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精神低迷才是经济下行的主因_风闻

（永续经营是现代企业最高的追求）

工业化的现代社会，也叫企业社会

 —— 工商企业，作为主要的市场主体，也是国家公民就业的主渠道。

—— 工商企业，真正支撑着整个现代社会长期稳健、和谐、有序地运行。

决定一个单位是否具有工商企业属性的，不是其名称，而是它在合法合规的市场环境中，预算不依赖于国家税收和财政资金，自身能够创造出经济和社会价值，创造出（发展需要有）利润，可以自负盈亏。

因而，“企业家精神”主要面向的始终是工商业领域。

影响企业家精神活跃还是低迷的社会因素有很多。最主要的方面包括：

一、国家制度      二、国家的社会政策      三、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

四、社会舆论及价值观导向      五、国民整体受教育的程度

近些年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下行，一方面是受了外部国际经济市场大环境变化的影响约束，但主因是社会面的企业家精神呈现出低迷。

（国民幸福指数建立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上）

知名学者田涛指出，

今日的华尔街，正是今日的世界经济之“癌”，亦是西方金融资本主义文化的“不治之癌”，而它向全球各地包括中国的扩散，将会带来整个人类的灾难：实业空心化，财富向金融寡头和技术寡头聚集，暴富主义流行，阶层对立……

可悲的消息是：2011年，中国成为全球奢侈品消费第一大国。

这种精神溃败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要知道，中国的所谓“富人阶层”形成的时间，从宽泛意义上讲不到30年，严格意义上说不到20年。也就是说，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我国的一批先富起来的人群中的不少人，或他们的后代，已经蜕变成了“消费阶级”，而不再是真正的“奋斗者”——企业家阶层。（曾经）中国从南到北的大中城市都有一些世界级的顶级俱乐部，其中活跃着的身影大多是一批财富新贵，而10年、20年前，他们几乎无一不是物质与精神的匮乏者、饥饿者——正是饥饿感，使得他们成为冒险家和开拓者。

部分媒体和商家，也曾在助推各种挥霍性、炫耀性、虚荣性消费生活方式的过程中不遗余力，在助力各种虚假宣传、假冒伪劣、过度包装、以次充好，甚至是恶意的比赛竞争中肆无忌惮，毫无节制。

（铺张浪费是人类对自身劳动付出的不尊重）

回顾过去，改革开放以后的1990-2010近20年的时间里，在我国东部沿海和沿长江、沿黄河流域的几个中心城市出现的生产率的巨幅增长，实际上**只在某种程度上是企业家精神或企业管理改进的结果。**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其中的主要因素是：超大规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国家各地最广大的乡村为代表的低生产力率领域 —— 可以勉强维持基本物质生活需要的农业领域 —— 转移或迁移到了高生产率的制造业和工业领域、城建和基建领域。

这20年，供不应求的东西还不少，倒买倒卖很盛行，你去研究研究那些创业者，真正白手起家的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早年城镇国有、集体中小企业的经理人或负责人，另外一部分则是原来企业里的打工人或分销商，已经对一些行当很了解，掌握了一些门道、路子和技巧，结果由于单位体制机制僵化发展不景气，一半主动一半被动地“下海”的，从此再没有回头路。

（没有广大的农民工群体便不会有中国式现代化）

如果没有大规模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那么一些成长领域生产率的提高可能仍只是微不足道。但是，时至2012年左右，这种大规模迁徙的浪潮已经很快即将结束。如今，显然绝大多数“先富起来的区域”已经达到了吸收乡村农业富余劳动力的能力极限。在广大乡村，那种仍然还能依靠小农业种植以勉强维持生活水平的劳动力已经不多了。自那以后，整个国家经济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已必须依靠努力提高既有工人以及不断增员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其既有工作岗位上的生产率来实现。

