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雏军与兰世立：疯狂的石头_风闻

　　2021年12月20日，广州市中院对已羁押两年的兰世立做一审判决。他被指控犯合同诈骗罪，涉案金额达1.83亿元。

　　我国法律对诈骗罪的量刑标准是，50万元以上即为“数额特别巨大”，起步量刑就是10年以上，兰世立研究透彻，他涉案金额过亿，如果诈骗罪名成立，“肯定是无期”。

　　在那个长达19页的判决书下来之前，等待兰世立的是两个极端——“要么无罪，要么无期”。

　　那天，兰世立说自己“吓个半死”。走去开庭的路上，“走一步，心里念叨‘是无罪’，再走一步，心里念叨‘是无期’”。

　　兰世立（左）

　　在那之前的20多年里，他做过首富，拥有过百亿资产，也被人骂过骗子，数次跌倒又白手起家。他已经先后四次入狱，最长一次是2009年，他因逃欠税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但都比不上这次让人胆战心惊。

　　他最终被判无罪。当天就离开了看守所。

　　再等半个月，已经申诉近10年的格林柯尔创始人顾雏军获得43万元的国家行政赔偿，用以弥补他7年的牢狱之灾，以及数百亿资本的流失。更早之前，他被最高法宣判部分无罪。

　　央视财经发布评论称，十多年的坚持与等待，顾雏军终于“要回了失去的东西”，“这个时刻的到来，相信会让民营企业家们的信心更足。”

　　兰世立与顾雏军是早年民营企业家草莽时代的突出代表。在世纪之初的那几年，他们凭借过人的胆识、超前的眼光与颇具争议的商业手段，成功跻身富豪之列。

　　顾雏军

　　但就像那时刚刚迈入WTO的中国在摸着石头过河一样，企业家也在摸索前行。顾雏军和兰世立们的商业手段可能是创新，也可能游走在法律边缘。**他们的成功来自于时代，他们的悲剧，同样为时代所赋予。**他们没能趟过时代这条大河，但他们的故事，已经变成了嶙峋的石堆，凸起于河道之上，向后来的过河者发出警醒。

　　这个名单可以列得很长，是张文中，也是牟其中，是褚时健，又或者是未来未知的某位企业家。

　　谁都没有做好准备。

　　兰世立懂得如何与媒体打交道。

　　回看他早年间的报道，他总能在与记者的对话中语出惊人，那是媒体们喜欢的标题与噱头——诸如他早年的穷苦生活，在大学里靠捡牙膏皮换钱；又如首次登上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后，对外说福布斯把他低估了；即便是在他前几年被警方通缉、逃亡新加坡时，他还不断接受国内媒体的专访，制造舆论声势。

　　他也知道如何才能包装自己。公开资料里，他毕业于武汉大学。但据媒体考证，1980 年初中毕业后，他就顶替父亲离休名额在武汉市商业局的一家供销社干了 6 年，之后才参加成人高考，考取的还是湖北省计划干部管理学院。

　　但仅在此就读一年，他就转入了武汉大学经济学院专为地方后备干部开设的“县长班”，直至毕业。这也是他引以为傲的武汉大学学历由来。

　　兰世立毕业后被分配至武汉省委及海南工作过一段时间，很快离职，加入当时的创业大潮。他在珞珈山饭店租下一间 15 平米的门店，经营电脑耗材，有时也帮人制作名片。后来他说自己是武汉科技一条街上第一家电脑公司。

　　一位早年与他打过交道的武汉官员评价他，“这个人用武汉话说就是有点‘抛’，有点张扬。”给这位官员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有一次碰到兰世立，他穿着一件皮衣，拉开衣服，指着内袋略带神秘地说，看，3万块”。而当时，武汉市一个处长的月工资不过 120元。

　　兰世立头脑精明，商业眼光敏锐。他的电脑办公业务很快从简单的维修、打印到售卖自己的文字处理系统，为其赚得扩张资本。

　　1992 年，他涉足餐饮业，在武汉办了一家高端酒楼“东宫”，装修富丽，价格高昂，吸引大量公务人员消费。第二家“西宫”趁热打铁开在武汉市政府门口，同样火爆。他在自传《东星十八年》中称，“一天营业额 20 多万元，一个月竟有几百万元的营业额。”

