管与漂白），纺织业（抽丝剥茧、纺丝织布），染色业（染料的萃取、化工制作和对大批量丝绸的均匀上色），成衣制作业（剪裁、缝制、上扣、打边、刺绣），原始的市场营销业（服装样式设计、订单、发货、统购、零售），等等。

而且这样精细的工艺流程与分工环节只有统一的大市场和信用体系才能支撑，丝绸制造业不是任何古希腊城邦小农经济轻易能够拓展与承担的产业。难怪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创造运河体系和最早发明造纸、印刷、陶瓷、火药、指南针、现代官僚制度和发行纸币的国家。只有高度发达的大一统市场经济与信用体系才可能流通纸币。而欧洲国家要等到18世纪才开始出现纸币。

即便到了辉煌的古罗马帝国时期，全球财富的主要创造中心也仍然在东方。古罗马时期没有任何商品（除了黄金）值得出口到遥远的东方，而古罗马最珍贵的进口商品却一定来自远东，这包括比黄金还要贵重的中国丝绸。

在古罗马，只有皇帝和最富有的官员才能偶尔穿得起丝绸。比如罗马皇帝埃拉加巴卢斯（Elagabalus），尽管也会穿当地亚麻做的简陋粗布衣服，但却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位有钱在全身上下都穿得起来自东方的绫罗绸缎的西方人。

英国历史学家和古丝绸之路专家弗兰科潘指出，为了购买东方奢侈品，尤其是丝绸，古罗马每年有多达1亿赛斯特斯（sesterce，古罗马货币单位）的金币从罗马帝国流出，进入东方贸易市场。“这一惊人数字相当于帝国每年造币总数的近一半。”“丝绸作为一种奢侈品的同时，还成为了一种国际货币。”“从某种意义上讲，丝绸是一种最值得信赖的货币。”

即便从公元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时算起，直到大约1800年工业革命爆发时（也就是直到中国清朝开始由盛而衰的时期）为止，全球最大商品交换和工艺品制造中心仍然在东方，尤其是中国。

在那个欧洲开始发生巨变的300年（1500—1800）间，全球货币的流向仍然是中国。每年欧洲人从美洲盗取的天量白银，大约一半流向了中国，为的是购买中国的商品。比如17世纪一位葡萄牙商人在一篇关于白银的论文中指出：“白银在全世界到处游荡，最后都流入中国。它留在那里好像回到了它的天然引力中心。”

相比之下，号称继承了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的近代基督教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前其生产力的低下和日常用品的匮乏程度，远超今天人们的想象。就拿穿衣、吃饭和如厕来说，在中华文明经历好多轮盛极而衰、衰极而盛的长周期之后，普通欧洲人穿的仍然主要是由粗羊毛编织的裹身披衫。

这种粗羊毛布料容易藏污纳垢，很难用水清洗，因此欧洲人一辈子很少换洗衣服。由于非常粗糙并刺激皮肤，这种布料无法用来制作内衣，所以普通欧洲人自古以来直到工业革命前都几乎不穿内衣，也不知道什么是内衣。与此相比，丝绸非常贴身，既可做外衣也可以做内衣，还可以做手绢、扇子、画布、屏风、蚊帐、桌布、窗帘、床单等日常用品，因此受到万里之外的古罗马皇帝的青睐。

由于没有发明纸张、丝绸和棉布，直到工业革命前，欧洲无论男女、老少、贵贱，一辈子如厕时都没有条件清洁下体。而且吃饭都是用手抓；吃饭用的叉子要到17世纪才开始在欧洲家庭普及（美国白人甚至直到19世纪初才开始用叉子吃饭）。

因此著名历史学家兰德斯（1999）对于欧洲人在工业革命前的卫生与生活水平有如下描述：

长期以来，欧洲人最大的杀手是胃肠道感染，病菌从人体排泄物传播到手，再到食物，再回到消化道。霍乱病菌等流行性微生物不时加强了这类看不见却致命的敌人的存在。

这些细菌最好的传播途径是公共排泄地：在那里，由于缺乏厕纸和可换洗的内衣而促进了人体与排泄物的接触。由于长年累月都裹在一辈子都没有洗过的粗羊毛布中，而粗羊毛布料很难清洗，即便洗也洗不干净，因此欧洲人的皮肤常会发痒并不得不用手抓挠。所以他们的手很脏，而最大的错误是欧洲人在进食前都不洗手。……而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切。

工业革命的主要产品是东方传来的既便宜又可用水清洗的棉布，以及靠规模化大生产方式从植物油中提炼出来的肥皂。普通人第一次买得起内衣……个人卫生状况的巨大变化，使得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欧洲平民可以生活得比一百年前的国王和皇后还干净。

