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率下的互联网公司：一面鼓励，一面逃避_风闻

作者丨天宇

编辑丨坚果

封面来源丨图虫创意

没有带领恒大走出泥潭的任泽平，在为人口问题献计献策的道路上又倒下去了。

在发表“印钱生娃”、“75-85年还能生的时间窗口”等惊人言论后，1月12日晚，任泽平的官方微博被禁封。与大部分人仅将任泽平的言论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不同，携程创始人梁建章似乎找到了知己。

1月12日，梁建章公开表示：“当前印钱鼓励生育是可行的”，并且认为任泽平的观点还是有些保守，“每年两万亿不够至少需四五万亿”。

在互联网企业纷纷响应政策，为提高生育率贡献绵薄之力的时候，执掌携程的梁建章仅仅站在一旁让政府印钱，似乎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01 为什么都不愿意生了

任泽平和梁建章都认为印钱可以直接提高生育率，但事实上，从外国的经验来看，这种策略并不能奏效。

以韩国为例，12月15日，韩国政府公布“第4次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社会基本计划”，自2022年开始将给拥有0-1岁婴儿的家庭每个月补贴30万韩元（约1792人民币），2025年这一数字会进一步上调至50万韩元（约3000元人民币）。此外，韩国政府还将一次性发放200万韩元的生育补贴。

但是这并未缓解韩国低生育率的问题。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发布的《2021年世界人口情况报告》显示，韩国生育率为1.1，连续两年排名全球倒数第一。

那么低生育率到底和什么有直接的联系呢？

经济学博士、2021知乎新知答主chenqin分析世界银行1970年-2010年以及241个国家的数据后发现，生育率与女性受教育水平和婴儿的死亡率有直接的联系。

据chenqin统计，20-24岁的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生育率将下降 0.36；儿童的死亡率每下降10%，生育率将下降1。一个国家的年轻女性教育水平与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的变化，可以决定该国 80%的生育率。

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正是高学历女性的主要聚集地。以互联网行业的典型职业产品经理为例，腾讯问卷发布的《2020年产品经理生存报告》显示，87.2%的从业者为本科及以上学历。

2016年9月，在央视《遇见大咖》节目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互联网公司给怀孕女性带来的压力。

当时，刘强东带领京东高管与员工一起聚餐，时任京东副总裁杜爽满眼泪水地对刘强东说：“我怀孕9个月了，没请过年假，也没请过病假”。刘强东则回复道：“说实在的，你们休假也给兄弟们一点机会，有时候不要认为自己就是说一天不在了， 整个部门就散了，不会的”。

耐人寻味的是，对话发生9个月后，在京东奋斗八年的杜爽就黯然离开了京东。

02 态度不一的大厂

既然公司对员工不友好，那么政策就不能不站出来了。

2021年中，有关部门发布的《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明确指出，中国要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

最新发布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七条同样规定，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难产的，增加产假15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1个婴儿，增加产假15天。

相关政策发布不久，我们就见到不少互联网公司积极跟进。

比如，2021年末，阿里巴巴集团就宣布了多项员工福利升级方案，其中员工一胎产假由原来的128天延长至158天；二胎、三胎产假延长至 188天。

甚至连裁员过冬的快手都没有忽视相关制度的建设。2021年末，有媒体称，快手推出“生育礼金”政策，生孩子最多可得到3000元奖励，并推出父母免费体检计划及父母陪护假，提供带薪育儿假并延长产假。

京东最新公布的《京东集团集体合同（草案）》也显示，在法定产假的基础上，为符合条件的女职工提供额外三十天全薪产假，解决员工后顾之忧。

不过在这些公司积极健全产假制度之外，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互联网厂商“不为所动”。

比如2021年中，几乎与“优化生育政策”相同步，“盲盒之王”泡泡玛特在招聘时就被爆针对女性调查是否有生育计划，并要求填写计划时间。对此，有网友表示：“一个消费群体几乎都是女性的公司，还公开歧视女性。边赚女人钱，边侮辱女性？”

事实上，这并不是个例，《2020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在近七万份有效样本中，有58.25% 的女性应聘过程中 “被问及婚姻生育状况”，27% 的女性求职时被“用人单位限制岗位性别”。

2021年11月，腾讯升级员工关怀方案，仅仅针对全体员工推出了长期服务感谢金、退休荣誉金等福利，并未针对女性群体推出更友好的生育制度。

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对人口问题极为上心，力挺任泽平“印钱生娃”的梁建章，不光没有在携程同步建立保障女性生育权利的政策，反而还对外表示：“延长产假政策不应该政府请客，企业买单，因为这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反过来也会影响女性的就业”。

2021年Q3财报显示，携程营收53亿元，经调整EBITDA（税息折旧摊销前利润）为5.37亿元，资金储备为676亿元，较2020年期末增长约13%。

携程本身就有充足的现金储备，但是却要让国家印钱促进消费以及提升生育率，梁建章简直是“借花献佛”的典范。

03 制度仍待完善

事实上，女性生育制度并不是个孤例，从这个切片放大，我们恰恰可以看到整个互联网行业存在制度不健全的问题。

2021年，脉脉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互联网行业员工平均年龄低于30岁的企业超过50%。以腾讯为例，作为一个有三十四年历史的公司，其年龄超过五十岁的员工不到90位，占比仅为0.17%左右。

这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因为在人口红利的背景下，互联网公司没有动力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比如上文提到的京东副总裁杜爽，之所以不敢休产假，或许是因为害怕休完产假后，“副总裁”的位子被“兄弟们”霸占了。

脉脉发布的《人才吸引力报告》也显示，2020年，互联网行业员工的工作幸福感排名末尾。其中，未来发展空间不乐观，是拉低互联网行业员工幸福感的主因。

也正因此，互联网员工能做的，只有不断地跳槽。中智咨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企业员工平均主动离职率为9.7%，其中互联网行业排名首位，达到了12.8%。

在经济上行的背景下，互联网企业固然能享受人才高替代率的红利，但是随着经济的下行、流量触顶，认清现实的广大互联网从业者也开始逃离互联网。

猎聘大数据显示，2020年初，互联网行业从业者再次择业时，投递互联网企业的占比仅为15.13%，同比下跌2.64%。麦可思研究对“中大型互联网企业”的调研也显示，毕业即进入“大厂”的学生中，工作五年后，70%的人已经离开。

从更稳定、更有保障的公务员行业，更难感受到“逃离”的趋势。官方数据显示，2022年，国考报名人数首次突破200万，达到了212万人，同比增长40.39%。

说到底，公司和员工虽然是简单的劳资关系，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两者又是相互成就的——没有一代代互联网人的贡献，互联网公司也很难铸就一个又一个市值辉煌。

因此，目前摆在互联网面前的，其实有两个问题：首先是完善女性生育制度，助力社会整体生育率的提升，其次，也要通过硬性的政策保证休产假员工的职业轨道不会出现偏离。

而从目前来看，在有关部门的号召下，有的互联网企业甚至连第一个问题都不愿解决，长此以往，整个行业终归还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