与此同时，国家发展与国防安全对经济绩效的需求不断提高，而新的经济增长只有通过进一步提高生产率才能够实现。

（增强全民节约意识，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田涛先生坦言，

社会组织的“不治之癌”是什么？是个体的贪婪与集体无意识的腐败。从古罗马帝国的“金银泻地”、澡堂多过教堂的奢侈狂欢，到中国历代王朝末期的酒池肉林，再到东西方各国走过巅峰状态之后普遍的上层社会的堕落和中下阶层的自私与冷漠，无不透视出国家兴亡更替的根本所在：无节制的人的欲望和不受制约，或制约不力的私欲，是造成组织癌变的首要因素，表现形态则是腐败、山头主义与惰怠，这是任何组织始终伴随的“三大黑洞”。

一个工商企业，必须超出个人或者一代人的生命周期而继续存在，只有这样才会对经济和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企业的存续问题正是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管理的核心任务，能否做到这一点，是对工商企业经营管理最严格而明确的考验。企业管理之所以重要，就是为了要取得经济绩效，管理不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其重点必须放在管理的任务上。

（黑洞）

知名学者包政指出，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许多企业发展到了一个阶段，要向上突破了，而大多数民营企业的成长和机遇，都是本能的生意思维，因为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成功的工商业组织理论，系统地从小就传承下来让我们耳濡目染，学会怎么样做一个企业，把这些变成我们做好企业的一种本能。

*相反，我们一直在一个如何经商，如何赚钱，受折子戏、宫廷文化等传统的文化洗礼过来的氛围中长大的。这不是说这些传统的东西完全不好，而是这里面，它不能教会我们如何构建一个现代的工商业组织，靠工商业组织的内生力量，而不是传统的中国的人际网络社会为核心，可以带领一个企业及其职工一起走向未来。*这些年来，真正像华为公司一样的这样致力于现代企业组织建设的企业，建成一个现代化企业组织的并不多。

工商业领域的组织化程度，即微观经济层面的组织化程度，是检验一个社会在某一个时期企业家精神是活跃，还是低迷的一个重要方面。进一步讲，看某一个时期的单位就业总人数在社会总就业当中的比例及所呈现的趋势，能够大概判断出企业家精神究竟是活跃，还是已呈现出低迷。

从统计数据看，近十多年，我国城镇的单位就业占比仍然持续在下降，小微企业、个体经营及大量个人灵活就业从业人口占比持续在提高，说明社会面总体的企业家精神在创造城镇新增就业岗位数量方面的能力持续在下降。

单纯追求数量的经济扩张，在不少工商业领域已经形成了惯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核心的人力资源已经越来越不再是体力或手工劳动者 —— 熟练或非熟练工人，而是各行各业的专业技术工作者和知识工作者，以前的管理制造工厂的模式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适用。

在1990-2010年的20多年的时间里，企业管理主要意味着对已经建立起来的、需要持续经营的企业进行管理。虽然我们早已经知晓所谓企业家精神和创新，但从2010年到现在，人们还没有把企业家精神和创新视为工商业管理的核心。企业管理除了优化已有的事物外，还必须日益重视知识和技术创新工作。管理者必须成为企业家式的管理者，必须像企业家一样学会与企业家一起创建和管理一个个管理创新型组织。

（社会老龄化不是通过经济补贴或市场手段鼓励生育就可以逆转的）

我们正面临着创新时期。与技术创新比较而言，对社会创新的需求甚至可能会更大。

实际上，社会创新在社会和经济变革及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已经与技术创新所起的作用相当。乡村振兴的需要、大中城市中的各种需要、环境保护方面的各种需要、教育和卫生保健方面的各种需要、应对老龄化社会的需要，都是企业和企业管理者在社会创新方面的各种机会，是企业家以及企业家式的管理者所面临的的各种机会，从而对管理知识、技能和绩效提出新的挑战和要求。

先行致富的人需要有敬畏心，需要真实感知到：先行富裕起来的自己并非完全是个人具有“超凡脱俗”的所谓“能力”所成就，偶然中无不存在着必然，必然中的偶然因素就更多。所谓必然，是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整体在发展进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