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心异解开“深圳创新密码”18：一个地区创新系统的生成_风闻

在前面的数篇文章中，笔者相继追述了梁湘-袁庚、李灏、厉有为、李子彬等主要官员在深圳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政策史中，所接续担任的重要角色。我无意给各位造成一种印象，即深圳成为一个创新型城市，主要是政府推动的结果。事实上在《先行：华为与深圳》一书中，我已否定了这种观点，而认为政府的作用在地区创新网络中只居第二位。

无论如何，深圳在一张白纸（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基础的中国边陲农业县）于短短的20-30年时间里，形成一个在国内甚至全球都可谓颇重要的产业集群和创新系统，这当然是一个极其精彩的案例。对这个案例进行理论总结，可能是产业经济学一个吸引人的课题。从这个案例中剔除不可复制因素之后，找到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也是很有价值的。我愿意为此付出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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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看20世纪的最后20年之深圳，亦即深圳40年历史之前半部，其产业政策演进和产业实际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把深圳经济特区视作国家在南部边陲紧靠香港的地方，辟出一个工业区，零基础建立一个国家创新系统。这个创新系统最初的设计意图只是一个出口加工区，但事实上它必然是一个经济和产业创新系统、科技创新系统，最后还不得不演变出一个社会创新系统和城市治理的创新系统。

为何它必然是一个经济创新系统？因为它是要在原有计划经济体系之内，撕开一个口子，建立一种市场经济的机制，所有的制度创设，相对于旧体制，都必然是创新性的。

为何它必然是一个产业创新系统？因为原宝安县2000平方公里范围内，原本没有任何工业基础，在此基础上进行工业化，而且是市场机制牵引下的工业化，相对于当时大陆的产业体系来说，它必然是一个创新的产业系统——它会和大陆原有的产业资源产生联系，但更主要是和以香港为代表的全球产业链建立联系。

为何它又会是一个科技创新系统？因为在30年封闭之后，中国的整体产业科技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已形成巨大落差，任何新产业的引入，都是新技术的引入，都会对原有的产业技术体系形成全面的更新提升。更何况国家在设立经济特区之后不久，就要求特区承担引领产业科技创新的功能。但科技创新系统不是一个外在于复杂产业和经济系统的产物，而是在后者里面显现出来的一个结果。

因此，政府的相关制度创设和产业政策，确有预见性政策引导的部分——可能有些还是有心栽花花不活、无意插柳柳成荫，但大部分是在产业发展和产业集群形成过程中，根据产业提出的需求，而进行政策响应（解决问题）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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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0年代的上半期，亦即梁-袁时代，我们看到政府投资了最初的基础设施：平整罗湖区的土地，建设城市路网和对外交通，解决内涝问题，建立通关口岸，开辟第一批工业区。甚至创办了大学以解决人才缺口。同时利用特殊政策建立了第一个产业群：外贸业。

在1980年代的下半期到1990年代初期，也即李灏时期，政府继续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包括口岸、联结广州的高速公路、港口、机场、电力设施（位于东莞的沙角电厂）等。并建立一个初步的金融市场以解决资本短缺问题。在这些条件具备之后，大规模的工业化才得以展开。

在这片土地上形成的第一个产业集群其实是轻工消费品制造业。而这个产业集群事实上是香港该产业群的物理平移。须知1970年代香港承接美日等国的产业转移，而迅速成为亚洲重要的轻工业制造中心之一，香港该产业群——也是全球价值链的一部分——利用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机会，而整体迁移到成本仅为香港1/10不到的深圳及东莞地区，使得深莞地区短时间内就替代香港成为当时亚洲重要的轻工业制造中心，也即被嵌入到了全球价值链之中。若非整体平移，毫无工业基础的深莞地区不可能这么快实现。这可以说是本地区第一个GVC（全球价值链）故事。

这个产业集群的主要特点，也即从香港转移过来大规模的生产设备，以及成熟的工厂管理体系包括人员——这一点的重要性在过去的研究中是被低估的，因为当时的珠江东岸地区根本没有多少合格的工厂管理者和车间管理人员，而香港输入了数以十万计的此类人员——利用深莞地区低廉的空间成本，和中国内地价格低廉且供应充足的农民工，进行面向欧美市场的消费品生产。所谓“前店后厂”模式，香港侧负责营销、供应链管理和金融、财务、设计等环节。这一过程培训了珠三角最初的生产和技术工人，以及车间管理人员。

