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叶环瑞 刘培：回顾比较中美早期援助巴基斯坦历史，有何发现？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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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即开始对巴基斯坦实施援助，而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以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为标准开展对巴援助。**美国对外援助的基点是配合其全球战略，裹挟受援国以遏制对手，援助力度会随着受援国态度的变化而变化；中国通过“八项原则”政策对外援助则是在美苏夹击下而开辟的新的外交道路，并不是控制受援国的手段，所以自援助开始中巴关系就持续稳定上升。**巴基斯坦是20世纪60年代极少数同时接受中美两国援助的国家之一，这构成了巴基斯坦日后成为中美关系解冻重要渠道的基础条件。**作为中美巴三国中最弱势的一方，巴基斯坦却能对另外两个大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不可忽视的形塑力，证明在三角关系中即使存在敌对国也有可能产生共赢的结果。**南亚研究小组特转载此文，供各位读者参考。关键词：中国 美国 巴基斯坦 援助动因 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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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因其独有的地缘政治条件，对南亚地区乃至国际形势有着重要影响。**美国基于自身的全球战略和南亚政策，从20世纪50年代即开始对巴基斯坦实施援助。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则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后，在美苏夹击的国际形势下, 中国亟须寻找新的外交道路，于是以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以下简称“八项原则”)为标准，大力援助亚非拉独立国家以寻求国际支持，巴基斯坦即为其中之一；因中印冲突、美巴关系降温等因素,中巴关系日益紧密。**中美都曾因巴方态度调整过外交政策，使巴基斯坦成为20世纪60年代极少数同时接受中美两国援助的国家之一。**中巴之间的良好关系无疑为中国保留了一个与西方世界沟通的窗口，**在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是巴基斯坦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梳理和比较1951-1965年中美两国分别对巴基斯坦开展援助的动因，考察中巴两国开展友好合作的起点，同时探讨中美巴三角关系中巴基斯坦作为最弱势的一方却能在互为敌对的两个大国中间斡旋并对两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不可忽视的形塑力这一现象，对于深化中巴关系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美对巴援助研究述评

关于美国对巴基斯坦援助的研究成果颇多。布莱切（I.Brecher）和阿巴斯（S.A.Abbas）论述了美国的援助对巴基斯坦工业发展产生的影响,认为巴基斯坦的工业体系尤其是军工业的发展确实得益于美国的援助；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的艾伯斯坦（B. Epstein）和克朗士德特（A.Kronstadt）则认为美国对巴援助面临的主要困难除了巴基斯坦落后的基础设施和缺乏训练的组织人员等因素外,更多的是美国对巴战略目标过于急功近利，美国希望通过援助项目迅速改善巴基斯坦的经济、安全状况是不切实际的；李晓妮从美国对巴政策的角度梳理了杜鲁门时期与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对巴援助的变化与原因。

**中国对巴援助方面的成果主要是长时段的考察。**如刘方平就以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数据为样本分析其有效性，并讨论了“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对巴援助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刘玉霞详细讨论了中巴建交的前二十年间两国关系由低谷到务实的过程；巴基斯坦旁遮普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乌姆布因·贾维德教授(Umbreen Javaid)通过对1950-2005年中巴双边贸易额等数据的分析和重要历史事件中有关中巴互动的叙述, 归纳了中巴关系不同发展时期的特征；成晓河则从第二次印巴战争中中国对巴的支援为切入点,认为20世纪60年代中国开展对巴援助后仍缺乏应对危机的军事协调机制，且中巴地理间隔阻碍了中国的援助。

对于中美巴三角关系的研究，曾贝认为冷战初期中美敌对状态下中巴、美巴关系属于此消彼长的状态,而巴基斯坦利用与中美双方都友好的优势谋求发展的同时也推进了中美关系的和解；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史密斯(J. Smith)也将这种三角关系视为一种调节力量，认为冷战期间美国海豹特遣队袭击阿伯塔巴德导致巴基斯坦倒向中国，中国、巴基斯坦和美国构成了战略三角关系。在整个冷战时期，中国和美国都致力于将巴基斯坦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巴基斯坦也充分利用这二者的较量来壮大自身的力量以对抗印度，此举对中美建交和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及全球反恐都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

