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交通文轨”看张之洞的历史高度_风闻

       昔贤整顿乾坤，缔造先从江汉起；

       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亚欧遥。

二行短文，总共26字，述古况今，更兼预见惊人，竟好似穿越了人类的历史与未来，往前二千年，往后已有百年，再往后或可以千年计。你相信吗？

这幅出自张之洞之手的著名楹联，在武汉地区传诵了上百年。近数年来，笔者有感于历史与现实的相互映照，对此联颇生兴趣，悉心揣摩之下，所得竟与学界大为不同。最要者，笔者认为：“交通文轨”之说十分特出（但一直被忽视），其意涵与“中体西用”迥然不同，作为张之洞平生志业的表达更为切实，在中国提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下，也更能反映张之洞曾经站立的历史高度。特撰文阐发，恭求贤达教正！

一、来历与流传：一些小疑问

文首所列楹联作者系张之洞，毫无疑义，但其具体来历，即张之洞何时为何处所题所书，却不明确。

皮明庥先生数十年专注于武汉城市历史，所著《一位总督·一座城市·一场革命——张之洞与武汉》【武汉出版社2001年版】终章最后一节专门介绍“张之洞在武汉的楹联和书法”，说此联为“武昌黄鹤楼联并书刻于石”。但可惜刻石今似已不存，其来龙去脉如何，亦无线索。另外，称之为“黄鹤楼联”，也有疑问。

有关“黄鹤楼联”之说，互联网上可以查到二篇文章（从网址看可能是武汉出版社的上载书稿，均未见作者署名），提供了非常清晰的解释。一篇题为《两副楹联两座楼》（文末注“1988，4”），介绍了这幅楹联的来历：

【光绪三十三年（1907），张之洞由湖广总督任内奉召进京任军机大臣。湖北学界为了表示纪念他，在被焚的同治黄鹤楼的故址附近，修了一座“风度楼”，接着遵照张之洞的意见，改名为“奥略楼”。第二年，张氏为它题了一副楹联：“昔贤整顿乾坤，缔造多从江汉起；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亚欧遥。”】

也解释了为什么这幅楹联会被当作黄鹤楼楹联：

【自从光绪十年（1884）同治黄鹤楼被焚以后，武汉人民仍习惯把黄鹄矶头的建筑群泛称为“黄鹤楼”，形成了地名学上所称的“虚地”。等到“奥略楼”建成后，很多人又误传它就是“黄鹤楼”，“昔贤”联就曾经悬挂在这座楼里。王葆心和张继煦把这副楹联说成是黄鹤楼的，无非是“从众从俗”，属于智者的千虑一失。设若他二人能够预料到自己欠考虑的文字，会给后来研究黄鹤楼历史和名胜楹联的爱好者带来以讹传讹的后果，他们在《续汉口丛谈》和《张文襄公治鄂记》中，就肯定不会那样写了。】

另一篇题为《张之洞石像与蠡园》(文末注“与熊承新合写”)，此文中写道：

【抱冰堂今仍存在，张公祠和奥略楼在1955年武汉长江大桥开始修建时已经拆毁。奥略楼的匾额是张之洞手书，三楼悬有张之洞肖像，面瘦髯长，至为清癯，两旁有张氏所书对联：“昔贤整顿乾坤，缔造多从江汉起；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亚欧遥。”上世纪50年代初期出生的武汉人，好多都没有看到这些文物。】

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些解释足够清楚了，但究竟应该如何定性呢？

冯天瑜先生著有多个版本的《张之洞评传》，并主编过《黄鹤楼志》，在这个问题上堪称双料的专家。他先认同过此联是黄鹤楼楹联【《武汉：白云黄鹤的故乡梅花绽放的江城》，《东方早报》2009年9月8日】，以后又说是张之洞为奥略楼所题写【《黄鹤楼打造高品质文化展示平台》，《长江日报》2011年10月10日】，再后又说是1907年张之洞离任入京前在蛇山临江处题写【《“支点”说的历史文化依据》,《湖北日报》2012年10月22日】。几年之内，反复推敲，应该是因为历史记载并不十分明确。

