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红军的中国军团之谜（十七）——首个中国营的创建者孙富元（下）_风闻

长期研究中国军团保卫苏维埃政权的苏联史学家波波夫说，蒂拉斯波尔支队中国营几乎穿越整个乌克兰，从沙皇俄国与罗马尼亚的边界退回苏俄的过程中损失惨重。

但孙富元并未气馁，他奉命前往莫斯科，重新招募华工入伍。

叶甫根尼·卡尔卡耶夫

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叶甫根尼·卡尔卡耶夫告诉我，1918年春天，在莫斯科成立了中国营，这是旅俄华工组建部队、保卫苏维埃政权的一个重要事件。这支中国部队创建经过散见于回忆录、历史研究和电影纪录片中，但其创建和重组、更名、指挥权等许多内容至今模糊不清。为避免让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出版物中的瑕疵误导当代作者，他决定还原该营历史，从创建到大部分士兵编入莫斯科苏维埃第四步兵团（后来的第二十一莫斯科联合步兵团），在1918年加入南方前线。

《真理报》1918年5月9日发表的《中国营营长孙富元致全体中国籍社会主义者呼吁书》写道：

同志们！你们大家都是离开那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中国人。如今，你们是这个革命国家里的革命者，让我们团结起来吧！

……

革命的中国兄弟们！你们中谁赞成解放被奴役的人们，谁就加入我们的队伍中来吧！谁要想保卫工农政权，谁就同我们一起前进吧！一切壁垒、藩篱都必须被推翻，解放了的中国苦力们，应当与全世界胜利的无产者联合起来。

同志们！欢迎你们参加红军队伍，加入中国营来吧。让我们坚决自觉地服从革命纪律，紧密团结起来，抗击资本主义军队。

莫斯科，下森林胡同二号二室，基督救世主大教堂对面。

营长孙富元

孙富元在莫斯科设立的招兵处（右）

5月14日，《军事人民委员会消息报》在修改了一些标点符号后，转载了这一呼吁书。22日，在莫斯科“斗争”红军中央俱乐部举行的国际主义战士大会上，孙富元用中文发表演讲，表示中国赤卫军战士们要英勇坚定捍卫、永远支持苏维埃俄国。

大多数旅俄华工是文盲或半文盲，甚至不会用母语书写自己的名字，更不要说阅读俄文报纸和传单了。为了说服华工们加入红军，孙富元用中文和他们联系。《真理报》上发表的那段话，在莫斯科以俄语和中文双语传单的形式，在相对封闭的华人聚居的地方迅速传播开来。

5月13日，红军莫斯科兵役局动员处下达命令，要求所有在红军部队中服役的中国人向莫斯科河南岸区兵役局报到，加入那里正在组建的中国营。7月26日，区兵役局再次发布命令，重申只有该营才能接收中国战士，唯一例外的是正承担镇压富农暴动任务的华沙团，莫斯科军事委员会允许其保留一个中国连。

卡尔卡耶夫说，虽然《真理报》5月9日的“呼吁书”是以中国营营长孙富元的名义发布的，但孙富元并没有马上正式担任这一职务**。莫斯科兵役局动员处在5月13日下达的命令中指出，“责成戈德堡和孙富元同志组建中国营”。莫斯科兵役局直到几天后的20日才下令：“自5月21日起，孙富元担任中国国际营营长。”**

1918年5月30日的《贫民报》报道，莫斯科成立了完全由中国人组成的红军营，营部设在莫斯科河南岸区夏波洛夫卡一座三层楼房里，营长是中国人孙富元。该报道还刊登了孙富元的照片。看上去孙富元年纪在三十岁上下，表情刚毅、英武，军帽上有一颗五角星，制服上衣显得十分得体。6月6日的《红军报》则写道，中国营所到之处极为整洁，井井有条，官兵军服整齐，纪律性很强。

苏俄红军一支中国国际主义部队官兵

6月底至7月初，中国营搬至麻雀山后。

1919年，苏俄著名记者科利佐夫在《基辅之声》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志愿兵日记》的特写报道，文中写道：

