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多年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主因_风闻

农民问题不仅是中国革命年代的根本问题，也是国家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根本问题。

改革开放后推行的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种植粮食或经济作物的积极主动性，使相当多的一大部分农民彻底摆脱了贫困，尤其在人均耕地相对比较多的东部平原地区，以及沿江、沿河的小块平原地区。

1980年代，全国各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实现了当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第一次转移。

1990年代，明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加速推进，在沿海开放城市的基础上，十多个内陆地区省会（首府）城市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各开放城市的经济开发区建设及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开始风起云涌，第一批大规模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开始出现。

1990年代末，全国普通高中招生数量自改革开放初期的600多万，持续减少到1993年的最低点不到230万之后，逐年上升到将近400万，全国高校开始逐年大幅度扩招。

由此，农村地区除了继续向城市输出大量农民工以外，来自广大乡村的农民子弟可以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越来越多。而在这之前，由于农村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农民子弟还比较少，大部分考进大学走出农家的农民子弟被赋予“干部”身份，毕业后在享受政府安排非农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就从此丧失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资格，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农民人均耕地面积不至于大幅度地减少。

只有农民长期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他们中的外出务工人员的后顾之忧才能降低到最低，他们外出务工时的经济诉求也才能够有条件控制在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水平上。否则，民营经济领域制造业的利润空间就会很有限，资本积累的速度远不足以支撑工业化大生产所需要的资金量，首先是有利于快速改善民生的纺织业和服装业，食品工业等等轻工业。

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突破500万人，2008年突破600万，2013年接近700万。2008年北京奥运会，当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已达到511万人，足足相当于1995年的6.3倍还要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变化，地级城市及县一级的国企市场化改革基本结束，全社会就业观念改变，高校毕业生的“干部”身份已淡化。

人口流动加速，制造业产能逐年扩大，普通高校毕业生向各个经济中心城市集中就业，劳动竞争加剧，第一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长年不变，成为保障农民利益，缓解城乡社会矛盾最大缓冲器。土地承包经营权长年不变，保障了农村一部分已经完全脱离了农业农村的高校毕业生家庭得以保留一定数量的土地上的收益。

出生于1978-1988年代的第二代农民工，进工厂做工或到各个建筑工地出力的还很多，他们的收入水平也还基本能保障，消费价格上涨，经济增速下降，子女的养育成本和受教育成本在提高，实际收入增长已放缓，这代农民工能攒下银子，可以有条件在家乡的县城或打工的城市郊区的小镇置业已经属于相当不错的，数量非常非常少，绝大部分人首先还要为子女成家立业或不再回农村安家计，因此这部分人的晚年生活，绝大部分最终还要回到老家去度过，而那里的生活条件仍远比城市或县城差很多。

1988年后出生的农民工，准确说已经称不上是真正的“农民工”，只不过是他们出生在乡下，但其中的很多人已经从来没再种过地，至少没再吃过劳力种地的苦，在东部和中部省份，以及内地的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周边更是如此。更主要的是，从乡下出来的这一批年轻人，已经不那么愿意再到制造业工厂或建筑工地去打工。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说到底还是相对的工资待遇低，使他们看不到未来能有更好的前途，毕竟人人都清楚，可以从事重体力劳动的黄金年龄绝大部分人就在45岁甚至40岁之前，而一旦丧失重体力劳动的能力，再想转行干其他，形势随时都在变，所以非常难。因而，他们更愿意去送快递、送外卖、跑运输、当中介、做直播，或者打零工，或能接触并跟上社会发展的脉搏。

其背后的经济逻辑是什么呢？大部分传统制造业的新产品开发、工艺优化、技术改造等增值领域发展严重滞后，制造业以及工业领域的利润空间随着成本因素的提高，已不足以支撑其雇佣到像以往那样“便宜”的劳工了。

由此可见，近10多年农村农民农耕地权属长期不变，真正保障了我国社会安定、稳定，民营资本的发展和壮大，农村以及广大农民做出的贡献才最大。

吃水不忘挖井人。民营经济的企业家群体，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积极作为，尽心尽力，只有加快缩小城乡经济差距，国家的未来才会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