笔者也经历了反复推敲。首先认为，这些问题的实际出入并不大。黄鹤楼文名最盛，张之洞抒发豪情，虽眼前无楼未尝不可以心中有楼。如果不拘泥细节，将这幅楹联称为黄鹤楼联，应是无伤大雅、且有益于大雅，如毛泽东1927年即写有名篇《菩萨蛮·黄鹤楼》。但又想到，张之洞先前已经很明确地为黄鹤楼写过不止一幅楹联，再称此联为黄鹤楼联，不仅容易混淆，更不利于彰显。更重要的，就内容而言，也可以说张之洞这幅楹联是为武汉都市题写的，称之为武汉名联，也极合适。黄鹤楼虽然是大品牌，是武汉的历史坐标，但今天武汉因战疫而弛名世界，本身已成为更大的品牌，较黄鹤楼有过之而无不及。何不以武汉名联推广之，相得益彰。

至于写作时间，总不出1907年张之洞离开武昌入京任职前后，究竟是前是后，也不妨碍我们理解联文。

但是有一个问题却与理解联文内容密切相关。这幅名联流传下来，至少出现了4个一字之差的版本，即上联的第9字，有“先”、“皆”、“都”、“多”之区别。孰正孰误？解决这个问题，理论上有二种方法。首先是搜集证据、辨析版本，不过，此非长年旅居海外的笔者所能为，只能寄望于家乡学者。另外的办法，就是通过解读联文，以合理性来说明。

二、“昔贤”与“文轨”：不可忽略的关键词

所以，重要的问题是，张之洞的这幅楹联到底在说什么？

先说上联。上联的首词也是关键词是“昔贤”。首先应该辨识的一个问题，“昔贤”是泛指还是特指？

如果说是泛指，应该解释不通，因为历朝历代称得上整顿乾坤的帝王将相不知可以拉多长一个名单，但他们中的大多数恐怕都没有到过江汉交汇处，更别说从此处开始大展宏图了。缩小范围，仅算清朝驻节武昌的历任湖广总督也有近百人，其中又有几人当任及之后政绩具有全局性意义？所以说，“昔贤”不可能是泛指。如果不是泛指，那么像“都”或“皆”这样表示全称判断的字眼用在这里显然就不合理，“多”字虽然不表示全称判断，但与史实相差太远，也还是说不通。

不是泛指，那么就是特指了。但特指谁呢？如果没有可信的答案，也不好解释。

当然也存在第三种可能，既不是泛指也没有特指。如皮明庥先生就认为：“张之洞虽托辞说‘昔贤’缔造江汉，真实的命意还是表白他自己在‘治鄂’中的大志。”【前揭书第5页】也就是说“昔贤”并非实有所指，而只是张之洞用以表白自己的托辞。这很有道理，上联整句，除了首词“昔贤”外，确实很符合张之洞本人的形迹，更像是为自己量身打造。

不过，笔者认为，“昔贤”还是明确有所指的，答案就在张之洞的湖广督署联：

北起荆山，南包衡岳，中更九江合流，形胜称雄，吴头楚尾一都会；

内修吏治，外肄兵戎，旁兼四裔交涉，师资不远，林前胡后两文忠。

或云此联并非出自张之洞本人，只是很得他欣赏，但无论是哪种情况，都足以表示张之洞心迹。其上联说明武汉都会作为湖广二省中心的地理形势（“吴头楚尾”之说，又暗示吴地和楚地的全部即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武汉都可以辐射）；下联表示作为湖广总督，有林则徐和胡林翼这二位谥号皆为文忠的先贤可以作为学习榜样。这里需要一个小的注解，林则徐做过湖广总督众所周知，而胡林翼只做过湖北巡抚，但死后清政府追赠总督，因此能入湖广督署联。

此湖广督署联，撰写的时间如果是在张之洞就任湖广总督之初，可以视为就职宣言。而本文讨论的武汉名联，撰写于张之洞离任湖广总督前后，可以视为去职陈词。二联内容有首尾相续之妙，可以、并且应该、甚至必须合而观之。林则徐与胡林翼俱为一代名臣，既云“内修吏治，外肄兵戎，旁兼四裔交涉”，必可以“整顿乾坤”称道。事实上，林则徐正是以湖广总督任上的政绩与政见而受命，以钦差大臣身份赴广东禁烟；胡林翼虽只做过湖北巡抚，但他胸怀大志，曾请人绘制了《皇朝一统舆图》（内有钓鱼列岛的专图），又有以湖北为基地支持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的实绩，也都可谓“缔造先从江汉起”。所以上联句“昔贤整顿乾坤，缔造先从江汉起” 况古(兼带述今)，算得上是十足的写实。

