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的辉格史观解答不好李约瑟问题_风闻

　　写这篇文章，直接动因是文一教授的书和文章，《回答“李约瑟之谜”，未来科学革命如何推动？》（https://www.guancha.cn/wenyi1/2022_01_11_621749.shtml）和观察者上别人转的《科学革命的密码——枪炮战争和西方崛起之谜》（节选）（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671864）。

　　前一篇是个采访问答，后一篇是本书（转发者节选了）。为叙述方便，本文中今后将一律分别称作《问答》和《科学革命的密码》。

　　文一教授的结论我认为是错误的，并且这种错误，在相当多主流学者的观点中都见到过，都是与李约瑟问题有关。而文一教授的观点及思维，我感觉非常有代表性和普遍性。

　　文一教授的错误，有几个方面：搞错基本事实，逻辑上的错误和混乱，哲学上的错误，历史观的隐含问题。下面逐一讨论。

　　１、搞错基本事实。

　　应该说，在书的节选里，文一教授在搞清基本事实上也是有出色工作的，比如他把伽利略、拉瓦锡生平最重要的事业都考证清楚了，这是有助于理解李约瑟问题的。不过，对另一些基本事实，他却自己搞错了：

　　（１）搞错了古希腊思想的根本作用。

　　古希腊思想，绝不可以单纯等同于数学成就，而是在认识方式和手段上的重大突破。概念、公理、定理、推理，这样一套理性思维和认识的体系是之前从未有过的，也是之前从未有过的规范思维的方式。在古希腊思想产生后，人的认识和思维有了前赴后继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上的可能。当然，要从可能变为现实，还需要更多条件支持，这是后话。同时，古希腊思想自身当然也存在必须后世才可以纠正的巨大缺陷和不足，这也可以理解。

　　文一教授在《科学革命的密码》中多次提到，后世一些西方近代科学家的发现与古希腊数学没有直接关系，或者，化学、生物等众多学科大多与数学没什么关系（有点脱离主题，但真想问一句，文一教授见过化学和生物……甚至您自己的经济专业，有不学数学的吗？），并以此来弱化或贬低古希腊思想的作用，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这些科学家都是生活在理性思维早已泛滥甚至极端化之后的时代——虽然这本身当然也不是完全正面的事。

　　（２）搞错了中国历史的基本事实。

　　这个基本事实是，中国数千年来没有自主产生古希腊那样的理性思维规范，也没有任何产生的可能迹象；同时，面对这种东西的传入，我们在鸦片战争之前是始终不接受的，即使皇帝都学会了一部分也一样。更进一步，我们从西方拿来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性理论，成功完成了远比马克思时代更伟大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但我们的理论认识则必带“中国特色”，不是一般性理论——试想一下，假如马克思的主要理论成就是“有德国特色的哲学”、“有英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有法国特色的科学共产主义”，那对我们将是什么效果？

　　这个基本事实，绝不是文一教授《问答》中所言的那样，中华文明只是没有把别的古老文明拥有的东西通通发明、包办，而是我们长期以来始终缺失最本质和最关键的的发展内因，并一直在成功抑制它的产生，从而不能自主产生可持续发展的科学体系。不仅如此，如果没有文明事实上的彻底失败，我们甚至也不会接受外来现成的东西，比如马克思主义。

　　关于为什么这个因素是最本质最关键的内因，我后面再讲。

　　（３）其他事实性错误

　　文一教授还引用过罗素的话：“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除达·芬奇及其他几个人外，都不尊重科学。”以此论证文艺复兴本身不导致科学革命，但他同时却无视了另外一侧中国的事实：我们，始终是连达·芬奇这几个可以除外的人都没有。这也是搞错基本事实的体现。

　　还有这段话，“战争创造国家，战争创造国家意志，战争创造国家能力”，这明显违背事实：战败的国家，尤其是早期战败的，甚至文明灭绝的，他们能被创造还是被毁灭？事实是，战争本身是纯负面的毁灭性因素，面对战争，那些能做好文明的组织构建的国家才可以被“创造”出来，其他的则不能。完成这种“创造”的，是（有序性的）构建能力，不是战争本身。这种跟随西方思维走而不自己思考的作为，恰恰是作者抨击的西方中心论表现之一。

　　２、逻辑错误和混乱

　　对于事物的发展，各种因素的作用，逻辑上不一样。有的是必要条件，或者说，一旦缺失的话，事物的发展不能实现，是一票否决的。另外还有充分性因素，有它就一票通过。

　　还有个概念，是本质的因素，或者，有时也表述为最关键、最重要的因素。这个概念的意思是，这个因素是事物区分于别的事物的根本标志。它当然也是必要性因素，但却未必是充分性因素，有它也可能并不足以让事物正常发展。

