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讲：在苏丹，政变是一种循环_风闻

大家好，我是在观网陪你看非洲的谷智轩。开年第二天，苏丹总理哈姆杜克撂挑子不干了，说自己已经想尽办法，依旧无法与军方达成共识。去年10月25日，苏丹军方发动政变，掌握了政府的主导权。两个多月过去了，苏丹政府的“文武之争”依旧不可调和。其实，文武的对立，以及习惯性的政变，都是这个国家结构性矛盾的集中体现。本期《轩讲》就继续我们的“奇葩小国”系列，带大家看一看苏丹，一个困在“历史循环”中的国家。

苏丹在非洲东北边，古称“努比亚”，你看这地方多适合植入广告啊。名字很霸气，让人想到穆斯林世界的统治者。但此“苏丹”非彼“苏丹”，“苏丹”作为一个地名，和利比亚、埃塞俄比亚一样，都是古希腊、罗马、埃及对南部未知世界的泛称，没有固定疆界，意思是“黑人那地儿”。

公元6世纪，基督教传入苏丹；8世纪，阿拉伯帝国崛起，又传入了伊斯兰教，形成了两教并立的局面。1820年，奥斯曼帝国的埃及总督，觊觎南方的黄金和奴隶，出兵苏丹。埃及入侵前，苏丹北方信伊斯兰教，讲阿拉伯语；而南方信基督教，语言五花八门。南北方不能说是交流密切吧，那至少也是老死不相往来。苏丹北方是干旱的沙漠草原，南方是潮湿的沼泽雨林，中间有片叫“苏德”的大沼泽，阻碍了南北交通，“苏德”在阿拉伯语中就是“阻碍”的意思。

埃及远征队穿过了大沼泽，一直到了最南部的拜登瀑布（Bedden Rapids），确定了苏丹最早的地理边界。在埃及-苏丹社会的等级金字塔中，顶层是突厥贵族，中间是信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与“苏北”的黑人穆斯林，最底层是“苏南”的黑人基督徒。突厥贵族对中下层课以重税，中层的阿拉伯人和黑人穆斯林气不过，又转而剥削南部的黑人。层层转嫁，奴隶贸易成了最赚钱的行当。猎奴队沿着尼罗河长驱南下，整个19世纪，苏丹200万人被劫掠为奴。北方统治者和二鬼子的残暴行径，埋下了南北仇恨最初的种子。

1881年，为了对抗埃及当局的横征暴敛，教士艾哈迈德发动起义，自称是伊斯兰教苏菲派救世主“马赫迪”，号召信徒进行“圣战”。马赫迪起义，一方面是被压迫人民反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战争，但另一方面，起义的黑人穆斯林自恃高人一等，宣称要用剑，让那些不信伊斯兰教的黑人成为奴隶，在南方大肆劫掠，用阿拉伯人对待他们的方式，对待南部的黑人同胞。奴隶贸易不仅没废止，反而在伊斯兰教的名义下变本加厉。

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国家，它来了，请大家把它的名字打在公屏上。在英国的帮助下，起义最终被镇压了下去。1899年《英埃共管苏丹协定》颁布，名义上是英国和埃及共管，但因为埃及归英国管，所以四舍五入等于是英国管。

英国的殖民为苏丹带来了三点影响：

首先是经济的“重北轻南”。英国接管苏丹后，废了奴隶制，但殖民可不是做慈善，英国人也需要赚钱，于是一拍大腿，让黑人种棉花去了！苏丹有尼罗河冲积形成的肥沃土地，气候十分适合生产优质长绒棉。于是在此之后，苏丹差不多种了四十多年棉花，一直种到独立。英国的殖民政策，使苏丹经济高度依赖棉花出口，还加剧了南北的不平等。我们刚才提到过，“苏北”以半干旱沙漠为主，“苏南”则有大量热带雨林。气候的差异，使大量棉花田、轧棉厂、铁路和水利工程，都集中在北方，而南方泥泞潮湿，没有任何现代化的痕迹。由于南方实在太破了，驻扎在那儿的英国军官，都被同行笑话，人送外号“沼泽男爵”。苏丹独立时，首府喀土穆地区的人均GDP，将近是南方的十倍。