再看下联，“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亚欧遥”，自然是讲张之洞本人的志向与功业。其中一个“轨”字非常醒目，如冯天瑜先生在《张之洞评传》中就描述：“面对武汉三镇林立的工厂和南北贯穿的铁路”，张之洞草拟了这幅楹联，“其自得之意溢于言表”。张之洞确实与铁路有莫大的关系，他在1889年建议修筑（北京）卢（沟桥）汉（口）铁路为清政府采纳，因此由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承担修筑该路南段之责。1906年京汉铁路全线正式通车，是中国第一条自建的干线铁路，张与该路修筑相始终，是第一功臣。联语中本没有提及工厂，但张之洞为修筑铁路，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大型钢铁企业汉阳铁厂，也属相关事实。

不过，“轨”字并非单独出现的。看到“文轨”二字，如果只想到了铁路，应该属于很严重的疏漏。中国传统中，文轨并列，表示“书同文，车同轨”，虽然“交通文轨”是新用法，与同文同轨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但“文”与“轨”可以分为二端并不应因此而有变化。张之洞曾经抵制新名词，这里的“交通”也确实不是指代运输方式的新名词，而仍然是古代汉语的用法，指交往通达。“今日交通文轨”，因为下文有 “不觉亚欧遥”，应该是指在“文”与“轨”二个方面与欧洲及日本进行交流。更具体的含义，“轨”的方面无疑是引进了铁路，“文”的方面则应该是指请进来了外国教习和派出去了留学生。

揆之史实，张之洞虽然本人是科举制度的极大受益者和中国传统学术的大家，但在清末兴办新式学堂、派遣出国留学、废除传统科举制度的教育兴革大潮中，又堪称是推波助澜的第一人，而湖北也是聘请外国教习最多、派遣留学生最多的省份，形成了请进来、走出去的双向互动。张之洞也为此自鸣得意，1902年他编写的《学堂歌》称：“湖北省，二百堂，武汉学生五千强。派出洋，学外邦，各省官费数不广。湖北省，采众长，四百余人东西洋。”【《武汉市志（1840-1985）-外事志》，武汉地方志数字方志馆】也就是说，此时湖北已派出留学生400余人。研究认为，1905年湖北留日学生约1700人，占全国比重达21%【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台北1981年版，第471页】。一般印象，清末十年间留欧（德、比、法、英）学生，也以湖北籍居多。

想到在日本和西欧有自己派出的成千上百的子弟，觉得这些地方并不那么遥远，这属于心理感受。那么实际的时空距离是不是也因为铁路建设而有改观呢？似乎也可以往这方面设想。

如果张之洞确实是在1907年书写了这幅楹联，这时京汉铁路通车已有一年，山海关内外铁路正好建成改名为京奉铁路通车，日本抢夺控制的南满铁路（原中东铁路支线南段）经过改造也重新运营，再利用俄国控制的在中国东北境内的中东铁路和已经在日俄战争期间仓促强行通车的西伯利亚铁路，从汉口坐火车经北京、奉天（沈阳）等地到莫斯科再转至西欧，虽然还不现实方便，但确实已经可以想象了。不过，这不一定是张之洞的思考方向，也不符合那个时代的实际情况。一方面，俄国铁路一直是不与标准轨接轨的寛轨，并无与欧洲其它国家接轨之意，其修建西伯利亚铁路，只是在本国范围内连接欧亚；另一方面，限于那个时代的技术条件，以铁路连接亚欧并不比海路更有优势。而张之洞的铁路战略也只是以武汉为中心点在中国范围内的考虑与规划，在帝国主义大肆侵略和相互争夺的背景下，避之尤恐不及，更不会以与外国铁路“接轨”为追求。他所期望的“轨”方面的“交通”，应该还是指引入西方的铁路技术。

