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几个分析问题的框架，再聊聊西安的问题_风闻

文/老C

不给基层明确清晰可衡量的判断标准，却下放决策权到基层，某种意义上类似于推卸责任。

1、

我们经常看到看上去不合理的政策，骂骂发泄一下情绪没啥。但冷静下来还是要想想，政策的错误在哪里，站在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有没有更好的选项？谩骂只是发泄情绪，找到更好的办法才能改进提高。不要只看到问题，要想解决的选项。

有一个分析框架，叫MECE分析法，中文意思是“相互独立，完全穷尽”。也就是对于一个重大的问题，要做到不重叠、不遗漏的分类，借此有效把握问题的核心和解决办法。

病人因为医疗原因离开某个封控小区时是否需要48小时核酸证明？以及西安的普通医院（没有全程闭环隔离接诊能力的医院）接诊前，是否需要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

这个问题有三个政策选项：

不管什么情况，一律需要核酸证明

不管什么情况，一律不需要核酸证明

部分情况需要，部分情况不需要核酸证明

这三个选项就是MECE的。没有第四选项，也找不出重叠的地方。

大家可以想想还有没有第四个选项。反正我没想到。

第一个一律需要核酸证明，肯定是不靠谱。要是人得急病都快死了还管什么核酸呢？所以实际只有后两个选项可以选。

2、

第三个选项，实质就是就是紧急情况不需要核酸，非紧急情况需要。

第三个选项看似是最合理的，但多想一步就看出问题了。第三个选项的合理性建立在对紧急情况和非紧急情况可以做出正确判断的基础上。

谁有能力判断病人是否处于紧急情况还是非紧急情况呢？

离开封控区的场景中，小区的物业有能力判断病人的状况吗？社区干部有能力判断吗？我认为完全没能力。

医院的接诊场景中，医院接诊的医生护士在未经过医学检查，靠肉眼和问诊能判断吗？我认为也很难完全准确的判断。

我们就重点聊聊第一个场景。理想选项是，对严重急迫的病人，不需要核酸检测就可以放行。对不严重不急迫的病人，还是需要核酸。

但是，第一个场景中物业、社区干部、派出所民警这些人是完全没有医学专业判断的，在信息不完全时，放行还是不放，怎么判断？

实际执行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会按情绪判断。家属情绪紧张，非常着急，闹得厉害，不让离开就拼命，可以判断为紧急情况。

我们经常批评“按闹分配”，但这种现象出现也存在一定合理性。闹是一种信息传递方式，传递的信息是“问题很严重很急迫。”

我之前文章中介绍过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理论 - 斯彭斯的劳动力市场信号传递模型。可以看看旧文《教育内卷背后的经济学》或者直接看斯彭斯的那本书《市场信号传递》。里面的一个观点就是，成本和痛苦本身就是信号传递的一种方法。

情绪激动，大闹一场，伤心伤肝，对身体不好，付出了成本。如果只是小病慢病犯不着大闹一场。所以，家属的激动情绪是可以作为没有专业信息的人，判断患者是否属于急症重症的一个判断指标。

即使是医院接诊的第二个场景，除了医生的专业知识，情绪也是判断的一个因素。

“闹”这个行为是一个信号传递。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判断标准。

3、

上一篇文《“既要…还要…”与“一刀切”》中说了，第三个政策选项，就是把决策权下放的基层。放行还是不放行的决策就完全取决于具体处理问题的那个人。

一部分人的判断是，如果无法判断是否属于急症，那么就按急症处理，统统放行。

另一部分人的判断就是，如果无法判断是否属于急症，那么认为不是急症，统统不放行。

同时，不同人对情绪判断的阀值不同。

一部分人默认相信你，你心平气和的解释几句，就相信确实是急症，然后放行。

另一部分人默认不相信你，你呼天抢地也没用，说卡你就卡你。

一个急症病人，碰到后面一部分人，就惨了。

第三种政策，看上去合理，但实际上判断尺度取决于个人，增加了大量的不确定性。有些职业群体，天天处理各种激烈情绪的场景，情绪判断的阀值就比较高。

使用第三种政策，下放决策到基层，就必须公布一个明确清晰可衡量的标准。让基层可以做出基本一致的判断。没有清晰标准，下放决策，某种意义上类似于推卸责任。

西安1月7日就医政策调整为一律不需要核酸检测。我个人认为是正确的。至少物业社区这个层面没能力判断疾病的严重程度。没有能力判断，就不要让他们去判断。让他们判断，也只能通过情绪，按“闹”判断。

