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红军的中国军团之谜（十五）——“传奇战将”包其三（下）_风闻

在阿斯特拉罕稍作休整后，包其三又接受了新任务。1919年3月10日，阿斯特拉罕爆发了由当地资产阶级、哥萨克、白军颠覆组织共同发动的叛乱，几天内被中国支队平息。然而，在阿斯特拉罕码头，几名中国战士在与数倍于己的叛军交锋中不幸牺牲。其中，战士刘发烈誓死不向叛军投降，将最后一颗子弹射进自己的心脏……

此时，中国支队减员严重。尽管补充了大约三十名中国籍渔场工人和港口装卸工，但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在阿斯特拉罕，他们同另一支中国队伍被整编为第三十三师师部直属独立中国连。1919年5月1日，连队开往顿河前线。顿河地区被解放后，他们转战库班。

出征前的阿斯特拉罕共产主义支队

**1920年夏天左右，中国连再次扩编为中国营，成为高加索劳动军的第十东方国际营，包其三担任营长。**两年前，包其三带领中国支队在格罗兹尼与白军厮杀百日，如今他们又回来支援这座已经回到苏维埃政权手中的“石油城”。当时，必须立即组织恢复石油生产和运输，可这里的五口油井从1917年底被敌人破坏后就开始燃烧，到1920年已经烧了两年半。

为完成《中国战士同志》写作，诺沃格鲁茨基和杜纳耶夫斯基曾专程拜访格罗兹尼一位七十多岁的老石油工人阿姆巴尔祖莫夫。老人在近四十年以后还清楚地记得，在采油场的劳动队伍里见到过一小队中国红军，其中一位指挥员俄语说得很好，非常英勇、敏捷，也很有头脑。他们共同想办法扑灭了油田大火。

1921年2月结束在格罗兹尼油田的任务后，国际营返回弗拉季高加索，深入山区，清剿邓尼金和弗兰格尔的残余武装。由于任务艰巨，而国际营战士不够，包其三带着一名战士从格罗兹尼直接前往刚从孟什维克统治下解放的格鲁吉亚，在那里的华工中进行宣传。经过号召，一百五十多名华工加入红军。当年春天，包其三和战士们一起回到弗拉季高加索，在新成立的北高加索山区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组建起契卡第一中国独立支队，他再次出任队长。包其三带领这支队伍，在北高加索山区同残匪进行了不懈斗争，为巩固当地苏维埃政权做出重要贡献。

油画：《苏俄内战中的红军骑兵》

山区共和国苏维埃政府在鉴定中对包其三和中国支队给予高度评价：

包其三指挥的支队虽然物资得不到保证，远离后方，忍饥挨冻，但毫无怨言，在北高加索山区出色完成了无数次战斗任务。不管是歼灭零星散匪，或是打击装备良好的白匪军，他们都是真正的国际主义战士的典范，都是保护劳动人民权利的忠诚卫士的典范。

1922年1月上旬，这支队伍接到了在苏俄内战南方前线的最后一项任务，前往罗斯托夫州首府顿河畔罗斯托夫。那时，这里的白军、无政府主义者和形形色色的刑事犯罪分子肆无忌惮，成群结队恐吓市民。每当夜幕降临，居民都提心吊胆。有天晚上，嚣张至极的匪徒在市中心广场的两座建筑物间竟然拉出横幅，上写“早上是你们的，晚上属于我们”。在包其三提议下，全城实施戒严，中国支队轮流巡逻。他们被授予权力，在街上可以对袭击者当场开枪。大约两个月后，顿河畔罗斯托夫恢复了平静和秩序。

苏俄内战名将亚基尔、布琼尼和图哈切夫斯基

由于国内战争基本结束，苏维埃俄国转入和平劳动、恢复国民经济时期。1922年3月，中国支队接到解散命令。战士们有的希望留下参加建设，有的准备回国。后来，一些人如愿返回祖国；另一些人复员，分散定居在弗拉季高加索、纳尔奇克、车臣、印古什、巴库、哈尔科夫、符拉迪沃斯托克、撒马尔罕等地。例如，杨新乡后来留在弗拉季高加索（苏联时期，这座城市改名为奥尔忠尼启则），1936年退休后住进该市养老院，直到1952年4月23日去世。宋赤山选择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居住，他成为警察，最后晋升为上尉。

1919年9月至1922年在中亚地区军事行动

包其三则再次被委以重任，带领九名战士前往现位于中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接下来的时间里，他指挥穆斯林骑兵营，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巴斯马基匪徒进行了数十次作战。1923年5月，他被召回莫斯科。离开前，撒马尔罕市革命委员会为表彰他的功绩，赠给他一只金表，上面刻有“赠工农苏维埃政权的英勇捍卫者，在与巴斯马基匪徒战斗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包其三同志留念——撒马尔罕市革命委员会主席团”。由于在中亚的赫赫战绩，包其三被授予“红旗勋章”。**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撒马尔罕

撒马尔罕，中亚历史名城。70多年前，诺沃格鲁茨基和杜纳耶夫斯基曾到那里寻访。为他们提供线索的是包其三在俄国的女儿。在弗拉季高加索时，包其三与俄国姑娘叶甫根妮娅·巴拉耶娃结婚，她是中国营政委博格丹·巴拉耶夫的妹妹。妻子随包其三来到撒马尔罕，并在那里安家，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包其三被召回莫斯科时，母女俩留在撒马尔罕。女儿结婚后，才携母亲迁到高尔基市（现为俄联邦下诺夫哥罗德）市郊。

