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语到汉语的翻译，小话“官话”_风闻

最近笔者换了一份工作，没有了之前独立研究时那么多的时间，并且在最近的工作里，我也实际上遇到了不少的困难，物理上的困难倒是好解决，这些困难里真正艰难的，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那就是学会用“官话”体系写东西。

这个挑战我原本以为极为简单，毕竟在之前的工作里，虽然涉及不多，但是也确实写过一些这方面的东西，加上培训时也算是学过一些，应该问题不大的。

但是实际上手之后才发现，我了个去，问题不是不大，是很大，相当大！在我没怎么接触的这些年里，这个系统的“词库”丰富了太多，简单说，如果不是一路跟过来的，短时间里想要融入这个系统，是真的要花很大的力气和精力的。

好吧，为了讨口吃饭，再难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但是，在学习之余，我不免有了新的思考，这种体系，它到底蕴含着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呢？

看过我前面文章的人应该都知道，我之前作为自由研究者，研究的东西大多来自于公开资料和一些简单的模型构建，这次的工作转变，恰巧让我有了与真实的模型接触的机会，在往后的文章中，那些纯理论的研究思考可能会适当减少，更多的会转变成为对现实模型的思考与分析。这对于我来说倒也是一件好事，毕竟空对空的不断研究，并不能真正地完成理论到实践的过程，现在这种状态，倒也挺好的。

一、官话体系到底是什么

在蹭一个同事的车回家的过程中（感谢好人，让我不至于每天花四个小时在路上），我和他谈起过自己想要写这篇文章的想法。他当时觉得我将现在的公文体系称之为“官话”体系并不赞同。

我当时也解释了，这个划分还是比较粗糙的，也要分级分领域去看待，比如一些涉及数字，涉及实践工作的领域，里面的公文体系其实更接近于“标准汉语体系”，是一种严谨的，准确表达的语言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最高体现，我个人认为是以法律、法规等条文为代表的标准化文字聚合。而我说的“官话”体系，则更多地表现在务虚领域中，当然，这个务虚并不是说干虚头巴脑的事情，而是指一些在意识形态、新闻宣传等方面的工作。

事实上，我觉得奇怪的点也正在于此，这种领域中的“官话”系统，如果单独拎出其中的文章来看，其实问题并没有太大，但是当你在短时间里阅读了大量的相关的内容后，就会产生强烈的“这是一种特殊的语言体系”的感觉。

当然，这种感觉可能只是我个人的错觉，不过既然只是一个不那么严肃的分析文章，我也就不去进行更深入的调查研究了，只是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体会。

再回过头，我们仔细观察各级的一些网上能够找到的公文，材料，又能总结出另一个规律，那就是使用这种语言体系的程度，呈现出一个典型中间大，两头小的趋势。

这个趋势怎么解释呢，就是习总书记的发言也好，文章也好，本质上是信息含量较高的，也就是文字背后是确实有信息的，到了下面的层级，这种信息的含量呈现出逐级减少，而标准“词库”里的短语，习惯性形容词逐步增加的趋势，但是到了镇村一级，又会呈现出信息含量相对增加，标准词库相对减少的趋势。

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我目前的猜测是，这表明一种制度性的“求稳”的心态的变化过程，高层可以一定程度上突破这种心态，然后加入实际思考或者别的内容，而中间阶层则是求稳心态大过于创新的心态，而下落到一定程度后，则又因为能力等诸多因素选择相对朴素的“基础语言”作为表达模式。

如果有人展开一次大规模的调查，我相信很大的可能，这种语言体系的使用和经济发展程度，社会发展程度以及其使用者的状态具有高度相关性。

至于前面说的“词库”其实我相信很多体制内的兄弟姐妹们都用过至少是见过，比如“领导最喜欢的词汇编”“优秀公文模板”等等大量流转于我们的网络上的内容。

另一方面，每个写作者也会建立自己的在地资料库，比如过去的公文，各级领导等的讲话等等内容，通过这样的资料库的建立，会实质性给我们的公文写作带来很大的帮助，极大减少写作的时间消耗，这也就是我说的“官话”语言体系的本质。

