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补贴距离共识，还欠哪样东西_风闻

鲁舒天 | 文

近段时间，经济学者任泽平的最新研究格外引人关注。

他在《解决低生育的办法找到了——中国生育报告》中称：“建议尽快建立鼓励生育基金，央行多印2万亿，用10年社会多生5000万孩子，解决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问题，让未来更有活力，而且不增加老百姓、企业和地方负担，我们研究认为现在只有这个办法最务实有效可行。”

以及更雷人的“一定要抓住75至85年还能生的时间窗口，抓紧出台鼓励生育基金，再不出台就晚了，不要指望90后00后。就是75年-85年的这批人还有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而90后和00后不要说生二胎或者三胎，很多人甚至连结婚都不愿意。”

所幸以上只是一则新闻，热度短则三天，长则五日，涉及之处仅网络舆论场。

结合任泽平团队的一整套研究看下来，他将低生育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生养成本太高和房价太高，在他给出的数据当中，前两者占比分别为41.5%和27.2%，因此献策者表示，降低生育养育成本刻不容缓，必须靠金钱来刺激。

这位知名“经济学家”的发言立刻引发网友质疑，不少人指出：那这次又是谁去充当代价呢？凭空多印的2万亿本身就有可能制造通胀，本身就会加重老百姓、企业和地方的负担。

平心而论，网友看似激烈的态度其实饱含了深刻的理性——当错误的代价由别人承担时，犯错就变得容易，坚持错误也很容易。

当然，任泽平团队的研究不能说全无道理，措辞不可谓不循循善诱，路径不可谓不四通八达，如经济补贴、托育供给、完善妇女就业保障、不歧视非婚生、加大教育医疗投入，听上去似乎尽善尽美，但就是缺了一点东西：对真实个体意志的尊重，简言之，对人的尊重。

应当说，长期为经济补贴拉动生育而奔走鼓呼的，不止哪一两个人或一两个团队，网友对于这种行为的质疑与反感，自然也不是针对哪一两个人或一两个团队。

发言者也应当遇到过不少反对声音，但从他们固执己见的姿态来看，他们对批评似乎大多选择无视——或是认为质疑者的层次实在不值一辩——而并未对自己的言论进行反思：为何这些遣词并无语误，却无比惹人反感，无法起到交流目的，更无助于取得共识？

原因非常简单：他们没有站在普通人或自然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他们选择的立场，或许是与自身财富积累相同的少数人，或许是硕大无朋的机构，因此，他们越是着急为他们竭力保全的小共同体想办法，他们想出的办法就越是无法拉拢普罗大众。

与此同时，微博上的确也有一些财经博主和金融从业者衷心支持任的方案，即便他们明知将要被其作为承压主体的90后00后，并未享受到时代发展的红利。在这批人的逻辑里，你很难感受到具体的人是有位置的，你也很难感受到同他们在一个问题上是有共识的：即女性不应当被视作生育工具。

在他们的一整套话语体系中，似乎女性的意愿变成了最等而次之、最无足轻重的一件事，她们之所以未能达成生育指标，只是因为她们没有达成指标的先决条件。就像齿轮之所以不转了，是因为底下卡了几颗小石子，只须将石子移走，便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天朗气清、惠风和畅。

这的确有道理，但都是机器的道理。

首先，“育龄妇女”本身就是一个政治不正确的概念，它不正确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大龄剩女”，或者说，它们倒是同属于一个语言体系，就好像有人拿着大喇叭催你“该生育啦”一样。女性愿不愿意生孩子，愿意在什么时候生孩子，这件事不应当由所谓经济学家来定义，更不应当由所谓男性经济学家来定义。试看近年积极鼓吹同类观点的，可有一个女性专家？

其次，90后00后究竟是否愿意结婚生育，个体跟个体间也有很大区别，纵然集体意愿不如前代，但也不应当因为这种问题被前面哪一代人数落**。尤其对于任泽平那一代人来说，他们成长于社会提供了很多机会的环境，并享受到各种成果。可是，他们致力于为后面的人提供一个更开放、更公平的环境了吗？恐怕并没有，那又何来底气去指责90后00后呢？**

再次，“经济学家”认为应当大力指望的75后85后，按年龄区间算，也37到47岁了，这个年龄段生育对女性是有一定风险的，我前面说了，“育龄妇女”政治不正确，但医学上的“高龄产妇”倒是一个中性词，这就像“只有医生才能宣布一个人死亡，而新闻不能”。

之前在一篇文章里看到过，一些明星不愿意生孩子的理由：

郑伊健：“现在环境不好，空气也不好，而且小孩子要学习的太多。”

刘嘉玲：“梁朝伟性格太孤僻，不想要孩子。”

朴树：“不想孩子来到世上受苦。”

关之琳：“当母亲意味着需要肩负起非常重大的责任，但自己并没有把握当好母亲。”

杨丽萍：“生小孩需要增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跳舞。”