英国带来的第二点影响，是政治上的“南北对立”。为了瓦解当地黑人的反抗，英国又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将苏丹分成了“北方六省”与“南方三省”。英国人在“苏北”弘扬阿拉伯语，保护伊斯兰文化，在“苏南”则大力传播基督教，教授英语，关闭清真寺和宣讲堂，驱逐居住在南方的阿拉伯商人，禁止北方人进入南方，以隔绝伊斯兰教的影响。各位请把“传统艺能”打在公屏上。

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军人干政”。南北的长期对立，让军队在处理国内冲突时，有了巨大的话语权。“苏北”经济更好，信伊斯兰教，更有动机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为了制衡“苏北”的独立运动，英国在南部成立“赤道军团”，招募信基督教的黑人入伍，利用南方对北方的仇恨，遏制北方的独立运动。在英国人的挑拨下，南方与北方渐行渐远。

1952年，纳赛尔在埃及政变上台，次年和伦敦签署协定，确定三年内实现苏丹自治，最后通过全民公投，决定苏丹独立还是和埃及合并。

对“苏南”基督徒来说，独立不过是换个统治者而已。少了英国人保护，他们的境况不会变好，只会变得更糟。自治政府的权力，集中在北方穆斯林手中，800名官员，只有6人来自南方。苏丹的南北对立，严重到北方人称南方人是“奴隶”，南方人骂北方人是“掠奴者”，互相看不起。狂热的黑人穆斯林长期受阿拉伯文化洗礼，自认是“精神阿拉伯人”，用阿拉伯人对待他们的方式，残酷对待南方的异教徒，在全国强推伊斯兰化政策，主张在南方进行“圣战”，消灭异教徒文化。南北战争一触即发，任何风吹草动，都可以点燃暴乱的火药桶。

就在苏丹独立前一年，北方主导的自治政府发布命令，将南部的“赤道军团”调往北方，同时从首都派遣500名士兵进驻南方。这手“调虎离山”之计，让“赤道军团”当场叛变，杀死上百名北方政府官员、军官和商人，第一次南北战争爆发。内战爆发后，自治政府的总理，立刻向英国政府申请独立。苏丹就这样，在内战的硝烟中仓皇宣告了独立。内战持续了17年，近50万人死亡。

1956年，苏丹在内忧外患下，组建了第一届文官政府。独立之初的苏丹，继承了英国的议会制民主。议会制的好处，苏丹半点没享受到；但议会制的坏处，苏丹却得到了英国的真传。主张与埃及合并的阿拉伯人、主张民族主义的北方人、主张建立神权国家的穆斯林、主张南方自治的基督教黑人、以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左翼，都有自己的政党，每天吵得不可开交。

苏丹独立后，经济上啥也没有，只有棉花管够。1956年，苏丹棉花大丰收，结果因为纳赛尔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导致运河停运了。苏丹的棉花全积在仓库里，卖不出去。国家刚独立，就陷入了财政危机。为了渡过难关，政府决定邀请外国投资者，招商引资！找谁帮忙呢？一派主张要苏联的援助、一派主张要美国的技术，还有一派，说我们谁都不求助，我们要独立自主（押韵）！满朝公卿，从年末吵到年初，又从年初吵到年末， 吵了两年，也没吵出个结果来。眼瞅南北内战愈演愈烈，国民经济越来越糟，1958年，苏丹总理和美国签署援助协定，但在提交国会批准的时候，在野党联合执政党内的反对派一起发难。总理气得不打一处来——和这帮虫豸在一起，怎么搞得好政治呢？于是找到军队，请陆军司令阿布德发动“政变”，建立军事独裁！至此，军队正式登上了苏丹的政治舞台。