　　此后，兰又接连看准房地产与旅游热潮，建筑东星大厦、成立东星旅游公司，甚至投资修建了一条公路，不断扩大自己的商业版图。

　　佐证其超前眼光的一个明显例子是，当他发现国外的航空公司大多不自己售票时，就认准旅行社具有商业前景。

　　但当时国内尚无私营旅行社，也不批准，他就跑新加坡收购了一家，同时在国内注册一家广告公司。等 1998 年国际旅行社业务开放之后，开始大肆扩张。

　　2003 年非典疫情之下，旅游业降至冰点，兰世立看准时机，他说自己“冒着生命危险，拉了一车的钱去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一口气收购了5家国有旅行社”，获得 5 个出境游牌照，成为全国最大的国际旅行社。

　　与兰世立不同，顾雏军是正儿八经的学者出身。他没有兰世立那么强的时代感知力，他整个商业生涯全都围绕着自己研究的专业——制冷。

　　二人类似的是都善于利用媒体造势。顾雏军早年引发纷争的“顾氏循环理论”就是经《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报道后而名声大振。那年他才 27 岁。

　　顾自称自己的理论能改写热力学，但学界无一认同。时任中国制冷学会秘书长曹德胜说，“（如果理论成立）那是要得诺贝尔奖的”。他的研究生导师吕灿仁则干脆地认定，“我的看法它是骗人的”。这一纷争至今仍无定论。顾因此两次起诉抨击他的媒体及个人，但均无下文。

　　两年后顾雏军就辞职下海创业，在惠州创立了一家空调制造公司，生产“小康”牌空调。据当时媒体报道，“小康”牌空调成本只有几百元，销售价格却有 2000 多元，利润惊人。

　　但此后小康空调发生质量纠纷，《财经》报道称国家技术质量监督局九次抽检不合格，因而被勒令停产。据悉，惠州市场监管部门对小康空调下达了 600 多万元的罚款，并没收违法生产的897台空调。

　　但不知为何，此事竟不了了之。顾雏军罚款未缴，被查封的空调也被其擅自解封。《南方人物周刊》在报道中称，此后顾将惠州市场监管部门告上法庭，但却在一审、二审败诉后“失踪”。

　　顾雏军早年的创业经历扑朔迷离，没人能说清他的第一桶金到底来自何方。按照他的说法，他从“顾氏循环理论”发展而来格林柯尔制冷剂在海外大获成功，是世界第三大制冷剂生产商，但国内媒体多有质疑。

　　《财经》在报道中称，“无论是顾本人，还是相关报道都无法确知格林柯尔海外公司合作者的名字。”《南方人物周刊》则称顾对海外经历的表述多有不同，“一会是1988年就出国了，一会又是90年代后才出国，一会是英国赚到第一桶金，一会又是加拿大融到大笔投资，一会又是华尔街的失败经历教育了他。”

　　而按照后来顾雏军案的代理律师陈有西的说法，顾起步资本的原始积累来自他在国外的科技发明，然后再回国投资，他携带的资金有 1.7 亿美元之巨。

　　总之，顾雏军在1995 年回国在创办格林柯尔制冷剂（中国）有限公司时，已手握重金，他在天津建立的工厂号称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非氟制冷剂生产基地。

　　2000 年，顾雏军将其在国内的四家格林柯尔系公司打包在香港创业板上市，融资 5.46 亿港元。其后几年，格林柯尔创造了令人咂舌的销售奇迹。其财报显示，1998 年公司收入仅为 11 万元，2000 年收入就达到 3.64 亿元，三年增长高达3300 倍，上市第一年就成为港股创业板盈利第一。

　　2001 年开始，顾雏军开始收购多家国内老牌制冷企业。2001 年10 月，顾雏军出资3.48 亿元收购科龙电器 26.43%股权，成为科龙第一大股东。科龙当时是国内冰箱产业四巨头之一，而格林柯尔成立不过数年，其收购案被媒体称为“蛇吃象”，引发热议。