**综上来看，现有研究对于中巴关系史、美巴关系史、中美对巴援助史已做了比较翔实的论述，但是将中巴关系和美巴关系二者放置在一起进行对比研究的相关成果尚不多见。**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通过对《美国外交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简称FRUS)、《人民日报》等文献的进一步梳理，比较历史上中美两国开展对巴援助的动因、政策变化与相互影响等，基于实证分析进行理论思考，由此展望中美巴未来关系的走势,以期为中国巩固中巴友好关系、共建命运共同体提供历史借鉴。

二、美国对巴基斯坦援助动因分析

**1947年巴基斯坦独立之初,试图以英联邦成员国的身份保持与英国的特殊关系，在美苏争霸的世界形势下奉行多元化的外交政策，不偏向两个大国阵营中的一方从而避免另一方的敌意，以谋求发展。**对于新生的巴基斯坦来说，与美国的关系本不应是其外交重点。但是，同为英联邦成员国并与巴基斯坦互为敌对的印度，其实力和地位可以轻易抵消巴基斯坦从英联邦获得的任何外交支持，而且印度的国土面积和人口基数都远超巴基斯坦，其对巴基斯坦的优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明显。**因此，寻求英联邦以外的援助以应对印度的威胁，成为巴基斯坦外交战略的重点。**出于这一意图，巴基斯坦开始向美国靠拢，在朝鲜战争等国际问题上表达对美国的支持以示好并拉近关系,美国随即开始对巴基斯坦实施援助。

**（一）**第四点计划框架下美国对巴基斯坦援助

1949年1月20日，杜鲁门总统在其第二个任期的就职演说中明确提出四点主要的行动原则。其中第四点内容——**“必须实行一项新的、大胆的计划，以便使美国的科学进步和发展所提供的利益用于不发达地区的进步和成长”,被称为“第四点计划”。**杜鲁门公开的理由是以技术力量援助亚非欧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让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提升国家的工业能力并提高生活水平。当然，第四点计划也是为了“(美国)国内经济的稳定和生产力的提高”，“加强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世界经济平衡”。但实质目标则是美国试图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稳定非共产主义政权，防止共产主义的渗透。因为在美国政客眼中，贫穷和落后是共产主义革命的温床，杜鲁门政府“宁愿花几百万美元来防止人们变成共产党人，而不是等他们变成共产党人之后再花几亿美元去打死他们。”

**不过，彼时巴基斯坦尚未引起美国的注意，**在美国政府1945-1949年的对外援助领域和项目清单中，巴基斯坦几乎没有被提及。在该时段的《美国外交文件集》中，巴基斯坦也并未成为单独一章，而是被放进南亚地区进行统一讨论。例如1947年年末，美国曾在南亚地区设置了一个战争财产管理机构(War Administration Agency, WAA)，向其投入1000万美元，用于帮助南亚国家购买医疗设施及其他原材料。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苏两国的较量阵地转移到远东。**一方面，**美国意识到需要在苏联势力范围可能到达的任何地方都建立起防御和遏制体系，南亚地区由此逐渐进入美国视野；**另一方面，**巴基斯坦支持了美国领导的针对朝鲜的军事行动，而最初被美国视为亚洲民主国家模板的印度却坚持了中立立场，从美国的立场出发，巴基斯坦是印度之外美国在南亚建立遏制共产主义运动支撑点的又一对象。这种意图恰好与正在寻求一个强大的盟友来抵御印度的巴基斯坦一拍即合，美巴外交实践出现了交集。

