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已经走在前面_风闻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张旦珺

如果你还没有被女性主义“教育”过，那就很难说活在21世纪20年代了。

前不久上映的黑马电影《爱情神话》中，徐峥饰演的上海中年艺术家说，“我为中国男导演感到羞耻”。

先不说这是否只是喜剧电影中的一句俏皮话，但过去一年，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越来越多的电影与电视剧开始挥舞女性主义大旗；面对诸多社会事件，公众也更能敏锐地注意到其中的性别色彩。

电影《爱情神话》中三位性格鲜明的女性

每一个事件背后，都是真实的女人。有离婚的女演员，年轻的女导演，专业领域内的风云女性，当然更有性别暴力事件中的受害者，她们真实地展现了当下女性面临的机遇与困境。

杨笠曾在脱口秀舞台上打破了“男性不能被调侃”的禁忌，令人开心的是，过去一年，她在公共舞台上没有消失，她依旧在表演、在表达，尽管被人“追杀”至今。

进步与混乱并存是常态，相信很多女性都会为自己的性别身份同时感到喜悦、欣慰、愤怒与痛苦，无论如何，女性持续见证着这个时代，并描绘下众多浓墨重彩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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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业领域成为自己

杨倩在气步枪赛场上的镇静表现，全红婵在跳水台上精灵般的身姿，还有巩立娇在铅球场上充满力量的最后一掷，都给无数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国女性的力量在东京奥运会上得到了尽情展现，在中国代表团取得的共38枚金牌中，约有三分之二由女性运动员摘得。

2021年东京奥运会，杨倩夺下中国首金（图源：新华社记者鞠焕宗 摄）

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所有参赛运动员中，女性参赛者占到了47.87%，有人称这是目前“性别最平等”的一届奥运。

性别平等事业走到今天，所有的成果都来之不易，20世纪以前，这场展现人类身体力量、以公平竞争为精神的世界盛会，一直对女性紧闭大门；甚至到2012年伦敦奥运会之前，女运动员还被排除在拳击项目之外。

现在人们已经很少质疑，女性可以在专业领域获得瞩目成就了。过去一年，我们见过不少例子，比如，中美高层战略会议上的女翻译官张京、中国首位在太空行走的女航天员王亚平。

女性共同体共享了她们的荣耀，王亚平被选定为神舟十三号航天员后，美国曾经的女航天员凯蒂·科尔曼为她祝贺：“当你看向窗外的星星，看见我们的地球，别忘了，数十亿女性也借着你的目光看向窗外，包括我。”

王亚平成为中国首位在轨超100天的女航天员（图源：新华网）

然而沐浴于优秀女性之光的同时，我们需要认识到，她们之于整个社会而言，还是显得太少太少。

在少数行业顶尖的女性身后，还有大量在工作与家庭中受到限制的职业女性，承受着职场性别歧视、无偿家务劳动与母职惩罚。

女性在事业的自我成就道路上，从来都不是轻松的。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发布的《2021商业女性调查报告》，亚太地区女性领导比例仅为28%，低于能够改变决策程序所需的最低女性比例30%。

传统文化中的陈规习俗，往往使得女性承担更多的家庭劳作与育儿任务，不仅影响女性在职场上的晋升，同时还意味着更少的收入。

即便在控制工种之后，男女依旧呈现出结构性的收入差距。哈佛大学经济系终身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等人的研究发现，初入职场时，男女收入相当，不同性别间的收入差距在他们工作10年至15年之后得以显现。

戈尔丁分析，现代社会的高收入工作，尤其是管理层工作通常需要投入大量且持续的劳动时间，空间上也较不稳定，比如经常需要出差，而很多女性在有了孩子之后，为了照顾家庭，会更多选择同一行业内时间灵活，但工资较少的工作。

《爱很美味》剧照

资本主义的出现，将世界上的劳动划分为能够获得工资的劳动与无偿的家庭关怀劳动，家庭内部的分工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而文化的改变并非一朝一夕。如今放眼全球，男性依旧牢牢占据着社会上大多数通往财富与荣誉的渠道。不仅仅是战争，“让女人走开”的行业比比皆是，即便是被认为与女性气质更为紧密连结的文艺领域，人们提起最有名的小说家、大导演，也是以男性为主。