难怪即便到了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1776年，亚当·斯密也还承认“中国比欧洲任何地方都富有”。

美国历史学家戈德斯通也说：“中国是很多产品在全世界最早的生产国，包括纸张、火药、带有船尾柱舵轮和水密隔舱的航海船只、指南针、三角帆船、铸铁工具以及精美的瓷器等等。印度也为世界提供了色彩绚烂的奢华的棉织品。中国和波斯还是世界上丝绸工艺首屈一指的地区。当印度人和中国人穿着柔软舒适的棉织衣物时，欧洲人还裹在粗糙的亚麻和羊毛衣物里。”

因此，一个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是，从古希腊直到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初期，中西方在生产力和国家治理能力方面的早期差异一直十分突出；一直要到近代18～19世纪才开始逆转，那时候欧洲的科学、技术、国家治理和国家动员战争的能力才开始全面崛起，从而超越东方文明。

就像印度文明一样，中国古代的确没有发展出古希腊的平面几何数学体系；而且即便到了明朝与西方传教士紧密接触的时代，似乎除了徐光启和以他为代表的少数个别人，中国朝野普遍都对西方的演绎数学知识不感兴趣。

可为什么会这样？是什么因素导致近代中国对形式化的数学不感兴趣？流行历史观认为，这也反映了“东方专制主义”和“封建注经传统”下思想自由的缺乏。

真的吗？其实，古罗马人也对演绎数学不感兴趣。中世纪欧洲人也对演绎数学不感兴趣。为什么？

对演绎数学不感兴趣的何止中国人、罗马人和中世纪欧洲人，法国人直到公元17世纪以前也对演绎数学普遍不感兴趣，但是却在专制暴君路易十四为提高法国的国家竞争力而花巨资打造法国科学院以后开始感兴趣了；俄国人直到18世纪以前也普遍对演绎数学和科学不感兴趣，但是却在独裁者彼得大帝创立了俄国皇家科学院以后开始感兴趣了；日本人直到1868年决定直接面对并参与到欧洲列强“打砸抢掠”的军备竞赛和商业竞争之前，对科学与演绎数学也像中国人一样不感兴趣，但是却在明治维新以后在作为绝对君主的日本天皇统治下开始对这东西感兴趣了。同理，中国人一旦意识到民族存亡实质上是国家间军事力量和科技力量的竞争，意识到“科学就是生产力”以后，也同样才开始对这些东西感兴趣了。

即便在莱布尼茨和伏尔泰所处的启蒙时代的欧洲，更不要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普通人对科学与数学其实也是根本不感兴趣的。连16世纪的宗教改革大师，路德和加尔文都蔑视和嘲笑数学和科学。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多数人文主义者蔑视科学，却喜欢把在古希腊受到维护的那些迷信、魔法、巫术继承和发扬光大。正如罗素指出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除达·芬奇及其他几个人外，都不尊重科学。”

但是，通过本书我们将会看到，自从“火药—火炮”技术传入欧洲以后，由于各国王室和国家精英意识到科学与数学对于研发这种热兵器和对于国家存亡的重要性，因此就产生了国家力量对这类科学知识和科技人才的巨大需求、投资、扶持和推动，从而才有了这些公共知识的繁荣（虽然早期的繁荣仍仅局限于精英阶层）。

比如达·芬奇在年轻时写给米兰统治者卢多维科·斯福尔扎的一封求职信，便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各个城邦国家统治者对科学技术的巨大兴趣与需求。在这封求职信中，达·芬奇列出了自己熟练掌握的许多技能中的九类军事工程技术，都与基于火炮这种新型战争模式密切相关，而他的艺术才华并没有在信中被重点强调。这反映了达·芬奇所处的时代，国家力量对人力资本的最大需求并不是艺术才能，而是军事才能和与此相关的数学知识。

而且别忘了，赞助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艺术创作的主要雇主，是罗马天主教会与王室宫廷；满足艺术家素描和油画所需要的纸张与颜料，是他们出生之前不久才从东方传入欧洲的。

因此，达·芬奇的求职信所反映出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并不是一个西方流行历史观所描述的、独立于东方文明影响的、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自身传统的历史运动。真实的历史并没有这么高大上。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繁荣”，不过是罗马天主教会、意大利城邦宫廷以及王公贵族为“炫耀社会地位”而大兴土木的结果，是他们动用几乎全部国家资源从事“艺术采购”活动所撬动起来的社会需求的产物——就像16～18世纪欧洲各国王室对火药、火炮、战舰等军工产品的巨大采购需求，极大地刺激了欧洲木材加工和冶金工业的迅猛发展一样，也像中国历朝历代宫廷对文官的需求和科举考试的发明，极大地刺激了民间的读书风气和诗人画家的涌现一样。