美国政府在军事上支持了英国将巴基斯坦纳入中东防御计划的提议，经济上也增加了对巴基斯坦的援助规模。1950年的《美国外交文件集》中提到，“我们的政策是帮助巴基斯坦，改善其经济地位，以便最终减少对进口限制和英镑区中央储备的依赖.我们支持巴基斯坦申请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希望今年(巴基斯坦)能加入”,“作为一个有潜力的农业生产和出口国，如果与印度的矛盾不会破坏巴基斯坦的经济, 那(巴)将在南亚和东亚的经济政策中起到关键作用。根据我们目前在东南亚的经济政策，我们应该鼓励巴基斯坦增加粮食生产，使其潜在的消费者(包括印度和肯尼亚)减少目前对以美元计价的进口粮食的依赖，并使巴基斯坦扩大其消费者的购买力。我们也认识到巴基斯坦扩大工业发展的必要性，如果巴基斯坦采取必要的措施，包括刺激国内和国外的私人投资,这是可以实现的”,“巴基斯坦加入国际银行后，我们将认真考虑通过进出口银行特殊项目贷款计划增加其粮食出口，以发展经济健康产业,改善交通和通信设施，改善巴基斯坦国内的运输和港口设施尤其重要,这对经济复苏和政治稳定是必要的”,“我们的商业政策目标是鼓励巴基斯坦全面参与世界贸易扩张计划”。

1951年2月，美巴签署了第一个技术合作协议，通过核协议，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了4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同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对外援助法案《共同安全法》，美国扩大了对巴经济援助计划，并向巴方派遣了大量技术人员进行指导和培训。1952年，当巴基斯坦因严重干旱而遭受饥荒时，忙于欧洲复兴计划的美国政府在杜鲁门总统和艾奇逊国务卿的亲自过问下，迅速给巴方提供了1500万美元贷款，用于从美国购买16万吨小麦。除了经济援助之外，美国政府还鼓励巴基斯坦政府吸引外资, 并敦促“巴基斯坦政府为美国私人投资提供机会”。

**（二）**杜鲁门政府拒绝军事援助的原因

尽管杜鲁门政府对巴基斯坦有所援助,但是援助的数量和性质都严格恪守第四点计划原则,明确拒绝了巴基斯坦的多次军事援助请求。究其原因，应归结于美国当时的南亚政策和苏印关系。

**首先，美国施于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是其南亚政策的一环。**为了维持亚洲地区的雅尔塔体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美国安委会”)于1951年1月17日出台了NSC98号文件，其中题为“美国关于南亚的立场”的NSC98/1号文件，充分表明了美国在南亚地区的战略意图，即要把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主要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纳入己方阵营，从而对抗或遏制以中苏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的扩张。由于南亚处于美苏对抗的边缘地带，故对美国而言，维持区域内的均势和稳定就是最好的南亚政策。美国显然不想对其中一个国家过度支持而造成另一个国家紧张，甚至将其推向对手的阵营。**印度因其人口数量、地理面积和军事实力均明显优于巴基斯坦，是美国在南亚地区要拉拢的首选。**美国政府曾将印度视作亚洲的“民主橱窗”。

**其次，此时苏印关系处于低谷。**对于印度的独立，苏联媒体、学界和决策层基本持否定和怀疑的态度。例如苏联著名印度问题研究专家迪雅科夫(A.M.Dyakov)在 《消息报》发文，指出印度的临时政府远非一个独立的政权；《消息报》刊发的另一篇题为《英国工党的殖民政策》的文章，认为英国虽然允许印度独立,但并没有改变后者被殖民、仍听从英国命令的形象，甚至斯大林也视印度独立为一种幻想、一场“政治闹剧”。苏印两国的冷淡关系，使美国更加坚定了拉拢印度对抗苏联的决心。

以上两点是杜鲁门任期内美国政府对与印度处于敌对竞争地位的巴基斯坦不军援、不结盟的最主要因素。换言之，此时的巴基斯坦对于美国只是一个“友好”国家而已。

**（三）**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心军援巴基斯坦的驱动因素

**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后一反常态，开始逐步对巴基斯坦进行军事援助。**1953年10月，艾森豪威尔政府邀请巴基斯坦陆军司令阿尤布·汗(Ayub Khan)访问美国，共商协同防御战略事宜；11月，巴基斯坦总督马利克,古拉姆穆罕默德(Malik Ghulam Muhammad)和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长访问美国，在华盛顿与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约翰杜勒斯(John Dulles)共同签署了《美巴双边防务协定》；12月，副总统尼克松访巴，与巴高层就对巴军事援助、巴土联盟等问题进行磋商；1954年5月19日，两国又签署了《共同防务援助协定》；９月８日，美国又组织巴基斯坦签署《东南亚条约》(又称《马尼拉条约》)，该协议缔结了英、法、澳、新、泰、巴、菲等七国的地区性军事同盟。