二、一个语言体系背后的东西

回到本文的大标题，那就是从汉语到汉语的翻译，这种情况其实是普遍性的，比如科普工作者对于前沿科学发展的普及，本身就是一个翻译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们的高信息含量话语被翻译，以普罗大众能够接收的信号进行传递。这里再次说一下信息传递的过程，信息需要在传递者的脑中拆解，然后依附于信号进行传递，这个信号可以是文字、图片、也可以别的什么，在这里暂时规定其为文稿本身，不做更多的扩展。在传递后，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接收信息者需要对其进行重构，形成属于接收自己的信息结构。

在这个过程之中，传递者和接受者之间的交流受限于信号的信息载量上限，往往会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本地资料库。比如木匠之间交流的“行话”，在我这个对木匠行业一窍不通的人耳中，就是难以交流和理解的，因为这些人交流过程之中采用的信号携带的信息是高度概括非富信息的，需要接受者具有可以翻译它的本地资料库才能进行翻译。

这一点相信每个学过数学的同学都能体会到，数学课上，只要一个走神就听不懂老师在说些什么了，这就是典型的本地资料库的作用形式。

那么，作为一个数量庞大并且具有高度组织性的群体，公务人员之中也同样存在一套自己的语言系统，这点也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并且可以完全看做是合情合理的事情，是一种为了高效传播的必然选择。

所以，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并不是批判或者说否定，而只是单纯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而已。

在正常情况下，其实这种需要再翻译的语言体系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比如网络上的俗语，很大一部分都是与日常用语存在偏差的，军人的话语体系和群众的话语体系也是存在偏差的。

研究其背后的原因，正是在于依附于共同文明下的细分体系之间的区别造成的，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也做过了比较详细的分析，这里就不再详细解释了。简单的一句话总结一下，某个话语体系，其背后一定有类似的模因器官的大量分布，这种分布造成了行业话语，圈子黑话等诸多亚文化圈的实质分隔，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最需要关注的是不同圈子间的语言交流，可能会存在一种“同语言翻译”的现象。其本质有两个体现，一是类科普的，将高信息密度语言进行低密度转换，二是类解释性质的，也就是将不同的对某词、某语义的词语的新生解释进行普及和溯源解释的翻译。

三、“官话”体系的好处和可能的坏处

一旦某个群体与别的群体产生基础环境的区隔，那么其内部必然产生一套接近的语言体系，这种体系植根于其形成的背景环境，包括历史环境、文化环境、成员环境等诸多方面。而对于这些的研究，其实是模因理论的最佳应用场景，事实上，经过我扩展的模因理论，对该类场景的描述和分析也是十分准确的，不过这里只是小话一下现象，就不过多展开模因的分析了。

根据前面的各种分析，我们已经可以得出了一个结论，公务人员的独有话语体系一定是会形成的，这也是形成群体共识的一个必然路径，在这个基础上，独有的话语体系是可以使内部沟通更为顺畅且高效的，这是它有益的一面，也同时可以帮助进入体系的个体更快融入群体思维之中，这也是有益的一面。事实上，有益的地方不止于此，但是，任何事物都存在一体两面，有益处也必然会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因为只是小论一番，我简单说这么几点，以供大家一起讨论、思考。