现在我们一听军政府，想到的往往是独裁专制、敛财贪污，基本都跟好事不沾边。但一切都是比较而言，尤其是在非洲的某些国家，军事独裁也不失为一种相对先进的体制。游戏《原神》里，管理自由城邦的“西风骑士团”，那不也是军政府吗？调侃归调侃，但搞点军政府，总归还是某些落后国家迈向现代化的第一步。在当时的苏丹，经过两年多“民主洗礼”，群众已经受够了文官政府的腐败无能。频繁的党争，使国家陷入无意义的内耗。经济崩盘、内战不断，一手好牌打得稀烂。阿布德司令儒雅随和、受人尊敬，被人亲切地称作“老爹”，他在这时发动政变，还是顺应了民意的。

上届文官政府无能得令人“印象深刻”，政变成功后，军方高层迅速达成了一个默契：无论“老爹”干啥，咱们都不反对，让他放手去干！咱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起把国家建设好！

“老爹”上台后，说政客呀都是野心家，没一个好东西！于是关闭了国会。为了构建统一的国族认同，“老爹”在南方强行推动伊斯兰化政策，逼南方人改用阿拉伯名字，建立古兰经学校，驱逐基督教传教士。一系列强硬的措施，又使南北内战加剧了。而在经济方面，军政府制定转型计划，试图摆脱对棉花的依赖，但也因为缺少资金而胎死腹中。军政府搞了五年，苏丹的内忧外患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民众对军政府也失望透顶了。1964年，苏丹再次爆发全国大规模游行。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声，“老爹”累了，宣布还政于民。绕了一大圈，苏丹又回到了议会制民主时代。

恢复议会制的五年里，苏丹群众很快就发现，他们又回到了无休无止的意识形态冲突、宗教矛盾和党派纷争之中。新组建的联合政府，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因分赃不均而爆发执政危机。政府频繁更换内阁和总理，工作基本瘫痪，社会动荡不安，民众的贫困生活，没有得到丝毫改善。

1969年一个雨季的午夜，6名年轻军官在夜色的掩护下，率领500人的空输部队潜入首都，占领了陆军总部、电台和电视中心，发动“不流血政变”夺取了政权。为首的，是一个叫尼迈里的青年军官。他是纳赛尔的追随者，上台之初汲取了前任的教训，与苏丹共产党合作，推行阿拉伯社会主义，把大量银行和外资企业收归国有、改革工业部门、没收富豪资产、把土地分给穷人，还制定了经济发展五年计划。1972年，尼迈里与南方反政府武装和解，结束了长达17年的内战，并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开展战后重建。尼迈里锐意改革，成了非洲第三世界国家的榜样，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祝贺尼迈里说：“历史将让你的名字作为非洲英雄永存”。

尼迈里的改革，起初颇有成效。70年代，苏丹经济增长率最高到了10%。但问题也随之显现了：政府没有足够的人才，接管私营部门的官员空有满腔热血，却没有管理企业的经验，本来盈利的企业出现大量亏损，只能靠政府补贴勉强度日。政府开设了大量公立学校，又慷慨地给予农户巨量补贴，海量的支出，吃光了有限的财政，政府只能靠不断借钱度日。1985年，苏丹欠下将近100亿美元外债，成了全非洲欠债最多的国家，而经济却还是高度依赖棉花出口。由于经济恶化，全国接连爆发罢工游行。渐渐地，尼迈里从挽救国家的英雄，变成了人人唾弃的“独裁者”，就连原来和他一起造反、一起建设国家的“战友”，也开始反对他的统治。