　　举个例子，一个人的大脑是这个人的标志性的器官，但缺少其他非标志性器官支持，比如缺少心脏甚至毛细血管，有大脑也将没任何用处，人肯定是死的。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因此去论证心脏或毛细血管是人的最重要器官。

　　以上涉及的逻辑关系和概念，文一教授的《问答》和《科学革命的密码》中都有问题。

　　比如，同样拥有古希腊思想的遗产，文一教授却问，为什么西方产生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而拜占庭和阿拉伯则没有？这样的问题，如同指着一堆尸体问一个活人：你们都有大脑，却有生死的不同，你现在知道跳动的心脏才更重要吗？这问题和逻辑显然毫无道理，因为这把非本质性因素和不必要因素混为一谈了。

　　再比如，在社会需求的作用问题上，文一教授采取了另一种逻辑：他只列举历史上有大规模社会需求而事实上也发展成功的例子，但无视更多的同样有社会需求，却发展失败的例子。比如历史上的绝大多数饥荒都没有导致高产杂交水稻的出现，印第安文明的最强烈求生需求也没有产生北美的强大印第安国家，反而遭到事实上的种族灭绝；中世纪战争到随后的殖民，欧洲众多国家都有战胜的最强烈需求，但日不落帝国却只有一个。事实上，对于社会需求这个因素而言，有需求而最终失败才是历史常态。这里，文一教授又把必要性因素和充分性因素搞混了。

　　如此种种逻辑上的混乱，导致文一教授的观点至多只能一时之下让足够多的人相信，但不能成为严谨科学的结论，也不能说服真正有思考能力的人。

　　３、哲学错误。

　　（１）外因驱动论

　　社会需求究竟是内因还是外因，这个对专业学者本不该是问题：先把针对的事物是什么搞清楚，再谈内、外因问题，很简单。

　　但这个针对的事物，却的确出了问题。因为肯定有好些人把整个社会/国家当成了“针对的事物”。

　　事实上，科学发现，特别在当时，其真正的主体是科学家。而整个社会，其中大部分人对发现的成败没有帮助，甚至也没有任何关系。社会或国家政权的作用，顶多就是投入资源和聘请、组织合适的科学家去做事。而科学发现本身的成败，把刀架到科学家脖子上或把一堆金条放在科学家面前，都不是真正起作用的因素，该做不到的事依旧是做不到。

　　对科学家而言，社会需求显然是外因，可用的认识水平和实践（实验）能力，才是最重要的内因。认识水平或实践能力，是需要之前所有认识和实践成果积累的，最根本的还是认识上的成果，因为光有实践成果而不落实到认识的提高上，那没直接帮助。这里，前面说的古希腊思想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古希腊思想开始，人类开始建立起一种用模型－理论体系去认识的方式——当然它基本成熟起来要到伽利略之后，真正最终成熟，要到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及哥德尔不完备定理。至今为止，我们现在的科学体系，全都在用这个方式，而与此无关的的其他方式，不是基本上不见踪影，就是不被主流科学界所接受。我们祖先的认识方式，就是被淘汰的方式之一。

　　以我们祖先的认识方式为例，没有严格的概念表述要求，给你说个论断，不懂得的大体上不是老师解释就是自己悟，隔了几代人或跨过大片地域的话，理解就可能不一致。最终，古人的论断，可能会被后世根据当时的认知作五花八门解释，以至于很有“持久生命力”。这听起来似乎还不错，但这种认识方式，因为概念和论断没有严谨的界定，普及难、交流难、扎实地推陈出新取得进步更难——这种有些虚无缥缈又无法打倒的古代认识当然不好谈创新。这种认识和表述方式，最终让我们事实上没有建立起过任何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科学体系（我们古代有科学，也有成就甚至众多领先性的成就，但就是不能可持续发展）。

　　从古希腊思想，虽然也带着严重缺陷，但毕竟是认识方式上的重大突破，这是随后科学可持续发展最根本的基础。这样的突破如果还不是近代科学发展的最本质性的内因，什么才是？

　　再回到前文，文一教授把该针对的事物搞错了，自然也会把外因当内因处理了，坚持需求驱动论，或者更具体到战争驱动论，都是外因驱动论的具体表现而已。

　　当然，外因驱动论，专业学者来说绝不会轻易对此明知故犯，为什么会这样，后面还有原因要说。

　　（２）实践概念的错误理解

　　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和根本动力，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断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是，这个论断中的“实践”二字，这个概念该怎么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这个实践，当然是无限实践过程。不过，就是有相当多的人把它理解为“当前正在进行的实践”，这就造成了问题——按照后者的误解，按当前社会需求所进行的实践，显然就是认识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显然社会需求驱动科学革命，进而是工业革命，没毛病。这是个偷换概念之下的误解。

