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要会翻译，更要会paraphrase_风闻

出品 | 外宣微记

           欢迎转发朋友圈，转载全文请申请授权      

这两天，美国主要财经媒体集中报道了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创始人雷·戴利奧关于“共同富裕”的一番表态。比如，1月10日《华尔街日报》报道：

戴利奧说：

“Common prosperity is a good thing. It’s another way of saying prosperity for most people.”

第二句话是对“共同富裕”这个概念的“阐释（paraphrase）”，以便让英文听众更好更快地理解何为“common prosperity”。

这句“paraphrase”很有必要。因为，“Common prosperity” is not a commonly used phrase in English. 换句话说，It’s not something you hear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华尔街日报》文章开篇一句这样写： 

Ray Dalio backed China’s push for “common prosperity,” or greater equality.

“greater equality"亦是对“共同富裕”这个概念的简单阐释，目的是方便《华尔街日报》的读者理解。

熟悉中国政治文化的读者也许知道，“共同富裕”一词是50年代毛主席首次提出。2021年初，当这个概念再次被官方提出，立时受到外界各种解读和猜测。尤其，当概念重提，阐释未跟上，解读和猜测更会走向漫无边际。（参见旧文）

以“共同富裕”为代表的诸多中国特色时政话语表达，或简称“提法（formulations）”，常常面临“阐释力”不足的问题。

文刀君在前文（参见）曾提到，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下，很多提法具有“固定性”，轻易变不得，反映到英文翻译实践中，中国译者不得不戴上一副“紧箍咒”，这是译者常常体会到的“无力感”。但，国际传播工作者却不能仅仅满足于“译出来”，还得学会“讲出去”。提法的“壳”固然不变，但它的内涵必然要与时代同频共振，当译法之外的阐释跟不上，或者阐释拙劣，会直接影响关键提法的对外传播效果。

戴利奧对“common prosperity”作出阐释后，进而指出，美国以及很多贫富差距大的国家都需要“common prosperity”。英文读者恐怕也很难否认戴利奧此言的客观性。

走笔至此，文刀君推荐本号读者读一读牛津大学中国史教授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的新书：

书中提到晚清中英关系史上多位译者，比如，在1816年英国阿美士德访华使团中担任翻译的小斯当东（George Staunton）与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有意思的是，这两位译者的翻译风格迥异。

小斯当东的风格是，抓住原文大意，用目标读者听得懂的方式去处理。他的目标是：make the text readableand Chinese ideas acceptableto an English audience. 

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小斯当东的做法有一个好处：规避了中英文化中的某些内在冲突，省去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大大减少了沟通阻力。

马礼逊是传教士，曾把圣经译成中文，对圣经文本的虔诚决定了他的翻译态度：追求极致的准确并拒绝“paraphrase”。然而，马礼逊在极力追求对等、处处寻找同义词的过程中，也把中西文化鸿沟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种处理方法，在当时的中英文化交流中是一把“双刃剑”：既解决问题，也制造问题。沈艾娣在书中评价道：

Thescrupulously precise translation of Robert Morrison contributed to the problems by exaggerat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沈艾娣教授这本书对今天的国际传播工作者亦有启发。在文刀君看来，国际传播工作者要兼具以上两种技能：要有马礼逊的严谨和极致追求，这是翻译之道的本质要求；同时，要有小斯当东的文化敏感，善于变通，让“中国理念”在目标读者中走得开、走得更远。

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若是对文化差异钝感，只会抱着“官方译法”搞对外传播，不会用贴近目标读者的方式去阐释，很可能在做无用功，甚至如沈艾娣所言“contributed to the problems”。

在今天这个文化冲突日渐凸显的时代，细读1816年阿美士德访华使团的细节，文刀君不禁想呼吁一句：千万不要只停留在“译出来”，还要善于“讲出去”。

提升阐释力，打通译后最后一公里，下面的路或许会更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