所以，“不觉亚欧遥”的真正含义也许是，张之洞认为，通过多年“交通文轨”的努力与实践，其治下武汉地区的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与日本和西欧的差距已经不是不可以克服和追赶了。这里确实体现了张之洞的自得之情，虽说是登高望远，实际视野也只不过武汉三镇，但思绪却可以远到日本和西欧。

三、“交通文轨”：异于“中体西用”、优于“全盘西化”

通读全联，感觉这里面最值得品味的说法是“交通文轨”。尽管这个说法十分特出，但一直以来却少有人注意，在笔者之前，1933年华西协和大学的新校歌首句“欧亚交通，文轨新同”可能是唯一的唱和。

100多年来，关于中西文化以及现代化的讨论，最吸引眼球的口号是“中体西用”以及与之针锋相对的“全盘西化”。而问题的本质是，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席卷全球的攻势，拥有悠久文明传统的中国何以自处？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预断：“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在这样的时代形势中，张之洞先后喊过二个口号，一个就是所谓的“中体西用”，这个口号几乎与张之洞互为标签，另外一个则是几乎不为人注意的“交通文轨”。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举国以为至言。”确实，张之洞在民族危机深重、新旧斗争激烈的戊戌年出版的著作《劝学篇》就是专门论述这一问题的。在张之洞看来，“保国”、“保教”、“保种”三事实为一体，“其表在政，其理在学”，“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但“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劝学篇》就是针对当时“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的形势而作，分为内外二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提倡“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百日维新期间，《劝学篇》得到光绪皇帝推重，于是广为刊布，不仅在国人中风行一时，甚至外人也有认可。

“中体西用”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至1861年冯桂芬《校颁庐抗议》所说“以中国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正式表达，则在甲午战争之后才出现。张之洞并不是最早讲“中体西用”的，且《劝学篇》中说的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之后不久，他将两湖、经心两书院按照新式学堂改革，决定：“两书院分习之大旨，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两湖、经心两书院改照学堂办法》】这才明确提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当然，以张之洞本人及《劝学篇》的地位和影响，视他为“中体西用”论的代表人物，并无疑义。反过来，以“中体西用”论为框架来分析张之洞的思想与实践，也不无道理。一直以来，史家评论张之洞都没有超出这个模式。但是仅以“中体西用”就可以为张之洞盖棺定论吗？鉴于张之洞本人在晚年以“交通文轨”来概括他自己的志向与功业，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实际上，戊戌不几年后，张之洞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经历了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侵华的庚子事变之后，中国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他也不可能没有变化。虽然辛丑年张之洞与刘坤一联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整顿中法”在先、“采用西法”在后，与《劝学篇》形神皆似，但这里面有政治权宜，并不代表张之洞的真实思想仍然停留在戊戌年的“中体西用”上。事实是，在此前与朝中大臣商议的电文中，张之洞已经主张“大变西法”：“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精华谈何容易，正当先从皮毛学起，一切迂谈陈话全行扫除。”他又告诉各省督抚： “惟鄙意以仿西法为主 ……此时非变西法，不能花中国仇视各国见心；非变西法，不能化各国仇视中国之见；非变西法，不能化各国仇视朝廷之见。”【李细珠，《张之洞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同时期类似这样的言论张之洞还有一些，足以证明他完全懂得在当时的形势下中国暨清王朝必须变革，而且必须“以仿西法为主”，才有可能避免亡国灭种的危机。

不可否认，张之洞在辛丑年的变化非常明显，但学者或以为这样的变化只是属于“量变”。量变、质变，要看起点。如果是相对于“旧学”与“中法”的一统天下，那么“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属于量变，而“以仿西法为主”肯定就到了质变。如果是相对于“中体西用”，强调中学西学可以平起平坐也还可以说在量变范围，但“以仿西法为主”就不能不说是发生了质变。