　　那么，哲学上的“无限实践过程”，要怎么付诸实用呢？这个高中甚至本科的政治课里都一直没见讲过（我真不明白政治课本编写者怎么想的），但这个问题，总是可以结合实际思考分析明白的。

　　事实上，我们一直在用“过去及现在所有实践的总和”来近似代替无限实践过程，以处理实际问题。这个近似是至今为止已知最合理的处理办法。

　　这里，“过去及现在所有实践的总和”＝“过去所有的实践”＋“当前正在进行的实践”。而省去极端重要的“过去所有的实践”，而只看“当前正在进行的实践”，这个就未必是近似了，相当多的时候就直接导致错误和失败。

　　文教授的思维里，就出现了这样的错误，这应该是造成事实上搞成外因驱动论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可能的重要原因，后面再谈）。

　　（３）实践与认识的不均衡

　　对于实践与认识的均衡问题，我没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中读到过，这个问题，我只能表述个人的观点——我认为实践和认识应该有均衡性问题，即二者怎么匹配之后实践的总代价更小的问题。

　　总体上，不均衡可以有两种相反极端表现：或者偏重实践忽视认识，或者偏重认识忽视实践，两种都是极端性错误，最终都要在实践中付出代价。而偏重实践忽视认识的这个极端里，因忽视的具体东西不同还可以细分。

　　我们中国人的哲学态度，我认为始终是偏重实践忽视认识的，而不是合理均衡。具体细分，我们尤其忽视的是认识的最后阶段，即“从特殊到一般、从表象到本质，从具体到抽象”的阶段，这也就是西方人所指出的“不爱刨根问底”。

　　这种不均衡当然是一种主观错误，必定是有害的。但和不均衡的的另一个极端的西方比，因为绝大多数西方那端的人都是实实在在的“空谈误国”，所以短期直接竞争起来，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不是我们的对手，毕竟文明是免不了要实干建设出来的。可以说，实践上的优势，是历史上我们长期领先和现实中我们成功复兴的关键因素之一。

　　不过，另一个极端的文明中，在付出更巨大代价做多元性实践之后，广种薄收式的竞争筛选，却是可能产生足够正确的“一般、本质，抽象”的认识的，而这种认识，如果条件合适，对文明的进步会起到直接认识与实用技术无法比拟的突飞猛进的促进作用的。而对于处在相反不均衡极端的我们，极端本身就是错，因极端而不接受本可以输入的新认识也是错，而错误总是会阻碍文明进步的，哪怕我们见招拆招解决好每一个具体问题（事实上，这我们也不可能始终做到）。

　　因此，不均衡错误的缓慢发酵，导致了我们早早领先之后发展迟缓，长期没有真正的突破性革命，最终沦落到落后挨打，这是慢性病，但一样致命；而在欧洲，古希腊思想在没有社会需求的时候早早产生于一个似乎无关紧要的小次生文明中，并未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本身中有发扬光大的机会，而随后的西方，一方面长期没有应用的需求，另一方面他们本是远远更落后的蛮族，其对古罗马的替代、另起炉灶浪费了近千年时间，直到战争和对外掠夺的需要才引发了对科技的需求，且他们也同时发展到了可以做技术创新的时代，这才引发了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这里，古希腊思想是最初本质性的变革，是科学革命最基础的内因，西方社会的发展积累是另外的内因，战争和掠夺的需求则是外因。而我们或其他文明，都因缺乏不同的必要性因素而没有引发相应的革命。我们的问题，在于缺乏并一直抵制最基础的内因——“一般、本质，抽象”的认识。这是我对李约瑟问题的一部分解答。

　　需要更多说一些的是，自然地理因素赋予每个文明不尽相同的优点与缺陷，这种原初缺陷，对我们而言是不重视认识的最后阶段，对西方而言是野蛮损人利己的生存方式，每个文明都不能幸免。但文明的本质是有序性进化在社会运动这个层次上载体，有序性进化是文明必须遵循的根本方向，从自发演化到不断加强的自主进化，按反自然根本方向发展，是文明的唯一可行的出路。任何一个试图持久生存发展的文明，都必须努力去用更少、更间接的实践去获得更多更贴近客观的认识，其中当然也包括尽早纠正自己的原初缺陷。而对那些不那么致力于主动进化，而是更多被动地爱外部刺激下进化的文明，或者，对那些不愿意正视和改正缺陷，甚至顽固坚持缺陷，把缺陷当成自己的根基的文明而言，他们就不得不接受更惨重的代价，直至亡族灭种。目前的西方，正在固守他们的自身缺陷，也正在付出惨重代价，对我们，是个要不要学的问题。在李约瑟问题上，不承认自己的问题，只着眼于与对手的缠斗，不去看清文明发展的根本方向，这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这是我对李约瑟问题的另一部分解答。