有意思的是伴随迁移过程的是产业规模放大。一方面许多香港工厂搬迁到深莞时就扩大了生产规模，另外随后台资轻工制造业——同样也是GVC的一部分——尾随香港人开辟的供应链网络进入珠三角。

此外珠三角本地人也开始学习香港工厂，自己创办类似的企业，最初也是出口加工业的一部分，后来主打中国市场——这种进口替代现象主要发生在珠三角西岸的南海、番禺、顺德、中山等地，而东岸的本地人则更热衷于做工厂的房东和白拿工资的“本地厂长”。这种现象还引起了与地区族群文化性格有关的讨论，但似乎并不能断然得出广府人较客家人更具企业家精神的结论。

从梁湘到李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形成的协调关系，导致中央政府将较多的产业资源投放到深圳特区，这主要是指电子工业。中央政府显然希望通过在深圳的电子工业布局（打造第三个电子工业基地），借由香港的技术、设备和贸易通道，通过技术、元器件产品的输入，尽快缩小本国电子工业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这一过程是和香港轻工制造业的北迁同时进行的，并且在同样的地理范围内，形成了本地第二个产业集群：电子产业集群。

中央政府并没有同步考虑将电子领域的国家科技资源，比如电子部下属的各个研究所，迁移到以深圳为核心的珠三角地区——电子部、科技部、中科院等中央部门一直想要使产业与科研有更多协同性，却为何没有走出这一步？是他们单纯地相信一千公里的地理距离不能阻隔研究所与新产业之间的密切联系吗？还是他们判断中国相关研究领域的科研水平与国外先进水平落差太大，因而这种搬迁没有实际意义——这些研究所对产业技术不可能起到任何支持作用？

必须强调的是，于珠江口东岸地区所形成的电子产业集群，在1990年代主要是视听电子产品，也就是当时所谓的“黑色家电”（包括彩电、DVD等）——这与珠江口西岸地区的白色家电，主要是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器等家用电器产品，形成鲜明对比。可以说在1990年代，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刚刚提高了收入的中国城市乃至农村家庭对家电产品的狂热市场需求。在1996年的彩电价格大战后，全国的彩电生产企业从30多个只剩下6个幸运的存活者，其中广东的三个，康佳、创维、TCL三巨头，皆位于珠江口东岸的深莞惠地区。更有意思的是，康佳原本是由港中旅集团下面一个港资电子厂演变而来，创维也是中港合资企业，而TCL原本做电话机，经由收购位于蛇口的港资陆氏彩电而进入彩电业，事实上这是本地区第二个被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故事。

而当时由地方政府所控制的国企电子巨头赛格集团，所进行的重大工业投资，也主要是与日立、三星康宁等日韩跨国公司合资设立的为彩电产业配套的玻壳、彩色显像管等核心部件生产工厂。同时从香港输入核心电子部件的通道也是畅通的。这导致深莞惠地区的这个电子产业集群，在当时的中国市场是最具有竞争力的，并形成了一个良好的产业链生态。但是我们并看不到三巨头对大学和电子部研究所有多么强大的科研支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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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有为-李子彬时代地方政府继续大规模投资于基础设施，将深圳的城市区域扩大到原来的经济特区之外。多条地区高速公路得以修建，港口则扩大其吞吐能力。通过与香港合作，改善了口岸的通关效率。1990年代后期政府继续改革金融制度，建立科技金融体系，为科技产业扩大资本投资渠道。

此外地方政府决定与遥远北方的大学进行合作，邀请北大、清华、哈工大三所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在深圳设立研究生院和先进技术研究院。但在1990年代，这些研究平台并没有承担起科研支撑的作用，反而更多扮演了孵化器的角色。这也说明在当时中国的科研机构仍然未能追上产业技术的发展，从发达国家直接输入的产业技术与中国的科研之间的落差仍未填平。

1990年代下半期，随着以台资IT制造业的大举西进，在深圳、东莞地区迅速形成了第二个电子产业集群：个人用电脑制造业。严格意义上说，这是美日韩台IT产业链向中国大陆转移生产环节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同时进行的是该产业的产品迭代升级过程。1998-1999年前后，在桌面电脑向笔记本电脑迭代的过程中，台资生产企业开始将笔记本电脑的生产网络转移向以昆山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而富士康则开始在深圳的龙华地区代工苹果的笔记本电脑和IPAD的等产品，此外联想集团则在惠阳设立其生产基地，因而深莞地区的这一产业集群并没有因为明基等台资电脑厂商的北上而溃散。