辛丑以后张之洞“中学为体”的防线尽失，还有一个鲜明的例证，即存古学堂。清末新政兴办的新式学堂内仍然设有传统经学课程，但不过几年时间，“各学堂之经学徒为具文，经学实有沦亡之疑虑”，不得不设法保护了。张之洞想到的办法是开办专门的存古学堂来保存中国传统的经史旧学，这个想法在1904年就开始了，但是直到1907年湖北存古学堂才正式开办了，张之洞同时建议向各省推广。存古学堂恰巧是张之洞奉调入京之前在湖北的最后一件大政，到北京后他仍不放松，表示：“存古学堂系奏明办理，关系紧要，区区最所关心”，湖北存古学堂也因此得到比较好的办学条件。【郭书愚，《开放而不失其故——张之洞兴办湖北存古学堂的努力》，《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6期。】不过，知识界的风气已然大变，弃旧学趋新学成为主流。对张之洞推行的存古学堂理念，当时上上下下各方面都并没有多少诚心的支持，反而是有不少非议。按张之洞的想法，存古学堂每省只办一二所而已，不仅不是主流，更不成比例，但他还是不得不为此大力辩护。1904年，他在致黄仲韬（后出任湖北提学使）的电文中指出：“若以新学为足救亡，则全鄂救亡之学堂已二三百所，而保粹学堂止此存古一所，于救亡大局何碍？”

时人不以为然，也影响到今日学者，或认为存古学堂正是张之洞长期以来“中体西用”观念的延伸，甚或认为这是张之洞自新返旧的退步标志。不可否认，张之洞对中国传统的经史旧学抱有很深的执念，但就学习西方而言，张之洞并没有退步，反而是大有进步，只不过他相对稳重，而此时知识界整体更为激进，显得张之洞落后甚至退步了。

实际上，按张之洞的要求，存古学堂“重在保存国粹”，但“与旧日书院积习绝不相同”，其理念更是来自西方：“今日环球万国学堂，皆最重国文一门。国文者，本国之文字语言、历古相传之书籍也，即间有时事变迁不尽适用者，亦必存而传之，断不肯听其澌灭。至本国最为擅长之学术技能、礼教风尚，则尤为宝爱护持，名曰国粹，专以保存为主。凡此皆以养其爱国之心思、乐群之情性。东西洋强国之本源，实在于此。”【《创立存古学堂折》】因此，存古学堂的“存古”与《劝学篇》所讲的“存中学”在目标和方法上皆为不同。《劝学篇》所要保存的“中学”等同“圣教”，而“国不威则教不循”，“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 此处“今欲强中国”与“不得不讲西学”之间逻辑关联，但“讲西学”与“存中学”之间并无直接关联，而是间接联系，即，先通过“讲西学”才能达到“强中国”的目标，中国强大了则可以“存中学”。但存古学堂所要保存的已经只是“古”，属于文化遗产范畴了，而且是仿照西方理念以新式学堂来“存古”，是直接以“讲西学”的方式来“存中学”了。照此来看，存古学堂非但不能是“中体西用”的体现，反而更像是其反动了。

简而论之，也不难看出，庚子以后张之洞的思想与实践较之于戊戌年的“中体西用”均有很大突破，所以他以“交通文轨”作为表达，并不突兀。

就学习与引进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学以致用而言，“交通文轨”与“中体西用”有相通之处，但二者对于学习与引进西方文明的定位有所不同。仅从字面意义上看，“中体西用”是把西方近代文明当作中国固有文明的辅助与补充，西学的地位在中学之下。以“中体西用”为名义，实际拔高西学地位的表达，最多也就是认为西学对于中学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与中学可以等量齐观。而“文轨”是涉及天下统一的根本大计，虽然“交通文轨”就其表面来说，是平等交流互相学习，但由于西方近代文明处于优势地位，就其实际来说，是中国学习西方而不是西方学习中国；虽然，“交通”的方式可以是缓和、渐进的，不一定那么急切，但结果一定是趋同的。总而言之，上升到“文轨”这样的高度，就有可能是中国全面与西方文明接轨。而要达到与西方“文轨”趋同，中国必定要经历巨大的变革。以此而论，“交通文轨”显然具有相当的革命性质，原非“中体西用”可比。

一般认为，张之洞是保守的，在政治上体现为从始至终维护清朝统治，在文化上体现为主张“中体西用”，此不无道理。但其实张之洞身上也有很强的革命性，据说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半年之后考察武汉、游览奥略楼时即有评论：“以南皮造成楚才，颠覆满祚，可谓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张继煦，《张文襄阳公治鄂记》，湖北通志馆1947年版，第7页。】此论的辩证思维已得到广泛认可。再看张之洞晚年以“交通文轨”来概括自己的志业，说明他对自身的革命性变化也并非毫无知觉。