为了进一步遏制苏联在中东的军事扩张，美国又推动巴基斯坦于1955年9月23日加入了英国、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等四国组成的巴格达条约组织(也称 “中央公约组织”,美国以“观察员”身份参与组织会议，同时也是该组织的军事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成员)。杜勒斯对美国这一系列举措的战略目的直言不讳：“《共同防务援助协定》计划将包括继续授权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物资，目的是使巴基斯坦能够在地区防御中发挥作用。巴基斯坦已明确保证，它从美国得到的军事援助将只用于防御目的(即对付共产主义)。”阿尤布汗掌权后于1959年3月5日与美国签署了《双边(军事)合作协议》，进一步深化了两国的关系。

**到艾森豪威尔卸任总统时，巴美双方已通过多个条约和组织联结在一起，巴基斯坦也顺理成章地成为美国连接东南亚和中东两大防御带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枢纽，完善了美国的全球遏制体系。**巴基斯坦因此超过印度，成为美国在亚洲最亲密的盟友。从1954年开始到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爆发军援停止，巴基斯坦一共从美国方面获得了63亿多美元的直接援助，以及67亿多美元的武器销售和国防援助。

艾森豪威尔政府与其前任在对巴援助上出现不一致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印巴不同的外交态度。美国低估了印巴之间的矛盾，两国本身的实力差距已经破坏了所谓的“均势稳定”，而美国对于印度的“偏爱”更助长了这种形势的发展。第一次印巴战争时期，美国基本上保持严格的中立立场，拒绝向两国提供武器，这让巴基斯坦非常不满。巴方认为印度保留了大部分的旧英属军队和装备储存，包括根据协议本该分配给巴基斯坦的部分，并且印度有能力独立生产武器装备，巴基斯坦则完全依赖于外部供应，所以美国的中立政策实际上是支持印度。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冷战对抗的重点转向亚洲，但是印度总理尼赫鲁一直保持中立的外交政策，在立场问题上并没有像美国预期的那样表现出对美国的支持，反观巴基斯坦多次在这类问题上表态支持美国。

**第二，美国全球战略的变化。**艾森豪威尔政府虽然继承了杜鲁门的遏制和均衡政策，但亦大胆突破，其全球战略方针核心之一就是建立军事联盟和集体防御体系，巴基斯坦也在其战略范围内。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巴基斯坦不但在地缘政治上可以牵制中国，而且在宗教问题上还能推动巴基斯坦与土耳其结成伊斯兰国家联盟，并将这种关系发展到伊朗、伊拉克等中东国家，形成南亚—中东的防御体系，从而扩大与苏联争霸的优势。虽然美巴关系提升肯定会导致印度不满，不利于美印关系，但此举对于美国的全球战略显然是利大于弊。

**第三，对华政策的影响。**朝鲜战争让中国成为美国在亚洲最大的敌人，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对华政策变得愈发强硬。1953年7月，美国政府批准了NSC151/1和NSC152/2文件，继续实施严格对华禁运政策；同年10月，美国安委会通过了,NSC166号文件，全面阐述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华政策，其首要任务是“反对共产主义中国这一个强大和充满敌意的存在，(警惕)中苏同盟将引起权力结构的变化”。当时美国对华政策是“力求通过各种非战争途径削弱中国共产党在亚洲的实力，阻止其发展，包括继续承认台湾当局，支持其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地位，说服其他国家采取同样的政策，继续对中国共产党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美国政府甚至还调整了对苏政策，试图通过缓和美苏关系来瓦解中苏同盟。

**与此同时，美国继续在军事上包围和遏制中国。**在中美对抗的形势下，南亚次大陆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和价值进一步提高，促使艾森豪威尔政府重新审视美国南亚政策，利用邻近国家对抗中国成为美国遏制战略的核心环节。美国在南亚地区的首选自然是印度，但印度的中立立场使得美国不得不将战略重心放在巴基斯坦。