文艺复兴对于欧洲崛起的真正历史意义不在于艺术，而在于火药与商业的普及——它使得四分五裂的意大利通过一系列惨烈的热兵器战争和商业利益争夺，形成了一个由许多城邦国家构成的微型“国家竞争体系”。这个国家竞争体系是未来欧洲更大规模国家竞争体系的雏形。

与这个国家竞争体系下的军备竞赛和商业竞争相比，罗马天主教教廷和各城邦宫廷为“炫耀社会地位”而采取的“艺术采购”活动，和由这个活动的刺激所产生的艺术繁荣，对于欧洲崛起的历史意义其实并没有流行历史观渲染的那么大，只不过对于欧洲中心主义者宣扬近代西方基督教文明相对于东方文明的独特性和优越性来说，却显得意义重大。

同理，本书将以大量史料揭示，17-18世纪的科学革命，是国家竞争体系下长期军备竞赛的产物。因此欧洲近代的崛起，和它对东方文明在科技方面的超越，是各个欧洲王室在延续几百年亡国灭种的热兵器战争压力下，相互竞争的结果。这个生存竞争压力，导致了欧洲王室对科学技术的巨大热情和对科学家的重金投入。

恰如恩格斯所精辟指出的那样：**“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而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政府采购、赞助活动与战争需求，尤其是规模化制造火药、铸造火炮、提高火药威力和炮弹打击精度的迫切需求，一直就是近代西方经典力学、炼金术实验化学、冶金工业、煤炭工业和大学-科学院制度发展的强大原动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诞生，也是这种国家竞争与国家生存需求的产物。

只有在中世纪末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新型城邦战争中高速飞行的炮弹，和为赢得这种战争对炮弹落点精度进行精确计算的极高要求，才如此急迫地促使意大利人向阿拉伯和古希腊学习平面几何与代数知识，以便透彻理解变速运动物体（炮弹）的飞行轨迹和背后的动力学机制。只有大规模杀伤性火药在爆炸中所产生的震撼威力，和对进一步提高火药效率的要求，才如此需要新的炼金术化学理论，以便超越传统炼金术知识水平的限制来帮助系统地提炼硝石、硫磺并解释物质的燃烧和爆炸现象。

只有对赢得这种新型热兵器战争和对国家安全的不懈追求，才能极大地刺激一个国家的重工业（木材加工、炼铁、冶金和采矿业）的高速发展，导致文艺复兴以后欧洲森林面积的急速下降和煤炭资源的大力开采，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从而刺激了深井挖煤技术以及煤矿铁轨和蒸汽机的发明、改进和广泛使用。

同时，也只有通过对海外资源和市场份额的激烈竞争，才如此需要建设一支拥有强大火力的远洋海军，并通过规模化大生产方式来提高各种产品的生产速度和降低生产成本，压低销售价格，从而导致了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流水线工厂体制（包括大型兵工厂）和珍妮纺织机与蒸汽机的诞生和普及。

而且，国家间激烈的军备竞赛，和为支撑和支付这个竞赛而展开的激励商业竞争，在催生“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两场革命的同时，也催生了服务于这种国家竞争力的法律制度。也就是说，西方的法律制度，无论是国际法、海洋法、商业法、会计法、刑法、税法、财产法，还是知识专利和私有产权保护法，都是国家力量竞争中为了不断提高本国对他国在军火工业、材料工业、制造业和商业方面的竞争力，而发展出来的制度化的“产业政策”和国家竞争手段。而这些政策和手段也是在实践中被不断完善的。

这种国家间的军备竞赛和商业竞争，以及为赢得这种竞争所需要的大批量人力资本积累，都需要国家意志与国家力量对相关人才选拔机制与产业政策的巨大而长期的构建。所以，离开了十字军东征以后，欧洲民族国家之间基于“火药-火炮”的新型热兵器战争这个时代条件，离开了在这个基础上，欧洲几百年的残酷军备竞赛和你死我活的“战争资本主义”工商业竞争模式，离开了国家意志和国家力量对赢得这种竞争的人力资本的长期投资，不可能产生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也不可能产生服务于这种国家竞争力和战争资本主义模式的法律体制。