在麻雀山，我偶遇第一批中国部队。他们宽敞的营房打扫得干干净净，一排排步枪整齐排列，每个人都剪成了短发，说起话来简单明了，黝黑的脸上带着腼腆的微笑。在墙上，张贴着‘共产主义在召唤’等标语，以及列宁凝视远方的画像……不久后，他们前往伏尔加，去捣毁那些阶级敌人的堡垒。

当时，红军莫斯科第二旅第四苏维埃团奉命派出教官训练中国战士。时任第四团团长、后担任莫斯科特别联合旅政委的索科尔如此描述1918年夏天中国营的一天：“紧张训练的日子一天天流逝。中国志愿者很快掌握了武器使用和军事常识，他们特别喜欢马克沁机关枪和上实弹射击课，在麻雀山一个深沟射击场里一训练就是几个小时。”

一百多年前，从麻雀山上俯瞰莫斯科城

在孙富元任营长两个多月后的1918年7月15日，兵役局研究了他到沃罗涅什工作的请调报告，批准他到那里组建新的中国部队。接替孙富元的代理营长彼斯托夫，是孙富元在蒂拉斯波尔支队担任中国营营长时的老战友，拥有在中国军团开展政治教育工作的丰富经验。

原定交接工作两天，但不知何故，孙富元未进行交接就离开了中国营。按照卡尔卡耶夫的说法，区兵役局赶紧派人去找他，可是没有结果。显然，这不合常理——孙富元本人一向以严守纪律著称。

在卡尔卡耶夫的叙事版本中，孙富元从此消失在历史烟尘中了。

而由孙富元一手组建的新中国营的辉煌即将铺陈开来。

1918年9月，苏俄红军在南方前线的形势极端危险：协约国在北方和西伯利亚的军事干涉遭到失败后，开始派军队从黑海、里海沿岸登陆，同时支持白卫军从内战南方战场向莫斯科所在的中央地区大举进攻。

就在这时，中国营被编入莫斯科特别联合旅第二十一苏维埃步兵团。9月15日至16日，该团分六批开赴南方前线，并立即投入战斗。战斗中，这支刚刚组建的中国部队表现出了极强的战斗力和崇高的献身精神。

第二十一团到达前线时，该地红军处于困境。在人数超过红军二十余倍的精锐科尔尼洛夫军官团猛烈进攻下，红军右翼阵地出现崩溃危险。为挽救危局，战场指挥官将中国营和团警卫部队作为最后一支后备队派了上去。第二十一团9月25日呈送的战报说，中国营官兵冒着密集火力向敌人发起冲锋，冲垮了敌人的防线，“受到中国部队英勇精神的感召，莫斯科第二十一步兵团其余部队也跃出防御工事，转入反攻，打得白卫军狼狈逃窜”。

战斗在内战南方前线的苏俄红军

在苏俄内战时期档案中，莫斯科第二十一步兵团中国营英勇顽强、纪律严明的事迹时有所见。苏军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内战期间南部方面军的一份通报说：

一位来自莫斯科第二十一团的红军士兵谈到了俄罗斯和中国官兵的战斗友谊。这个团一个由中国国际主义者组成的营有五百名战士，中国战士们纪律严明、吃苦耐劳、坚强不屈。那些初上前线的俄国红军新兵，正以具有沉着和勇敢精神的中国战友为榜样。中国战士们轻伤不下火线，这对普通俄国红军战士产生了积极影响……

苏军档案中的文件还记载：“在争夺新霍皮奥尔斯克的战斗中，中国营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此次战斗中，中国营书写了苏俄红军中国军团最壮观的篇章之一，将中国战士们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永远载入史册。

  时任莫斯科特别联合旅政委的索科尔在回忆录中说，**加入红军的中国人“以意志非凡和纪律严明而著称”。**他说，白卫军首领邓尼金的指挥部曾多次试图摧毁中国部队，他们派人渗透到中国志愿者队伍中，试图制造混乱，进行恐吓，削弱他们的意志，但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恼羞成怒的白卫军，甚至趁着夜色摸进红军战壕，专门偷袭中国营。从敌人方面不难看出，中国营已经成为他们撼动整个红军防线的巨大障碍。