综合上述三点因素, 美国决定暂时将印度搁置一边,开始军援巴基斯坦并与之结盟。

三、中国对巴基斯坦援助的动因分析

由于美国在巴基斯坦的布局最初是针对苏联，而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又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和巴基斯坦所在的南亚地区关联不大，因此1951年中巴两国在没有遭遇美国强力阻挠的情况下顺利建交。**不过彼时双方均不是彼此外交战略上的重点，双边关系一度发展缓慢，20世纪50年代中国并未对巴基斯坦进行实质性的援助。**60年代初，中印关系因边界战，争迅速恶化，巴基斯坦也对美国偏向印度的南亚政策心存不满，在这一背景下，中巴关系得到改善。中苏交恶后，在美苏夹击下的中国需要寻找新的外交道路，争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广大新独立国家的支持，巴基斯坦随即成为中国外交与援助的重要对象之一。

**（一）**中国对巴援助的发端

尽管中巴分属对立的政治阵营使两国关系自建交以来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但巴基斯坦在第一次印巴战争失利后就认识到，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无疑将使自身能够专注于和印度的博弈；而中国一贯秉持与周边国家友好往来的原则，因此双方虽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合作或援助行为，但正常的经济贸易往来和代表团互访是比较频繁的。

20世纪50年代初期巴基斯坦主要出口物资棉花出现滞销时，中国给予了巴基斯坦很大支持：1951年中国成为巴基斯坦棉花的第二大买主，1952年升至第一位；1953年3月中巴在卡拉奇签订了关于棉花和煤炭的贸易协定；1953年，由宫乃泉率领的中华医学代表团应邀参加巴基斯坦第二届医学会议，这是新中国派往巴基斯坦的第一个科学代表团；1956年10月19日，应中华医学会邀请，以巴基斯坦医学会副主席穆纳瓦尔阿里为首的巴基斯坦医学代表团一行十五人访问中国，进行参观并交流医学经验；同年10月29日，由旁遮普大学副校长、巴基斯坦科学委员会西部地区实验室主任巴希尔艾哈迈德博士担任团长的巴基斯坦科学代表团应中国科学院邀请访华,团队成员包括植物病理、地质、动物、食物营养、晶体结构与超声学等领域的多位专家。1957-1958年，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了人造丝制造煤气灯纱罩的技术资料以及四个品种的作物种子；1960年，巴基斯坦向中国提供了五个品种的黄麻种子。这种互动推动了双边关系的发展。

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爆发后，为了帮助巴基斯坦发展民族经济，增强其反抗印度侵略的能力，**中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共向巴方提供了价值三亿多美元的经济技术援助方面的无息贷款, 并承建了喀喇昆仑公路、塔克西拉重型机械厂与铸锻件厂等大型项目。**其中，重型机械厂与铸锻件厂可生产水泥设备、制糖设备、低压锅炉、筑路机械、起重机械和铁路设备等有助于巴基斯坦工业发展的机械装置与设备。喀喇昆仑公路全长1200公里，连接中国新疆喀什和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为两国经济贸易往来和中国直接支援巴基斯坦提供了重要通道。

**（二）**中国援助巴基斯坦的原因探析

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对巴基斯坦进行大规模援助，除了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大背景外，中印关系变化、美巴关系疏远及中国外交信心的增强和对外行动主动性的提升，是中巴关系提升和中国全面援巴的主要原因。

**1、中印关系变化：印度是最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也在朝鲜战争中以反对联合国军事行动、不出兵加入联合国军的方式变相支持了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是在中印外交实践中最早提出的。双边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一度十分友好，但中印边界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改变了这种状况。**印度一直试图占有在英国统治时期非法占据的中国领土，希望在西藏地区建立中印间的“战略缓冲带”，为此多次指责中国侵占其“领土”，挑唆西藏农奴主集团发动武装叛乱，甚至派遣军队在边境挑衅，双方爆发多次流血冲突。其间印度始终拒绝中方的谈判请求。最终1962年10月印度军队从边境线大规模进攻，中国边防部队予以回击。这次短暂的武装冲突成为中巴关系的转折点，巴基斯坦找到了对抗印度的伙伴，巴基斯坦政府及其国内舆论一致支持中国，抨击印度追逐南亚次大陆霸权的野心。