　　回到文一教授的问题，他同样犯有这种忽视认识最后阶段的错误，只是这个错误不表现在他已经做的工作中，而是表现在他的文中没有做的事：他从不着眼于总结更一般性的规律，然后再返回来针对特殊性问题做演绎推理，而只是考证和归纳——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可说是相当多中国学者的通病（只有实践归纳的研究视角，没有理论演绎的研究视角）。

　　从上述我认为的文明本质和发展根本方向去推理，很容易就能得出一个结论：文明的损人利己方式发展之路肯定不可持续，这与竞争者、对抗者无关，是他们自己的道路本身必定没有出路。而数千年来一直到今天，西方一直就在执拗地坚持这种生存方式。这样的文明从来都不是什么中心，也不可能成为中心。这本是反击西方中心论的最强火力点，但文一教授没有这么做，原因不在学问，而在传统。

　　我还认为，纠正自身的文明缺陷，应该着手给认识以应有地位，尤其是要强调最后阶段的重要性。我个人的观点是，随着社会发展和实践深入，认识的地位是会相对不断提升的——当然，很遗憾，这与中国人目前的主流认知相左。不同意我观点的，建议去试着想象一下，没有马克思主义或毛泽东思想的中国革命怎么成功，能不能在亡族灭种之前成功。事实是，中共之前的所有救国努力都全部失败，执拗一点的话，理论上还有点继续想象的空间的。

　　４、历史观的隐含问题

　　文一教授《回答》中明确反对辉格史观，这个反对的对象，是西方中心论者的辉格史观（即用西方的辉煌和领先做目标，裁剪历史来说明现在的合理性），但却不见得是全部的辉格史观。

　　在当代中国，随着中国崛起复兴脚步的加快，我们自身也产生了一批辉格史观的持有者，他们用中国今天的重回世界之巅做目标，同时裁剪自己和西方的历史来说明中国今天的合理性。具体地说，祖宗始终都在做正确的事，他们说过的观点，包括已经被我们抛弃的，都要一样一样地拿回来；西方则每一件事都做错了，且始终在全面地伪造他们的历史；西方的每一项成就，都是中国古代成就所导致的，甚至，马克思主义，都因在中国的适用性而被有些人视作中国的，等等。

　　文一教授的表述中，一直避谈中国人历史上从领先到落后的过程中有没有自身的问题，前述不可思议的各种错误，归根结底恐怕都是这种背后的中国辉格史观在作祟。前面说的外因驱动论错误还有原因，就是这个。这种史观之下，不可能解答好李约瑟问题，给出错误结论是很自然的事。

　　无论哪种辉格史观，都同样有害，哪怕是直接矛头指向的是对手，最终实践的代价依旧要落在自己身上。反击对手，也是要讲究科学和理性的。

　　另外要说明，反对辉格史观，绝不是走相反极端，对历史的表述不带评判。历史唯物论是明确认定社会与自然一样都有客观规律的，对于顺应或违背客观规律的历史作为，当然应该有是非评判，既不应该用辉格史观裁剪历史为今天服务，也不该走英国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那种相反的避免评判的极端。文一教授分析中，感觉也是缺失明文的评判的。

　　对于历史是非评判，我也有具体的个人观点：不同的文明之间，如果双方有共同出路和前途，即双方未来可以共同生存发展而不是互相损害，那么，双方历史上的纠葛，应该用双方共同前途和出路做标准去评判是非；而反之，双方没有共同前途和出路，那么双方应该各自用本文明的前途和出路为标准去评判。这里，前途和出路，是最关键的尺度和标准。当时的人可能不懂这个标准或分辨不清，作为审视历史的后人，我们有一切条件去做这种分辨和评判，回避和模糊是不对的。

　　对于西方历史上以损人利己的战争求发展的作为，我的评判很清楚，这个做法错了，错在这些作为同时严重拖慢了自己和对手的双方的发展进程，甚至可能危及文明的前途和出路，虽然更大的受害者是战争失败者。

　　这里最容易造成误解的，就是侵略战争的胜利者，是怎么“严重拖慢了自己的整体发展进程”的，毕竟胜利者通吃是规则，而西方这几百年来的发展速度比其他文明都快（最近几十年内的中国除外，并且这个例外很重要）。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快和慢，要有对比，要和西方采取另一种合作与融合共存的生存方式去比，而不要和实在历史中采用这样生存方式的我们祖先去比——原因前面已经说了，我们自己是有自身特殊错误的，把这个错误加进去比较显然不合适。这样比较的话，中世纪战争至少可以省去大半，一、二战及冷战也不复存在，西方不是碎片化而是早早统一，甚至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可能是过去的现实。这是西方本可能达到的发展速度。而西方现在的现实，以及现在的所谓西方中心论，都不过是笑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