事实上，欧洲历代君主为了赢得这种国家间的竞争，摸索和出台过很多政策与制度建设试验。有利和有效的则被继承，无利和无效的则被淘汰；创新改革能力强的王室则生存，创新改革能力弱的王室则灭亡。比如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雇佣兵制度曾经在意大利各个城邦国家和后来的欧洲大国战争中非常流行，但是因无法适应迅速扩大的专业化热兵器战争的需要而被废除，演变为职业化的国家兵役制度。又比如为了维持专业化的更大规模的军队，就必须增加新税种和创立永久性的政府借款管理体系，税收体系于是发生了转变，从临时性的、封建性的和去中心化的体系变成更加标准化的和中央集权化的体系——包括中央银行与国债发行模式；这是支付不断扩大的军费开支的唯一方法。

又比如前面提到的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为提高法国在欧洲大国争雄中的竞争力，在1667年建立了国家科学院制度；从此以后，法国才在科学领域方面崭露头角。而法国从此涌现出来的一大批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工程师，都为欧洲科学革命与科学繁荣立下汗马功劳。接任路易十四的路易十五国王，又在18世纪为培育军队将领专门拨款成立了巴黎高等军事学院，学院的课程设置以数学、地形测量、射程计算为主，为统一欧洲的拿破仑战争提供了杰出军事人才。

因此，以中国的“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四大发明和其他制造业技术为基础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尤其是这个时期形成的国家竞争体系，和这个体系下欧洲各国为赢得新型热兵器战争的军备竞赛和商业竞争，才是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爆发在欧洲而不是亚洲的秘密。

古希腊的数学知识对于中世纪欧洲人来说，是一种来自阿拉伯文明的外来品。它既没有为古希腊自身，也没有为（古希腊灭亡之后）全面继承了古希腊文明遗产长达一千多年的拜占庭帝国（330-1453）带来科学革命。

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精英和之后的欧洲精英们，之所以对大量阿拉伯和古希腊数学手稿感兴趣，是因为在这个时期所面临的新型热兵器战争与维持这种战争的巨大财政压力，刺激了通过扶持科学、扶持军工业、扶持商业来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钢铁般国家意志的产生，哪怕民间长期充斥着各种迷信和对科学与数学理性的巨大排斥。

比如伽利略在为威尼斯兵工厂计算一枚高速飞行的炮弹如何能够精确击中遥远行驶中的战舰时，他迫切需要用到平面几何和代数，因此才对数学如此着迷。他也需要解释为什么炮弹沿仰角45度发射能够飞得最远，因此才对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如此感兴趣。

火药对于欧洲实现从中世纪向现代世界转型的极端重要性，很好地体现在美国总统杜鲁门1946年在美国海军纪念日的讲话中：“原子弹肯定是向新时代转变的信号，火药恰恰是中世纪向现代转变的重要信号。”

如果说中国古代物理学的运动时空观是由弓箭发射的速度和飞行距离规定的，那么欧洲近代物理学的运动时空观，则是由炮弹发射的速度和飞行距离规定的。弓箭飞行以米为单位，炮弹飞行则以千米为单位。弓箭发射时的推力不过几十千克，而火药爆炸时周围空气体积可膨胀好几千倍，以至于产生的压力超过每平方厘米将近3000千克；这个压力下产生的膨胀系数相当于将一米的绳子突然拉伸到2000米长；火药爆燃瞬间温度可达1000摄氏度以上；因此破坏力极强，从而对物理学理论、数学计算以及军队作战能力所提出的挑战是划时代的，尤其是当这种热兵器战争的烈度、频率和延续时间都达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的时候。

正如需要极高的温度和压力，才能将普通的碳元素变成金刚石一样，只有存在长期的亡国灭种的大规模热兵器战争和你死我活的工商业竞争（类似于冷战期间的美苏“核武器与太空竞赛”），才能在欧洲多如牛毛的成百上千个国家中筛选和锤炼出愿意长期赞助军事、科学、商业、技术和制造业的钢铁般国家意志和服务于这个竞争意志的国家能力与法律制度。

比如14世纪的欧洲发生过至少44场大规模战争，平均每两年发生一次战争，其中包括著名的长达116年的英法“百年战争”——这也是欧洲近代第一次出现火炮的战争。

15世纪欧洲一共发生过60场战争，几乎每年都处于战争状态。16世纪欧洲发生过62场战争，平均每次战争的延续时间超过8年，平均每年都有超过两场战争同时展开，延续时间超过8年的战争有15次之多。从1500年开启大航海到1700年工业革命前夜的整整200年期间，欧洲有95%的时间都处于战争状态。在整个17世纪，欧洲只有4年时间没有发生战争。即便在相对和平的19世纪，欧洲的战争频率也出奇地远远高于同时代的中国。