1962年11月22日，巴外交部部长博格拉在国民议会上指出，此次战争“源于印度不切实际的、狂妄的外交政策，如果印度的外交政策真如其宣称的建立在和平共处的原则之上的话，这个冲突就不可能发生”。中国率先单方面停火并将军队撤退到控制线20公里的做法，更加印证了巴基斯坦的判断, “不能不为中国的这种做法表示欢呼，它既彰显了周恩来总理等中国领导人的伟大政治魅力与风采，又体现了中国希望停止冲突的诚意和解决边界争端的决心”。

**此前，巴基斯坦一直担心中国觊觎南亚的领土,这也是中巴关系波动的原因之一,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打消了这种怀疑。**由于巴基斯坦的舆论支持，中国也在印巴冲突问题上倾向巴基斯坦，最显著的标志是中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开始支持巴基斯坦。1964年2月23日，周恩来访巴时在两国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宣布，中国支持巴基斯坦关于领土争端应由克什米尔人民自决的立场。

**政治上的相互理解为中巴友谊加强创造了良好条件。**自1963年3月2日两国外长在北京正式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的协定》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定之后,中巴又签署了一系列经济技术文化方面的协定,双方开始了长期援助与合作关系。巴基斯坦也对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主权予以支持，包括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在西方全面反华的背景下巴基斯坦明确支持中国的核政策。1965年阿尤布汗访华后，巴基斯坦开始反对在西方支持下“台湾政权”的“两个中国” 的说法，并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2、美巴关系疏远：**中印关系恶化后，印度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骤升，美国协同印度的“老东家”，英国加大援印力度。1959年12月，艾森豪威尔在访印期间正式向尼赫鲁表示，美国将给予印度一切可能的援助；1960年5月4日，两国签署了一项协议，美国同意在此后四年向印度出售价值1276亿美元的小麦和大米，印度以卢比支付这笔款项，而美国政府将以经济“援助”的形式把这笔款项的85%，即约1076亿美元，以一半贷款一半赠款的形式回赠给印度；1961年6月，“援助印度俱乐部”决定向印度两年内提供225亿美元的贷款，其中美国大约承担了总款项的一半；根据中国方面的统计数据，从1960年5月到1961年11月，美国及其控制下的国际机构向印度提供或承诺的援助总共超过40亿美元。

中印边界战争爆发后，美国认为这场战争的挑起者是中国，是对印度的侵略，是共产主义压倒自由世界的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这本就与巴基斯坦的看法相悖，美国后续的一系列行为更使巴方逐渐失望。首先美国进一步加强了“重印轻巴”的政策，美国政府先劝说巴基斯坦与印度冰释前嫌，共同抵御中国；接着在1962年12月27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在拿骚会晤，讨论对印度的援助问题，双方就向印度提供大约4500万英镑的武器援助达成协议，美英各承担一半的援助，此前美国高调向印度运送了12架CG130运输机。**美、英等国对印度的大规模军事援助加剧了巴基斯坦的不满，巴方认为印度从英美获取的军事援助在现阶段是用于对抗中国，等中印冲突结束后会直接威胁到巴基斯坦的安全。**在这种背景下，美巴关系逐渐疏远。

**３、中国外交信心增强：**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恶化并最终破裂，而美国等西方国家依然采取对华封锁的敌对政策，中国面临着孤立无援的巨大压力。**为缓解当前局面，中国将外交重点放到了亚非拉美的新独立国家上。**之前已有许多亚非拉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和独立后的经济建设中得到了中国的支持和帮助，例如朝鲜、越南和阿尔巴尼亚、中国在提供大量经济技术援助的同时，始终以实际行动来展现平等合作、真诚互助的理念。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曾多次强调：“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向经济上还不大发达的国家提供援助，但是，我们不能赞同他们以取得特权为条件的所谓援助。”即援助和合作应当真正有助于发展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而不应当成为控制和束缚亚非拉国家的手段。