不过在2021年，令人惊喜、也不可忽视的是，电影行业中女性带来的新气息。不少女性导演执导的电影，抛弃了近几年遍地开花的主流电影中令观众略显疲惫的宏大叙事，为院线吹去阵阵清风。

贾玲首次执导的《你好李焕英》真诚寄托了一位女儿对亡母的思念，成为目前中国影史票房亚军；殷若昕执导的《我的姐姐》将视线对准了中国社会中“重男轻女”的沉疴；年末还有90后女导演邵艺辉的处女作《爱情神话》，细腻讲述中年人的情感状态。

2021年初，电影《你好，李焕英》上映，成为目前中国影史票房亚军

有媒体行业内人士分析，女导演在这个年代异军突起，是女性意识觉醒的必然结果。不过从内容上看，这些电影远非完美，比如被认为拥有“女性主义”立意的《爱情神话》更像一部男性视角出发的“女性友好”电影，电影中最丰满的形象仍然是作为唯一男主角的画家，而对于其他三位女性角色在中年时期的现实遭遇与心理鲜少着墨；导演对电影中所描绘的阶层世界也没有进行超出文本的观察与审视。

但无论如何，我们有理由相信，女性在专业领域对世界与自我进行深刻的探索，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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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爱”的幸存者

婚恋综艺在东亚地区风生水起，国内也随之出现了第一档离婚真人秀《再见爱人》。录制节目的第一天，郭柯宇、佟晨洁和朱雅琼三位女嘉宾在车上大方讨论各自的婚姻问题，而另一辆车上，她们现任或前任的丈夫们则对他们为什么出现在这档节目中避而不谈。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奕斐作为观察嘉宾说到，在离婚这件事上，女性的观念已经比男性走在前面。

综艺《再见爱人》中，女嘉宾佟晨洁谈离婚

走在前面的，还包括来自河南的农村妇女韩仕梅。

想到自己没有爱情的包办婚姻，她随手写道：“和树生活在一起不知有多苦，和墙生活在一起不知有多痛。”50岁的她决定起诉离婚，最终又为了孩子妥协，诗歌是她纾解痛苦的出口。

到了今天，男性可能意识到，是时候换一种眼光看待他们的母亲、妻子与女友了，她们从来都不是钉在画框里、永远都只有一面的女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她们都比想象中的更加复杂，也更加强大。

河南农村妇女韩仕梅在北京登上演讲台

如果说2020年，公众的注意力在有关彩礼、“全职主妇是不是独立女性”等讨论上，到了2021年，开始有更多目光投向两性亲密关系本身。

随着越来越多公众人物被曝光在两性关系中存在问题，完美偶像或模范夫妻的滤镜被无情击碎，人们对荧幕上常见的“浪漫爱情”叙事产生了怀疑：那些曾经在言情小说、偶像剧中描绘的男女之爱，是否只是女性在父权制下一种不切实际的想象？或者说，一道自我压迫与自我安慰的陷阱？

过去一年，是男性公众人物的“塌房”之年。这些塌房事件，通常由一位或多位与他们有过性关系的女性的“发声”相关。它们很大程度上超越了简单的花边八卦，给了我们一个窥见充满权力气息的两性关系窗口。

越来越多女性认识到，自己曾在恋爱与婚姻中遭到了不公正对待，而这可能不是一件只能自认倒霉的私事，甚至还可能包括心理医生判断的，她们在夫妻关系中受到了 “煤气灯操纵法”（gaslight）的情感虐待。

“煤气灯操纵法”指的是在长期的渗透过程中，操纵者通过扭曲事实，使得被操纵者怀疑自己的认知与记忆，构建出混乱的超现实世界，这是这一心理学概念首次因公共事件被更多人了解。

在此之前，国人更熟悉的一个词是“PUA”，它广为人知的源头之一是《南方周末》一篇有关因情感操控而自杀的北大女学生的报道。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吴小沔曾对此写文表示：“包丽的遭遇绝非个案，而是其他亲密关系中也可能出现的建立于性别不平等之上的权力与控制。”