欧洲各国为了打赢一场接一场的战争，平均每年必须将高达80%以上的财政收入用于军事开销。而且，自文艺复兴以后的多数战争，都是在宽阔的海面上展开的——最早是在地中海，15世纪以后拓展到大西洋和印度洋。这是欧洲海军力量和与之相关的军事技术以及天文、航海、地理知识能够通过大量如饥似渴吸收东方先进科技而迅速崛起和进步的根本原因。

正是这一系列延续了几百年的高频率、高烈度和基于火药与枪炮的新型热兵器战争，将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成百上千个闭关自守、愚昧落后的封建城邦国家，锤炼和荡涤成了二三十个强悍的、中央集权的、奉行军事重商主义发展战略的统一民族国家和海上强权。其中任何一个都有胆量和能力向人口和国土面积超过自己几百甚至上千倍，但是既缺乏战争意志又缺乏海战经验和现代国家组织能力的东方帝国发动攻击。

战争创造国家，战争创造国家意志，战争创造国家能力。

在热兵器军备竞赛与远洋商业竞争的巨大生存压力下，以火炮和海战为新型平台的战争，不仅推动了意大利城邦国家和北欧国家对工程与数学人才（以及航海、地理、天文学人才）的巨大需求与选拔机制的建立，而且推动了欧洲各国的国家动员体制（政治制度）升级变革，包括新的兵役制度、财政税收制度、货币发行制度、战争决策机制、最高行政机构、公共治安管理条例、中央情报收集制度、国家监狱制度、人口管理制度、大学与科学院制度、殖民地管理制度、航海探险奖励制度、重商主义关税政策和各种产业政策等的确立。

**战争也是“国家—财政”模式的催化剂。**因为战争要能持续，国库必须丰盈。而只有形成了“战争⇄商业”循环加速器，国库才能充盈，国家才能以战促商、以商养战。比如英国伊丽莎白时代对国家安全的巨大需求，要求英国在全世界到处寻找硝石这种制造火药的基本原材料，以至于伊丽莎白女王的首席内政部长威廉 · 塞西尔向议会指出，“2万英镑的硝石比10万英镑的黄金和珠宝更有利于女王”。又比如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和海军将领科恩（Jan Pieterszoon Coen）在针对如何与英国争夺17世纪海上军事与贸易霸权时，向荷兰王室明明白白地指出：“陛下应该可以根据经验知道，亚洲贸易必须由您自己的强大武力来维持和保护，而这武力本身又必须用贸易获得的利润来支付；以至于我们无法不用战争来进行贸易，也无法不用贸易来支付战争。”

近代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诞生，是热兵器战争和王室主导下的对外“打砸抢”活动的产物，是“国家-海盗”制度的产物，是为赢得这场“全球打砸抢”的国家竞赛而发展出来的“战争⇄商业”财政模式。

所谓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过是为维系和支撑这种战争资本主义而演化出来的必然制度安排。这样的历史过程打造出了欧洲现代法律体系、国民私有财产保护体系、国家情报机构、国民教育体系和重商主义产业政策。

在这个“战争⇄商业”循环加速器中，欧洲国家用商业手段提升国家支付战争的能力，用战争手段扩大自己的全球殖民市场份额和海上贸易垄断，并用由此获得的巨额商业利润来支付频繁不断的对外战争，由此循环往复直到20世纪相互毁灭的两次世界大战。

因此，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斯文·贝克尔特（Sven Beckert）才说：“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使其有能力在经济、法律、行政管理、基础设施和军事方面所向披靡、穿透它所想波及的领地，英国的工业化简直就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资本主义法律对于资本主义，正如交通规则对于高速公路一样：不是交通规则催生了高速公路，而是高速公路的诞生和演化催生了交通规则。茫茫原野上信马由缰，难道需要红绿灯和斑马线？所以，不是先有了交通规则（法律）才学会修路（开启战争资本主义），而是先学会修路（开启战争资本主义）才在实践中逐步设立和完善了交通规则（服务于战争和资本的立法）。

提出这一系列问题，并不是提倡让落后国家通过复制西方的战争资本主义或者路易十四的绝对君主制，来推动发展自己的科学技术和经济；而是希望对流行历史观提出正当的质疑，以便于我们跳出流行历史观和西方中心主义预设的话语体系，寻找出历史进步的真相；尤其是找到“为什么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都产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这个李约瑟之谜的终极答案。

历史的正确因果关系一旦被找到，这种历史知识就可以转化为社会行动的力量。它不仅能够帮助人们解释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哪里发生，而且能够指导发展中国家如何在自身的特定政治、文化、历史条件下复制和创造出自己的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