在这种新形势下，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周恩来率团访问了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亚非13个国家，开启了中国外交的新高潮。也正是在这次访问期间，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宣布了“八项原则”。在“八项原则”提出之前，中国的对外援助方兴未艾，受援国多达21个，援助方式也多为较为简单的物质援助和现金援助。随着“八项原则”的提出，中国对外关系进入大发展时期，尤其是在非洲地区，20世纪60年代有10个国家先后同中国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议并建立合作关系，中国的受援国总数达到31个。

**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援助也维护了自身的国家主权，这一点在台湾问题与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权利问题上体现得极为明显。**1971年, 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在包括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在内的23个提案国中,除南斯拉夫外,所有国家都是接受中国对外援助的受援国，而76个投赞成票的国家中，有51个来自亚非拉美的第三世界国家，其中大多数也是中国对外援助的受援国。这充分表明，中国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相互支持、相互帮助，让中国的国际声望得到了极大提高。

四、结论

分析1951-1965年中美分别对巴基斯坦开展援助的历史可以发现，两国援助的动因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皆是通过一项针对多个国家的援助政策而开展的，**即“八项原则”与“第四点计划”；**援助都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但目的性强弱的差别却大幅影响了国家关系的走势。**中国通过“八项原则”政策对外援助是在美苏夹击下开辟的新的外交道路，并不是控制受援国的手段，所以自援助开始中巴友好关系就稳定并持续上升；美国的对外援助的基点是配合其全球战略，裹挟受援国以遏制对手，援助力度会随着受援国态度的变化而变化。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巴关系和美巴关系虽然处于此长彼消的状态，但美巴关系不是中巴关系的前提，美巴关系和美国对巴援助对中巴关系的影响是有限的。由此引发的理论思考是，援助作为重要的外交手段，援助规模与方式是衡量国与国外交关系变化的关键要素，但援助对受援国外交战略的形塑能力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

在影响美巴和中巴关系走势的各种因素中，印度是决定性的。美国在印巴问题上存在“重印轻巴”的倾向，使得美巴关系长期埋伏着不和的种子。随后中印爆发冲突时中国为减少双方不必要伤亡所持的态度与举措使巴基斯坦改变认识，在国际舆论中支持中国，形成中巴联合抗印的局面。可以说，印度始终是中美巴三角关系之外若隐若现的第四者。

**巴基斯坦虽是中美巴三角关系中实力最弱的一方,但对三角关系的状态以及中巴和美巴关系均有一定的形塑力。**中美都曾因巴方态度调整过外交政策，使巴基斯坦成为20世纪60年代极少数同时接受中美两国援助的国家之一，这就构成了巴基斯坦日后成为中美关系解冻重要渠道的基础条件。这充分证明，即便是外交三角关系中最弱势一方的政策影响力也需要被充分估计。第三方与另外敌对两方都成为盟友的局面是可能存在的，并不必然是零和关系，即利益关系并非此消彼长，变和博弈产生三方共赢的结果是可能的。

**从美国的角度分析，**在反恐和平衡南亚等问题上巴基斯坦仍有比较重要的外交价值，尤其是在阿富汗问题上，巴基斯坦的态度会对美国下一步的反恐行动产生重要影响，故美国可能会继续对巴基斯坦进行援助；**对于巴基斯坦来说，**基于对印度的忧虑，需要和所有可能在印巴关系框架内支持巴基斯坦的大国保持友好关系，巴美关系和巴中关系都是维护巴基斯坦独立和安全的外部支撑,巴基斯坦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希望同时维护与美国和中国的友好关系，得到两边的支持；而中美是否要迫使巴基斯坦做出选择，则不仅仅取决于这两个大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更取决于他们的区域和全球战略的需求；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在巴方外交中的地位比重会持续增长，中国对巴援助与双边合作也会继续开展,中巴会在抗疫合作、反恐问题、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等重要问题上团结协作，命运共同体融合日渐深入,为国际社会平稳发展、实现共赢的格局提供范式。

本文选自《南亚研究》2021年第4期

原标题为《中美对巴基斯坦开展援助动因探析（1951-1965）》

作者叶环瑞，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社会科学学院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博士生

作者刘培，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社会科学学院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副研究员

本期编辑：郭欣雨 穆祎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