张之洞的《劝学篇》面世不过一年，即受到何启、胡礼垣著文批评，梁启超也在《自由书》中断言“中体西用”论没有价值，“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恰巧30年后的1929年，胡适以英文讨论“文化冲突”，有“全盘西化”之说。数年后爆发的中西文化论战，十教授发表了《中国文化的本位建设宣言》反弹“全盘西化”论，而胡适则批评所谓中国文化本位建设实则清末洋务派、维新派“中体西用”论的翻版，可见“中体西用”论确实名声不佳。但胡适也承认“全盘西化”的口号并不适宜，改之以“充分的世界化”。

“全盘西化”虽然与“中体西用”针锋相对，但都不是合适的表达，也可以说这二者在本质上都是错误的。而相形之下，“交通文轨”，可以说既是合适表达，又是本质正确；而其优胜之处，或者说其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它不是理论空谈，不是口号文宣，而是长期实践得出的认识。

“交通文轨”，必然有对古代中国国家长期统一经验的借鉴。“车同轨，书同文字”，作为秦统一后的举措，与度量衡的统一一样，涉及的本是技术标准，但秦汉以后，二者又成为国家统一的象征，其实际意义与象征意义结合为一体。在我们今天看来，“文轨”之说，可谓古代中国文明的智慧结晶。这是因为，语言文字是信息、知识和思想的基本载体，广义的交通既包括人与物的转运也包括语言文字符号图像的传递，这些恰恰是拉近广泛分布的人类距离所必不可少的方式。这样古老的中国智慧，可以作为识别全球化路径和进程的关键指标而予以借鉴。

更重要的，“交通文轨”是对近代中国学习与引进西方文明经验的总结。当张之洞在20世纪初年喊出“交通文轨”之时，距离19世纪中国大规模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开始已有40余年，距离19世纪末中国以更为开放心态学习西方的维新运动开始也有10余年，张之洞自己作为清朝的封疆大吏学习西方的实践则有20余年，所以它不是事先的规划，而是几十年实践经验的总结。前文已说明，张之洞学习西方的实践，确实在“文”与“轨”二方面非常突出。这里虽然无法详论但要补充的一点是，中国早期的工业化即洋务运动存在一个路线上的根本错误，即以轮船为主、铁路为辅，但世界范围内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都是以铁路为主，而轮船的技术与运用长期以来并不成熟有效、不是工业化的主导因素。所以张之洞以铁路为主线的发展战略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可惜为时稍晚，又因为执行力不强而进一步拖延。

因为近代文明首先在西方发展起来，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学习西方是理性的选择，但也不可避免地陷入情感上的纠结：在学习西方的同时要不要以及如何才能保持本民族的传统与特色、自信与自尊。从这个角度，“交通文轨”在实际效果上可能是与西方全面接轨，但在表达上却留有几分自尊，因为“文轨”本身是中国话语，并且代表了中国所具有而西方所不具备的上千年国家统一的历史经验，又未尝不能说自带几分不惧怕与西方全面交往的自信。

笔者还想说，对于当代中国的全球化主张，“交通文轨”应该也有不少的参考价值。当然，今天的全球化不是要做秦始皇2000多年前做的事情。实际上，当今世界主要的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都有几百年（中国至少上千年）的历史，世界范围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体系，如果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算起已有百年历史，即使从联合国才开始算也有70多年历史。面对这样的现实情况，当今人类社会对“文轨”的追求，就不应该是相同，而是相通。这是因为，一方面，“文轨”相同虽然不是一定做不到，但要做到一定会付出极大而且是不必要的代价；另外一方面，以技术进步为支撑，“文轨”相通也完全可以达到“文轨”相同所要达到的效果。以语言文字为例，今天若要在全球范围内统一语言文字，所要支付的成本和代价以及必然造成的负面后果都是无法想象的，但可以预期的是，通过发展互联网及机器翻译技术，不需要统一语言文字，全世界人民之间也可以实现基本的理解和沟通。以铁路交通为例，今天欧亚大陆上的铁路并不都是标准轨距，从长远角度看，当然有必要改造统一，但一时达不到，也可以通过改进变轨技术来实现更有效率的铁路交通，当代蓬勃发展的中欧班列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正是站在今天这样的认识高度上，我们看到“交通文轨”这个表达，不能不为之惊艳，并且应该以极大的兴趣，去做进一步的思考与探究。