宗教是心灵的鸦片，越是经济恶化、社会动荡，宗教势力就越容易得势。为了稳固政权，尼迈里不得不和伊斯兰教合作，提拔大量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进入政府高层，宣布全国实行伊斯兰教法。尼迈里的做法，立马激起了南方的强烈反对。70年代初，还在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老布什找到尼迈里，给了他一张卫星图，告诉尼迈里，说你国内有大量石油！尼迈里大喜若狂，把石油看作拯救经济的“救命稻草”。但苏丹是个落后的农业国，没有实力开采，于是四处托关系，邀请美国公司协助开发。而另一方面，苏丹政府已经被伊斯兰教势力高度渗透，新发现的石油资源，却偏偏集中在南方。政府里的穆斯林们只想自己发财，看到南方人赚钱，简直比自己亏钱还难受。1983年，苏丹政府宣布重新划分行政边界，把石油丰富的省份划进北方。这种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做法，导致南北内战再次全面爆发。内战爆发后，美国资本迅速撤离，出售掉了石油开采权。丰富的石油资源，非但没有使国家摆脱危机，反而进一步加剧了政局动荡。

尼迈里走投无路，想到了寻求大国援助。但此时“勋宗”已经去世了，苏联自己的经济也遇到了些困难，只能找美国了。1985年，尼迈里出访美国，希望能从里根那儿借两亿dollar。趁尼迈里在美国的这当儿，苏丹国内陆军发动政变，解除了他老人家的一切职务。短暂过渡期后，苏丹又迎来了“民主”。1986年，苏丹举行大选，再次组建联合政府。然而，新组建的文官政府，再次陷入到无止尽的党争中，不仅政府的债台高筑没得到解决，经济凋敝、出口下降，加上饥荒威胁着大片地区，南方也战事不断。无能的文官政府，没有办法解决其中任何一个问题。

三届文官政府，两届军政府，都没能实现苏丹的现代化。殖民时期英国的“分而治之”，使苏丹一开始就没有统一的国家认同。短暂的经济增长，也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社会结构。地方的部落酋长，就是一方政府长官。所谓“民主选举”，不过就是选出一群酋长、教派领导人和宗教领袖，然后大家开会分赃。这样的“民主”，只能是阻碍改革的反动力量，和底层的人民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在这样的国家中，军队受过专业训练，反而是全国最发达、且组织最完善的机构。其掌握的武装力量，也让他们在政治博弈中，处于强势地位。强势军队可以超越部族、教派和地域的限制，直接表达国家的意志，而且也有强烈的动机，填补国家制度的真空。政党的弱势与军队的强势，使得苏丹社会每每陷入动荡时，军队都会被推上历史的前台，出来收拾残局。

尼迈里倒台后，苏丹的保守宗教势力已经空前强大。1989年，面对文官政府的低效无能，军队将领巴希尔在伊斯兰教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了文官政府。巴希尔上台后，用雷霆手段稳定了局势，加速开发南部的石油。从1999年开始，苏丹开始大量出口石油，到2007年，已经成为世界Top 20的石油生产国。

巴希尔用经济发展掩盖了诸多社会矛盾。21世纪初，靠着卖石油，苏丹GDP年增长最高时超过10%。而另一方面，苏丹的贫富差距也在迅速扩大。巴希尔政权末期，苏丹的社会财富基尼系数高达0.68，国家权力基本都被巴希尔的亲信把持。为了防止底层民众造反，巴希尔利用石油出口赚得的外汇，大幅度补贴面包、汽油和电力等基本商品，用低于市场价的生活必需品，换取民众的沉默。

然而，飞速的经济发展一旦停滞，整个国家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都会在短时间内集中爆发。苏丹过度依赖石油出口，导致了其他产业的凋敝。2011年，经历半个世纪内战的南苏丹，举行独立公投，以98.83%的支持率成功独立了出去。南苏丹独立后，苏丹失去了占全国石油产量七成的油田，和八成的外汇来源。为了保证统治阶级内部稳定，巴希尔决定苦一苦百姓，优先保障首都喀土穆的物资供应，牺牲其他地区。小麦、燃料等重要物资，都优先供给喀土穆，首都以外的地区常年受到剥削，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苏丹全国有一半的州赤贫率超过50%，而首都的赤贫率却只有5%。