**1.语言体系需要思维成本。**人在日常之中使用的语言体系其实是一个原始状态的语言体系，但是并不代表其并不存在，根据地域、地区、甚至是同一地区不同位置的不同，社会运行中的日常情景产生的相应的基础语言环境始终存在，而依附于此的日常交流语言体系也是必然存在的。比如上海城区的语言体系和郊区的语言体系必然有所区隔，在旧时代，这种区隔往往以方言的局部特性为特征，而在普通话这种标准体系铺开的现在，这种区隔会以更直接的语言体系的形式出现。地方特性越强，其所需的基本沟通“词库”就会越丰富，但是任何事物都是需要成本的，语言体系的维系和存在，也是需要消耗人的大脑空间的。每多一个体系（比如多一种外语）人脑的一部分潜能就会被消耗，而越与标准语言库差别大的，这种消耗也就越明显，而与在地的，生活环境中的非标但日常语言库差别越小，使用其的成本也会越小。而“官话”语言体系很不幸是一个区隔较大的，和日常用语具有相对明显区隔的话语体系，其对于个体的负担，特别是一些本身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个体的负担是明显比较大的。另一方面，因为这套体系是脱胎于标准语言体系，也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受到的标准语文教学的，但是因为其自身的特点，大量的词语具有了非标的特性，而语法基本维系着标准状态，也就是说，在使用过程中，其和标准体系（书面用语）之间的距离是微妙且模糊的，无形之中，要掌握这种微妙且模糊的区隔，其实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2.语言体系是具有双向性的。**人是语言体系的创造者，同时，任何一个融入语言体系之中的人，其也必然会受到这种体系的反向影响，这一点在近几年的教育过程之中也是有典型的例子可以证明的。在语言体系之中营造出反腐等词语的高频出现，本身就会对身在其中的个体产生正面的影响。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旦一种语言体系产生了高度的结构化，也就是标准化程度过深，那么也会产生因为结构和词库的相对固定而造成的思维路径相对固定的现象。这种情况在很多行业里都有典型的例证，比如量产化的小说写作的标准化模板化，而放到体制内部，也同样会造成类似的现象，也就是说，今年的东西和去年的东西差别不大，拿来修修补补，加上一点新词库里的东西，很有可能就是一篇新的文章出现了。而文字是具有力量的，在结构化思维模型中，文字就是结构的基础，我们的文字固定了，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固定了。相较而言，地方主动性强的部门，其文字的活性和标准化程度必然低于主动性弱的部门，涉及实务多的部门也是如此。当然，我这里并不是说自主性高就一定好，也不是说结构化就一定不好，在很多时候，结构化也是能够降低运行消耗成本的，与此同时，结构化、标准化也带有另一层含义，那就是凡事规则化，规律化，避免很多自由散漫等造成的可能的危害。关键问题还是在于“度”的问题，如何在稳定性和自由度之间找到某个平衡点，如何把握说该说的话和把话说好之间的平衡点。

**3.过于复杂的“官话”体系，蕴含着某种脱离群众的可能。**这一点我思考了很久，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写出来，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说出这话我可能会受到很多来自体系内的非议或者说批评。但是经过仔细的思考之后，我决定还是说一下，首先因为这个问题是确实存在的，并且在我看来，这种存在本身也是难以避免的，正如前文所说的，因为行业产生的区隔是一种必然的现象，行业内部的交流，其语言体系一定是要和标准或者地方性的非标语言体系产生区隔的。这种区隔的源头有很多，有一部分是不能够完全消弭的，这也是必然性的来源，正如朋友所说，体制内的文件，要体现权威性、严肃性等等必要性质，一定是要有自身的特点的。而另一方面，这种区隔的存在会造成的影响也是确实存在的，不同语言体系之间的交流，大体上是需要一个解释的过程的，而这个过程本身也代表着对人力物力的消耗，当直接面对日常语言体系的群体时，这种翻译其实是一件蛮痛苦的事情。用标准语言来说，向群众解释政策，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是基层工作者又必须不停做这件事情，也就是他们的语言体系，往往不是那么“官方”的根源所在。随着行政级别的提升，官方语言的使用频率更高，其和群众之间的距离一定会变大，如果不注意加强这方面的东西，区隔是会实质性产生的。事实上，到了地市一级的机关，这种情况已经相对普遍和常见了，我相信这也是前几年开展群众路线的根源之一。只是那时我沉迷游戏上分，没时间对这些事情进行一套系统的分析，现在时过境迁，想要再回过头去研究那时的东西也是吃力不讨好，这里仅仅只是作出一个分析和讨论罢了。

风闻每次发文都限制在了5000字，写到这里，这篇文章也算是说了一个大概，算是对我这几个星期工作的一些小小的总结，也是提醒我自己，要赶紧加强学习，融入单位所使用的语言体系的记录，希望能看到这篇文章的兄弟姐们们都来讨论一下这个有趣的现象，随便给我发点素材库的链接过来，也就是“金句库”之类的材料，在这里表示感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