所以在2000年代上半期，支撑起深莞地区经济增长的，除了传统的轻工消费品制造业，以及视听电子（该产业在2000年代下半期之后开始增长停滞，进入市场萎缩期）这两个产业集群之外，更主要是第三个产业群——个人电脑产业。台资个人电脑产业本也是全球价值链的一部分，所以这是本地区第4个GVC故事。 

与此同时，华为、中兴通讯又从90年代初期起建立起另一个产业集群——电信设备产业，并在21世纪头一个10年迅速发展壮大——这个产业群与全球价值链的关系，是另外一篇文章的主题。这使得深圳地区的ICT产业链网扩大了多样性和复杂性，整个产业的规模进一步做大。

至于由于富士康引入苹果智能手机产业链，并在本地区建立又一个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智能手机产业集群，则会是另一篇文章的主题，这里暂不涉及。

总之，几个产业集群的形成和繁荣及衰落过程，在前面形成的产业基础都为后来的产业集群提供了许多条件，包括熟练的产业工人、工厂管理者、技术研发人员，以及某些共同的相关产业配套——比如模具产业、相关电子元器件、塑料及包装产业等。物流供应链体系则持续适应产业进出口的要求。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基本都看不到大学和科研机构所能发挥的作用。（不仅仅是科研，包括技术人才的供给，也主要是中国内地的大学毕业生被吸引到深圳地区来。相对内地较高的薪酬水平，在调节着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关系。）之所以如此，实质上是因为，在全球价值链内部，存在着一个在全球价值链内部，由西方发达国家向本地区输出技术和设备的技术扩散和学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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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进行一系列制度创新，以使深圳的生产网络符合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化的要求之外，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更多聚焦在要素资源配置领域，其中更主要是人力资源，虽然土地、资本等也很重要。

首先是产业和科技管理者的供给。我们不得不说，无论是李灏、厉有为和李子彬，在当时都是国内一流的懂科技和产业的行政管理人才。他们被派到深圳来担任主官，对深圳的科技产业政策的统筹和设计都起到了关键作用。此外，像马福元、郝春民、王殿甫（来深之前是中国电子集团的总经济师）等人，皆是当时电子部、科技部等系统内的一流人才，被派到深圳来，与深圳的科技管理者一起，可以说共同担当了像台湾高科技产业发展过程中李国鼎所承担的关键角色。

但更重要的，是在1980年代末期，国家进行市场化改革所释放出来的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1987年深圳允许私人创办民宫科技企业，1988年全国放开对个人办企业的限制，这导致了全国性的下海潮。而当时深圳经济特区是全国最具有吸引力的政策洼地，市场经济体制先全国一步的初步建立，使得整个民族中最不安分的创业者，纷纷来到深圳，他们的企业家精神在深圳特区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这才是深圳创新密码中最核心的部分之一。

他们之中的具有技术专长的那部分人，本能地想要利用自己的技术专长而实现自己追求财富的梦想，在深圳相对全国最优的创办科技企业的政策环境之下，他们纷纷将自己的创业梦与深圳由外部输入产业集群提供的产业基础结合起来，因而能够创业成功。而他们的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最终成为深圳地区创新网络的灵魂。

最后，还有数以千万计的中国青年农民，他们涌入深圳特区，付出自己的辛勤劳动以求实现财富和人生梦想，他们成长为熟练的生产工人和技术工人，一小部分人甚至成为企业家。是他们筑就了深圳科技产业的人力资源基础。

很多人认为深圳特区的崛起是由于特殊的优惠政策。其实这一理解相当偏面。更主要的政策落差，其实不在政策本身，而是在于由于最早改革开放，最早在这里让中国人实现经济自由，而导致的地区吸引力漩涡。这一漩涡迅速扩大为“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但其核热力，仍是深圳经济特区这个招牌。而前述这几个人群发挥其经济自由的过程，其实是建立在全球价值链内部的一个知识学习过程（作为城市管理者的科技管理者人群，似乎不太明显，但仍然是受到很大影响的）。在打开国门经济融入全球化的同时，这些优秀的中国人迅速地被GVC的知识输出培训成熟了。

各种最有活力、充满欲望的人来了，于是什么都有了。当全国只有深圳这样一个出口（也是第一个与外部世界对接的窗口）的时候，财富创造和产业创新的动能就集中爆发了。当1992年这种经济自由扩大到全国的时候，深圳已经过了12年各种资源的积累，一个创新系统已经形成。所谓的时间差，就是这12年的制度落差。（当然还有一种因素，就是有些地区哪怕再给30年，仍不能摆脱旧制度的樊篱，就只有成为锈带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