在社会学家眼里，煤气灯效应是性别化的。哈佛大学博士后研究员佩奇·L.斯威特在访谈了43位家庭暴力幸存者后发现，煤气灯操纵法的各类技巧与策略都源于性别刻板印象以及制度性的背景，常见的有荡妇羞辱，与“疯女人”污名。

《煤气灯下》剧照

斯威特发现，施虐者在进行精神虐待时，极为频繁地使用了“疯女人”一词。在社会本身固有的刻板印象中，男性是理性的，女性是感性的，施虐者依靠刻板印象赋予的理性权威，将伴侣描述为不可理喻、非理性的疯女人，削弱她们对现实的看法。在刻板印象的大网面前，受虐者也更难以抵抗施虐者的话语。

不可否认，在个人生活不断遭到科技入侵的今天，亲密关系可能是我们最后珍贵的私人阵地。陈露的例子也表明，在公开平台曝光他人隐私可能存在巨大的法律风险。

然而，如果仅因矛盾发生在个体的亲密关系之间，就对一些指控持批判态度并不完全合理。几十年前，家暴也只是清官难断的“家务事”，随着性别观念的进步，我们有必要重新厘清公共与私人的概念，在隐蔽处发现结构性的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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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发声的人

许多爆料当事人在文章中陈述的痛苦经历，是许多女性共同的情感体验。阿伦特说“言说是一种行动方式”，她们理性、充满条理的公开讲述，对于那些在亲密关系中有着相同遭遇的女性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抚慰。

不过在汹涌的舆论声浪之中，仍需留意的是，女性的发声与书写仍然在遭到各种各样的抑制，有人对她们长长的文字感到厌倦，也有人说，这些女人的精神快要出问题了。

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女性主义著作《如何抑止女性写作》，就列举了数十种阻碍女性表达的手段，其中就包括“异常化”，宣称写作者古怪、精神有问题。

而我们看见，女性在公开场合上书写或说话，更容易在动机上遭到怀疑，比如人们常用“财产分配没谈妥”来评价她们的发言，其背后的价值判断，并不是勇于争取合理权益，而是“拜金”这一典型的负面女性刻板印象，由此便消减了发言的正当性。

女性主义著作《如何抑止女性写作》中国出版版本封面

即便在女性内部，也常常出现对当事人“不够独立”“对男性存在不切实际的幻象”等批评。我们需要意识到，每个人都有其局限性，要求一个女性发声者表现得完美无缺，并不是一件能为女性主义者“装点门面”的好事，只会一再遏制女性表达的机会。

公众号“结绳志”的文章对此引用了伦敦大学学院（UCL）学者何嫄的评价：“女性的团结应该是充分理解各自现实基础上的求同存异，而不是一种‘纯洁’的现实……用教科书的期待来要求一个为自己发声的人，对其他发声的女性，也是一层枷锁。”既然她们所面临的不是单个女性的困境，那么观者与当事人便要共同努力。

女性要在女性身份上发出声音并不轻松。杨笠的例子便足够表明，我们公开说出一些对异性的真心话都很艰难。

不过好的是，目前来看，有越来越多的女性知识分子凭借专业的学识与素养为女性公共表达打开了渠道，其中包括北京大学的教授戴锦华、中国人民大学的性社会学学者黄盈盈、台湾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欧丽娟等人。

戴锦华教授在各个平台中多次谈及女性主义话题

虽然困难重重，但持续发声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2021年年末，《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迎来“大修”，目前，草案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妇女法》修订，吸纳了过去几年众多公众热议话题，首次明确了歧视定义，对女性离婚时的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增加了规定，并明令禁止对妇女进行精神控制。

在未来，希望中国女性继续书写，继续说话，继续进步。

​参考资料：

傅亦沁.《知识女性的职业与家庭：一个世纪以来，性别不平等有何变化？》https://fanpusci.blog.caixin.com/archives/253605

余韶文.《为什么女性导演在这个时代会异军突起？》https://mini.caixin.com/2022-01-10/101828115.html

结绳志.《压制女性表达的十一条症候》www.getrevue.co/profile/tyingknots/issues/newsletter-issue-25-930860

社会学会社.《社会学家眼中的情感操控（gaslighting）是什么？》https://mp.weixin.qq.com/s/uhm7p2cZUEfiY84_FoGa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