四、“缔造先从江汉起”：洞见百年的预言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湖北暨武汉政学两界十分推崇这句“缔造先从江汉起”，认为这是对武汉地区作为中国经济与人口地理中心、交通及政治军事枢纽地位的最好说明，以后演出的历史大剧（例举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与抗日战争武汉保卫战）则证明张之洞所言不虚。如此叙史，确有一定的道理，笔者愿在此继续补充说明并做进一步的阐发。

前文已经说明，“缔造先从江汉起”，张之洞当时是述古或兼况今的实写，不是对未来的预言。但不可否认的是，此后确实有一些称得上“整顿乾坤”的重大事件，是从江汉交汇的武汉都市展开的。所以我们在100多年之后的今天读这一句，可以认为它很有预见，而且预见惊人。

百余年来，这样先从武汉展开、事关全局的重大事件可以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最基本的一类是，全国骨干交通网络的建设，要从武汉这个中心点位着手进行。这符合经济地理规律，有相当大的必然性。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菩萨蛮·黄鹤楼》这首词的首二句，无疑是对武汉中心和枢纽地位最精准的概括和说明。在人类进入机器动力时代之前，水运是最有效率的交通运输方式。武汉位于长江水系的中心点，这是自然的造化，而这个长江水系中心点又大致位于中国经济与人口地理的中心点。但仅凭水运，武汉还只能是区域的中心，而非全国的中心，因为中国的自然水系总体上是东西走向，而沟通南北水系的人力工程大运河，又由地理因素决定，与武汉距离甚远。真正让武汉成为全国的中心与枢纽，则是人造的“沉沉一线穿南北”的铁路。1906年京汉铁路的建成通车，是武汉作为全国中心与枢纽的开端。之后，粤汉铁路的建设进一步提上议程，张之洞还首先提出修建长江大桥用来连接京汉与粤汉铁路。但这些规划并不易实现， 至1936年粤汉铁路才全线建成，而随后日本全面侵华，沟通南北的铁路交通线竟至落入敌手。

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这条路线上，毛泽东主席重视重工业，这与张之洞相同，所以他肯定张之洞的贡献，表示“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新中国布局发展重工业，武汉是重点地区；而在交通规划中，武汉更是重中之重，这也与张之洞思想相通。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完成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壮举，是新中国首个重大标志性的交通工程。从此，京汉与粤汉二条铁路合身为京广一条铁路，作为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与长江作为中国东西交通的大动脉以武汉为中心点十字交叉，此时是武汉中心与枢纽地位的顶点。

新中国的交通建设成就不仅远远超出了前代，更在新的21世纪迎来了一波跨越式发展。2009年12月26日武广高速铁路建成开通，这是中国第一条高速干线铁路，同时也以1000公里里程、350公里时速的标准引领世界潮流。以客运专线名义开建的武广高铁一举解决了困扰多年的南方春运困局，起到了先行与示范作用，之后在短短10年左右时间里，全国陆续建成的高铁线路已经形成几纵几横的网格，武汉的中心地位反而有所下降。2012年12月26日由武广高铁延伸的京广高铁全线建成通车，成为一条新的南北交通大动脉。这是武汉中心和枢纽地位的又一高光时刻，但也是最后的荣光。这是因为，铁路网络以外，全国的高速公路也早已形成网络，再加上航空运输的迅速发展，长江水运下游条件更佳等等因素，相较于周边区域中心城市，武汉已难言优势，更遑论全国的中心与枢纽。但是从另外的视角，随着引进、吸收再创新的中国高铁技术领先于世界并向世界推广，这一次“缔造先从江汉起”，其意义超出了中国范围。

从交通角度来看，武汉的中心和枢纽地位就是这与铁路相关的100多年。但 “缔造先从江汉起”，不论是写实还是预见，显然并不限于交通建设。最引人注目的是，20世纪中国前后两场伟大的革命，其最终成功的道路或方式，都发端于武汉，真正可谓：一座英雄的城市，二场伟大的革命，“缔造先从江汉起”，最终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虽然不乏偶然性，但其实也是与武汉的中心枢纽地位紧密相关，在相当的程度上体现了必然性。