新霍皮奥尔斯克战斗后，有关中国营的最后消息，是十八名中国红军战士的安葬仪式。在诺沃戈鲁茨基和杜纳耶夫斯基所著的《中国战士同志》中，引述了新霍皮奥尔斯克县阿尔非洛夫卡乡军事委员会肃反武装支队队长克拉夫佐夫呈报给苏俄政府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一封信。在信中，他真实记述了安葬仪式的感人场面：

根据新霍皮奥尔斯克县委指派，我在1918年9月以指挥员和共产党员的名义，举行庄严的军事仪式，安葬英勇牺牲的中国战士——令人遗憾的是，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一支军乐队、一支一百多人的武装部队，以及几千民众，将牺牲的同志们护送到墓地。烈士们遗体下葬前，我们鸣放礼炮。追悼会上，发言者都宣誓要为我们亲爱的同志——中国志愿者报仇。这里距中国万里之遥，但我们却认为中国就在身旁，因为这里长眠着十八位中国人民的儿子。

沃罗涅日州新霍皮奥尔斯克中国志愿者纪念碑和碑文

苏联历史学家波波夫在《他们同我们一起为苏维埃政权战斗》一书中，曾提到孙富元的归宿：他1918年底在新切尔卡斯克的一场战斗中牺牲。遗憾的是，波波夫并未说明孙富元具体牺牲在哪里，当时的战斗场景如何。特别是，波波夫没有注明孙富元牺牲的资料出处。

而在刘永安编著、1959年出版的《血脉相连的友谊/参加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俄内战中国同志回忆录集》一书中，有一张1934年拍摄于基辅的照片，上面是一群前第四十五步兵师的红军战士，其中包括孙富元。难道他根本就没有在1918年牺牲？还是另有一个同名同姓的人？

乌克兰历史学家卡尔彭科2007年出版的《中国军团：参与乌克兰领土革命事件的中国人》一书，则完全推翻了波波夫有关孙富元牺牲于1918年的结论。他写道：

再看看我们所熟知的中国营营长孙富元的下落。1920年5月5日，“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第一任总司令埃赫签署命令，任命孙富元为西伯利亚第三步兵师师长。在此之前，他在东线指挥过一个营，然后是一个中国团。内战结束后，他到了远东。在那里，他奉命率哈巴罗夫斯克地区的三百四十名中国官兵返回中国。欢送会上，孙富元在沃洛恰耶夫斯基团团长扎哈罗夫致辞后充满激情地说：“你们教会我们打仗，现在又将最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你们总是像对待兄弟一样对待我们。谢谢同志们！世界革命万岁！万岁！”

苏俄红军领导人托洛茨基检阅部队

在苏俄内战结束百年后的今天，俄罗斯史学界和历史爱好者并未忘记孙富元。在“历史网”论坛的“红军中的中国人”主题下，一位署名“特米特里”的网友在2015年3月19日称，孙富元是他的曾祖父。他提供的证据是，其叔父保留一张有孙富元俄文名字的1935年的老照片，与旅俄华工《大同报》上孙富元的素描照片酷似。据他说，曾祖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加入了俄共（布）中国局，1922年到了苏俄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注意，这里并非是卡尔彭科所说的哈巴罗夫斯克—笔者注）。受契卡派遣，他从那里前往中国开展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工作。

左图：1920年3月1日旅俄华工《大同报》上的孙富元素描像

右图：俄网友“特米特里”提供的、有俄文“孙富元”签名的照片

孙富元究竟是牺牲在1918年，还是被派回中国，并在1934年重回苏联？这其中有太多的疑问。很遗憾，本文并无确切证据给出明确答案。

但诚如波波夫所指出的那样，孙富元指挥过的、历经苏俄内战洗礼的中国营光辉战斗事迹，足以证明他和中国战士们拥有英勇无畏的伟大国际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