以往人们喜欢把明星的理由归结为“奇葩”，但仔细分析，历经城市化洗礼的普通人都可能面临这些境况，比如对生活环境感到失望，比如不喜欢孩子，比如与工作产生冲突、比如无法承担做家长的责任，以上理由并不难令人理解，但显然，它处在“经济学家”的主要着力点之外，占据极小的分量。

从某种意义上讲，另一位券商经济学者付鹏的发言就要平易近人许多，虽然他分析的境况也是基于经济压力：

“像现在年轻人交流下来就是这个问题，根本不是说他骨子里的那种自由主义，还没到那个份上！大部分是被生活所迫，三座大山——教育、医疗，当然最重要的是房子。这个社会思潮绝不是说一种精神文化发展到那个程度生成的，不是，其实现在还是有很大的压力导致的。”

这段发言可以用于反驳罗振宇在一次演讲中声称的，年轻人不生孩子是被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所影响——这是一个相当有受众的导向，但它并不符合社会实际。付鹏言简意赅地指出，大多数人没到那个份上，他们是想生而生不起，想养而养不起，硬生硬养，就会把生活搞得亚历山大。

有人可能会说，那任泽平和付鹏的发言不是一回事吗，都指出了生育经济上的困难，但我想说的是，二者看似相似，其实有根本性的不同：付鹏的发言只是告诉大家，想生的人为什么没生。换句话说，他只是陈述了客观事实，驳斥了不实论调，他并没有鼓励不想生的人去多生，更没有得出“只要用钱去刺激，就能拉动生育率”是一种必然。

我无法猜测这种审慎的来处，但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审慎是必要的，因为经济固然是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但想真正提高生育率，靠的绝不是经济补偿，这些东西是标，不是本，何为本，本是尊重人的价值，这不是一点杯水车薪的补贴可以达成的。

由于住房的确是三座大山里最大的一座，有人天然就把“尊重人的价值”等同于“房价太高”，实际上这种格局显然是没有打开，且不说“买得起房就得到尊重”的观点有多社会达尔文，尊重人的价值本身就有更广义的指向。试问，那些在防疫中未受尊重的个体，难道都是在当地买不起房的族群吗？

**诚然，一部分人的压力的确指向经济，但生活压力本就不全是经济意义上的，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它甚至可能完全不是经济意义上的。**你愿意让孩子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这个环境秉持着何等的文化氛围，它目前正是滋生哪种观念的土壤，这些内涵既可以抽象也可以很具体，它深植于每个人的心理，有些是在潜意识里，它很难挖掘、量化，但并不代表这种影响因素不存在。

天秤握在每一个已经出生的人手里，从某种程度上说，社会希望迎来更多未出生的人，唯一的途径便是让已出生的人感到“人间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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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怎样保证“人间值得”，则几乎是古往今来最难的命题，不是靠数据调研可以纸上得来。

前段时间看作家谌旭彬写王安石变法，他分析后者最大的错误，就是只推行政策，却不变革人事，后果只会是在实际过程中更加剧百姓负担。

“任何一种政策，形成书面文件后，都需要依赖一套人事体系去落实。所以书面文件的制定，必须考虑人事体系的现状。如果人事体系缺乏有力量的监督管控制度，无法保证对书面文件的落实不发生严重偏离，那么，这种‘本意很好’的书面文件，便大概率会成为祸害。也就是说，变法政策的制定者与推动者，必须将人事体系的现状纳入到考量之中。除非有能力改造人事体系，否则便必须围绕人事体系的现状来制定变法政策。”

以这个例子来看生育补贴，由于鼓吹者本身的讲话对象就不是普通人，本身就带有一种“将人工具化”的思维导向，本身就没有把实现人的价值看作是社会运转的目的，他们自然也就完全不考虑现实生活中人的实际情况。

换句话说：即便是一个为女性创造有利条件的规章福利，也首先亟需社会上大量存在对“性别平等”保有基本认同和起码善意的参与者。

遗憾的是，生活中总是充满了冒犯他人而不自知的人，这让我觉得近年女性在网络言辞激烈的根源，仍在于一部分男性。

当我在一个高学历讨论群里讲出“女性不是生育工具”后，竟然有位男性回复道“女性不仅仅是生育工具，或者更准确”。这位先生讲完之后都没有意识到他讲了一句错话，还以为自己的回答更圆满了，放在知乎能上高赞。

而在该群里，竟然还有另一个小胡子中年男说“将引产流程监管起来，不允许随意性引产、堕胎非法。婚前育子平等对待。将在分母不变的基础上提高不少分子值，同时引导社会婚姻和生育观改变。而不能仅仅刺激生产。”

其实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字里行间都下意识地暴露了他们未能将女性当成是一个有自主思维的人来看待，但与前者相较，传统意义上的“爹味儿”应该已经不足以概括后者的想法，这不仅仅是赤裸裸地物化女性，它试图剥夺的，恐怕也不仅仅是一个生育自主权。

如何提升现有人口（尤其是男性、尤其是某些学科、某些行业从业的男性）的人本素质、人文关怀和人道思想，可能是比对“育龄妇女”搞定向激励重要得多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