第一场革命与武汉的关联已经得到广泛认可，也得到比较充分的解读，即辛亥革命的武昌首义。武昌起义之所以被称为“首义”，因为它是一次成功的起义，不仅自身成功，还成功地引发了全国各地的响应。所以，“中心开花”被认为是辛亥革命的成功方式。不可否认，仓促之间爆发的武昌起义能够取得成功，其中有许多偶然的因素。但武昌起义成功后能够起到引爆全国的效果，则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与武汉的中心与枢纽地位有关。

结束王朝专制、开创共和的辛亥革命意义固然重大，但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有缔造之功的还是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不过，关于武汉对于这场革命的意义似乎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与强调。众所周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开辟的唯一正确道路，一般认为，这一思想理论初步形成于秋收起义之后的井冈山斗争时期。但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的思考与探索实际发端于武汉。毛泽东在武汉的活动趋向十分明显：1926年，他在武昌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主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他在汉口参加了中共决心与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武装斗争的八七会议，之后离开武汉去湘赣交界处领导发动了秋收起义。这些史事虽然早就在武汉被纪念与宣讲，但是似乎还缺少在更为宏大的背景中的整体思考与深入研究。实际上，“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发端于大城市本身就充满辩证意味，大城市中为什么又独独是武汉提供了这样的思想环境，前后二场革命的成功道路都与武汉相关但如何又截然不同，这些问题如果得到系统性的思考与解释，应该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特色的革命与建设道路。

最后，还非常有必要说一说刚刚发生的武汉战疫与现在仍未结束的全球防疫。战疫，以前并没有这样的说法，媒体刚用时一般都加引号，现在应该公认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新词，表示以类似大规模战争动员的方式防疫和救助病患。武汉战疫，应该会成为一个专门的历史名词。

以武汉战疫为先声，中国在全球防疫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国打响了全球防疫的首战，不仅以先进的科技手段最早识别新型冠状病毒并迅速公布其全基因组序列，还在短时间内以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消除了疫情，在自身付出重大代价的情况下为全球防疫发出了空前的警讯并提供了宝贵的防疫经验（美欧西方国家因为偏见而轻忽慢怠、漠视和浪费了这些警讯和经验是另外的问题）。中国在自身消除疫情后，又以强大的生产能力向世界各国供应短缺急需的医疗防护与救治产品，也迅速提升了在疫苗开发与生产方面的能力，成为全球防疫稳固的大后方。这样卓越的贡献必将载入史册。

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中国在全球防疫中的卓越贡献，完全达到了毛主席的期望，我们可以为之骄傲。不过，我们也要记住毛主席的告诫：“但是要谦虚。不但现在应当这样，四十五年之后也应当这样，永远应当这样。”

2020年3月17日，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刊文预言，将会出现新的历史纪年法：新冠前与新冠后。此时距2019新冠疫情爆发还不到几个月，中外许许多多的有识之士就已经看到了它必将带来世界格局甚至人类历史的巨变。许多相关的看法笔者也高度认同。简而言之，今天的时代本来就处于人类历史巨变的前夜，而这次全球范围的防疫行动，相当于做了一个前所未有且超级规模的社会实验，从而让许多面向未来的思想、制度和技术从中获得了大量的实际数据和进一步实践的强大动力。

此前的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发表演讲，提出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设想，其中一项任务就是针对恐怖主义与疫情，“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近十几年来，虽然各种类型的疫情时有发生，已经引起了各方的注意与警惕，但其危害程度尚没有引起人类社会真正的重视。2019新冠疫情非比寻常的严重程度，足以让全世界人民警醒。它会在更大的范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吗？

这场流行全球的大疫情缘何在武汉首先爆发，现在还无从确定。今后人类历史走向何方，我们且拭目以待。我们现在也不能臆测武汉战疫的历史意义将如何体现，但有理由相信，它续写了“缔造先从江汉起”新的传奇。

​以当代的视角，我们可以从上下联中各摘取半句，重组成一句新语，或可形成这幅名联百年后的升华。

今日交通文轨，缔造先从江汉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