4、

就医一律不需要核酸检测结果，会不会有其他问题？一定会有。

没得急症一点小病的，甚至没生病的，封控中憋的难受了，可能也会借看病做理由出去溜达溜达。

如果有人发现说我去医院就可以自由的到处溜达，那么愿意到处溜达的人就一定会越来越多。毕竟人的天性是不愿意闷在家里的。

要出去一个阳性的到处溜达，就麻烦大了。

所以，**世间安得双全法，旧问题解决就会有新问题。**一律不需要核酸其实也不是一个好办法。

这个问题本质上还是不完全信息下的信号传递问题。如果能获得准确的信息作出正确的病情判断，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经济学上对这个信号传递问题的理论解法是，增加信号传递的成本，或者加大传递虚假信号的处罚。

比如，不管啥理由出封控区就要罚5000元。那么估计没真正得急症的，就不会为了没事儿溜达一圈出去被罚款，真正得急症急着看病的的，也不在乎这5000元。但这个政策肯定天生不正确，会被骂死。

当然可以调整一下。比如，出封控区，看病交5000元押金，回来拿着医院诊断证明退还，如果没有去医院不予退还。如果不是急症重症，没收一半押金。这个稍微好点，但也天生不正确，后续会有各种争议也会被骂。

有时候，一些繁文缛节的官僚手续，起到的作用也是加大信息传递的成本来做筛选。

好在西安1月7日疫情缓解了，一律放行也没啥大风险了，以后的事情就以后再说吧。

在疫情高峰期，一律放行的方案是有风险的。但选择性放行的第三选项，必须要给基层决策者一个明确清晰的标准。没有标准，还不如一律放行。

制定政策的人，一定要思考政策如何执行，执行时会出什么问题，一定要听取第一线基层的反馈。否则，很容易变成了好心办错事。

4、

给大家再分享一个简单的Guesstimate分析框架，这个英文词可以翻译成“瞎猜”。用这个框架聊聊动态清零的负面影响有多大？

中国目前绝大多数人，绝大多数时间的日常生活都没有收到疫情的影响。收到影响的主要是西安这样的封控区。封控确实会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个必须承认。

中国14亿人，一年365天，每年一共大概5110亿个人天。西安1300万人口，假设封控区1000万人，封30天，就是3亿人天，占全国每年“人天总数”的0.06%。西安这次应该算是武汉之后最严重的，假设这个级别封城每年2次，其他小封（按西安“人天”数20%算）10次，合计影响全国人天总数0.24%。大概千分之二。

美国2021年新冠死亡应该超过40万人，大概每年死亡人口总数的千分之1.2 以上。美国的医疗资源比中国丰富的多，我估计中国放开可能不止这个数字。

那么每年大概千分之二的“人天”因为新冠封控，影响了日常生活，买菜不方便，没法出门了。和每年超过千分之一的人因为新冠去死，那个是更好的选择呢？

确实，由于西方国家不负责任，新冠病毒灭不了了，只能与之共存。也许迟早有一天，所有人都要被感染一次。

如果一栋楼有蟑螂，靠一家努力杀是没用的，得全楼一起杀。如果楼里你的邻居开开心心的与蟑螂共存，把家当成蟑螂的培养皿，你再怎么努力也灭不了蟑螂。严防死守也灭不了有蟑螂爬到你的家里。

但是，我们也没必要着急。

在今天这个时点，选择是很明确的，“动态清零”没有错。损失千分之二的“人天”肯定比死千分之一的人要好。如果真的出了特效药，新冠真的变成小号流感了，就再调整呗。（大号流感是很可怕的，新冠变成1918年那样的大号流感就麻烦大了。）等美国每天死亡人数降低到两位数，我们再说吧。美国每天死两位数，每年死3万人以内，人口年死亡率降低到万分之一，稳定一段时间，我们也就可以调整政策了。

别着急，让“灯塔”继续给我们指引方向吧，摸着白头鹰过河，是我们的优秀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