在撒马尔罕，为了办理抚恤金，巴拉耶娃把手头有关包其三的所有证件，包括委任状、通行证、奖状和调遣令等，都交到撒马尔罕市社会保障科。两位作家便是顺着这条线索，在社会保障科找到了关于包其三的资料卷宗。由此，这位英雄的很多经历终于合乎逻辑地串联在了一起。

有关包其三在撒马尔罕活动的文件档案

离开中亚前，包其三的人生履历、战斗经历基本上是完整和清晰的。然而，他离开中亚后，有关他的记载戛然而止。此后，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说法，给这位苏俄内战的传奇英雄增添了神秘色彩。

俄罗斯社会团体“记忆”公布的包其三生平及照片

**说法一：**在俄国的妻子和女儿，对包其三1923年以后的事一无所知。她们得到的消息是，包其三1924年回到祖国，并在此后的革命战争中牺牲了。前面提到《红军指挥官包其三与他的无畏部队》一文作者马科耶夫也说，包其三在（苏俄）内战后回到中国，率领中国红军的一支部队，最后牺牲在战场上——而具体是何时何地，已经无从考证，“也许，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包其三回国后的命运”。俄罗斯《北奥赛梯报》称：“……只知道科斯佳（包其三）后来在中国度过。”

**说法二：**2004至2005年间曾有中国媒体报道称，包其三就是曾任中东铁路公司监事会少将监事、后于1927年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的杨卓。当时，杨卓的孙子杨刚以史料为据，在2005年出版了一本名为《家殇—奉俄外交与哈尔滨杨卓事件之谜》的书，认为包其三就是杨卓。据该书记述，奉系军阀张作霖1927年初以“通俄”罪名突然处决了中东铁路公司少将监事员、死前一直担任其苏联事务顾问的杨卓。杨卓这位中国东三省著名的“俄国通”被杀，震动很大。当时，官方拒绝对此做出具体解释，“杨卓事件”遂成历史悬案。2005年，中国刑警学院教授赵成文以刑事相貌学鉴定两人的历史照片，判定杨卓和包其三系同一个人。就在这一年，包其山后代与杨卓后代还取得联系，并于2008年3月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见面。

包其三和杨卓

**说法三：**2005年俄罗斯社会团体“记忆”与俄总统档案馆联合整理、公布了一批解密档案，即“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成员签署的处决名单”，俄文拼写的“Пау-Ти-Сан”（包其三）是其中之一。名字后面，只有简单的几行文字：

1887年出生于中国，中国国籍，联共（布）党员。基辅联合指挥官学校翻译。居住地为莫斯科苏维埃街9号20室。1925年11月10日被捕。1926年4月19日，被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格别乌）以“反革命恐怖活动罪”判处死刑。1926年4月23日，在尤兹卡娅医院被枪杀。葬在莫斯科。1991年10月18日，根据俄罗斯联邦《关于政治镇压受害者平反法》予以平反。

莫斯科第二十三临床医院正门

为寻访包其三的人生“终点”，我在初冬的一天下午来到了位于莫斯科市什维瓦雅山丘之上的尤兹卡娅医院，现在它叫第二十三临床医院。从1918年开始，该医院划归“格别乌”所有。那时，这里不仅给契卡人员治病，还承担秘密处决犯人的任务。据统计，1921至1926年，这里共处决、埋葬了九百六十九人。进入庭院，我看到一座1999年竖立的“政治迫害者”纪念石。纪念牌匾上按字母顺序刻有一百零三名受害者的姓名，Пау-Ти-Сан——包其三的名字赫然出现在第二列第十八位。

1999年竖立的“政治迫害者”纪念石及牌匾

在整个追访过程中，我越来越倾向于判断认为那份所谓“判决书”其实只是一种障眼法，包其三实际被秘密派回中国执行任务。《北奥赛梯报》就称：“关于科斯佳（包其三）这方面的材料，或许仍然被标注着‘秘密’而保存在联邦档案馆中……很可能受苏联情报部门派遣。”不仅如此，如果包其三被苏联政府以“反革命恐怖活动罪”判处死刑并在1991年才被“平反”的话，那么前面两位《中国战士同志》和《沿着包其三的足迹》作家兼记者怎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如此高调宣传？从此次追寻“苏联红军的中国军团之谜”过程中，我领教了苏俄、苏联以及俄罗斯档案管理工作的严谨和档案材料的丰富，很显然有苏联官方背景的两人又怎能对包其三被“处决”事实一无所知？！当然，倾向于这一结论，也折射我心中的一种祈愿——英雄落幕，理当在战场。

关于包其三在苏联的后人，并未因其所谓“反革命恐怖活动罪”受到牵连。包其三与叶甫根妮娅的女儿乔埃利亚诺尔，一头黑发，与父亲长得酷似。她毕业于医科大学，嫁给了一名海军水手、后来的二等舰长伊戈尔·西比里亚科夫，育有嘉莉娜和艾拉两个女儿。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们举家从中亚迁回到伏尔加河畔，再到高尔基市……

令人欣慰的是，今天的俄罗斯人并没有忘记包其三和他的中国营。在包其三和他的同志们曾经战斗过的弗拉季高加索，每年都有不少人前往那座建于1960年4月的纪念碑祭扫；在中国营成立一百周年的2018年，北高加索的《北奥塞梯报》分别在1月和4月以“来自中国的猛虎”“包其三的烟斗”为题向后人介绍来自中国的国际主义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