不患寡而患不均，巴希尔政权变相地劫贫济富，引发了底层群众的强烈不满。2015年后，国际油价暴跌，更是彻底压垮了巴希尔政权。为了获得国际援助，巴希尔采取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倡的“休克疗法”，取消面粉补贴、开放汇率，导致面包价格涨了三倍。本就拥有的权利突然被人剥夺，比从来没拥有过，更能让人感受到强烈的“被剥夺感”。愤怒的百姓冲进首都，包围了军队总部，就连前去镇压的士兵，都放下武器，加入抗议者的阵营。

2019年4月，军方眼看巴希尔大势已去，包围了总统府，推翻了这个维系了30年的政权。政变成功后，军方与反独裁的民间阵营，达成了权力分享协议，进入三年“过渡期”，准备举行大选“还政于民”。然而两年过去了，苏丹的经济依然一塌糊涂，通胀率飙升至99%、基本商品紧缺、银行业濒临崩溃，与地方反政府武装的和谈，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过渡政府主导的一系列改革，都惨遭失败，叠加新冠疫情，国内经济重创，民间对政府的信任消耗殆尽。文官政府将责任推给军方，认为是军队权力过大，阻碍了经济改革。而军方以为文官政府要夺权，先下手为强，发动了政变。

我们把这场政变，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考察，就会发现：在苏丹，历史似乎在不断地自我重复：文官政府腐败无能——军队政变——经济短暂发展——发展停滞——民众抗议——军政府还政于民——文官政府腐败无能——军队再次政变，然后周而复始，陷入一种循环。

马克思曾补充黑格尔说过这样一句话：一切重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那么，当同样的剧情出现第三次、甚至第四次时，它又是什么呢？所以在这场政变中，我不想评价当事人双方孰好孰坏，而是想探讨一下，阻碍苏丹现代化的根本原因。苏丹独立的66年里，有40年都在打内战，期间经历了五次政变和三代军事独裁统治。每一个独裁者，都失败得“各有特色”，他们刚上台时都胸怀壮志，都发誓要从危机中拯救国家，试图推进一些改革，取得有限的经济发展。然而，一旦坐稳了位置，他们又会背叛自己最初的阶级，为了手中的权力开历史倒车，变成维护既得利益、阻碍进步的反动力量。

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会因为利益分配不均，引发利益集团的反弹。现代政党的一个功能，就是协调各方利益集团的矛盾。然而，英国、埃及的殖民遗产，给苏丹留下了有限的官僚体制，和一个强势的军事集团，却没有留下一套成熟的政党体系。殖民者的“分而治之”，导致松散的部落，依然是这个国家最基层的组织形式，空被套上了一层“政党”的外壳。苏丹主要的反对派，叫“自由与变革力量联盟”，就是22个反对派团体组成的松散联合体。独裁者一垮台，马上就因为分赃不均，暴露出了大量矛盾。统一的国族认同，非但没有因“民主”而产生，反倒被排他的部族意识所割裂。只有一个能超越教派、种族和区域局限性的存在，才能将国家真正拧成一股绳。

早已失去信任的苏丹文官集团，由于受到军方迫害，威望开始“触底反弹”。但从长远来看，既然经济的困境，能压垮一个巴希尔政权，那就同样能左右这个过渡政府的命运。1978年，苏丹的人均GDP是中国的三倍。今天，中国的人均GDP早已突破一万美元，而苏丹却还不到600美元，跟阿富汗一个水平。巴希尔时代的石油繁荣，让这个国家的人口，从世纪初的2600万，增长到4400万。而现在的苏丹，既拿不出任何可以出口的东西，还要从国外进口海量的粮食，还欠下了500多亿美元还不上的外债，投资价值无限接近于0。它的困局，恐怕已经不是换个体制、换个政府，就能变好的问题了。再不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苏丹的全面社会崩溃，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到时候，留给苏丹的，恐怕就只有马克思、马尔萨斯和马克沁，这三驾“马”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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