　　但顾雏军确有出众的商业才能。科龙在被收购之前已入不敷出，当地政府急于寻找市场人士接手。顾雏军收购科龙的第一年就扭亏为盈，三年将科龙销售额由35亿做到128亿。

　　以科龙为首，顾雏军此后又接连收购同样是冰箱四巨头之一的美菱电器、杭州西冷集团、扬州亚星客车及河南冰熊集团旗下的冷藏汽车业务。他当时对媒体说，“我唯一不缺的就是钱”“钱不是问题，只要有好的项目，我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来”。

　　顾雏军的声望在此时达到顶点，他掌控的格林柯尔系横跨冰箱、空调、制冷剂及汽车制造等多个产业，拥有 5 家上市公司。冠在他身上的名头越来越多，“冰箱大王”“资本狂人”。2003 年，他被 CCTV 评为当年度的中国经济年度人物，与龙永图、丁磊并列。

　　次年，顾雏军登上“胡润资本控制 50 强”榜单。也是这一年，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指责顾雏军在收购科龙、美菱等公司时利用不法手段巧取豪夺国有资产，引发“郎顾之争”——这也是顾雏军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

　　顾雏军出狱后向媒体说，郎咸平欠他一份道歉。他说，郎咸平早年在香港时，还曾写文章吹捧他是负责任的企业家，他们的人请郎吃了一堆饭，郎咸平就借他的两地牌奔驰车开，“每个周末他都借”。

　　几年之后，当遭遇破产的东星航空员工们入职国航时，他们不会想到，他们入职笔试的第一道题就是，“你如何看待‘国进民退’？”

　　东星航空是兰世立后来引以为傲的公司。他在 2005 年筹建东星航空，在武汉香格里拉饭店召开新闻发布会，一出手就是 20 架飞机，价值 120 亿元，震惊中国民航业。当时媒体形容，“他手势激昂，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近 20 年过去了，东星航空的 20 架飞机依然是兰世立乐于向媒体提及的故事。他自创了融资租赁与卖方信贷结合的新模式，此后被国内多家航空效仿。兰世立后来说，他对整个东星航空的投入不足 2 亿。他对此十分骄傲，自称“比我有钱的企业家，不一定比我有思想，我是一个创意者。”

　　2006 年，兰世立第一次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位列第 70 位，为湖北首富。他仍在不断购买新的飞机，2007 年，他又与一家海外银行签订 4 亿多美元的融资协议，用于未来几年购买 6 架新飞机。

　　后来，兰世立在自传《东星十八年》中形容那时的心情，“从我有飞机那一天起，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转眼间，我就获得了与各国元首、各界名流、各界领袖平等交流的机会。仿佛一下子冲上九霄云天，站上天庭来俯视这个世界。”

　　这种飞上云端的幸福感没有持续多久。2008 年，一切都戛然而止了。

　　回过头来看 2008 年东星航空与中航的收购之争，至今仍无法说清到底哪一方才是受了委屈。这场收购案不仅包括东星与中航两个买卖方，还牵扯到武汉市政府、借给兰世立钱的融众集团以及一家国企武汉高科。彼时媒体形容为，“政府协调、国企担保”。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及国内雪灾影响之下，国内整个航空业都不好过。而东星航空实际上自成立以来一直处于危险边缘，东星航空原副总裁马格胜曾发博文披露，兰世立从东星航空筹建到破产前，全赖民间借贷维持。

　　更严重的是整个东星集团资金链同样出现问题。兰世立旗下业务覆盖地产、旅游、航空诸多板块，又常有“大跃进式”的激进布局，资金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一位东星前高管曾对媒体称，“东星没有鼎盛期，资金一直都紧张，没有一天不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中航与东星收购案因兰世立的突然反悔而被迫中止。武汉方面指责其不讲信用，拿到国航预支的 5000 万后便玩起了失踪。兰世立则称当时只是一个收购意向，他对后来敲定的收购方案不满。但在对方看来，兰是狮子大张口。

　　2009 年 3 月，在兰世立发出那个明确拒绝与国航合作的声明之后，武汉市交委申请东星航空停运。此后事态急转直下。兰世立试图从珠海出境时被警方控制。其后武汉市中院裁定东星航空破产。一年后，兰世立因逃欠税被判处 4 年刑期。

　　《三联生活周刊》在 2010 年的一篇报道中形容兰世立：

　　“兰世立笔下的自己是一个悲情英雄：所有失败都是时运不济或是遇人不淑，所有的官司纠纷都是遭人诬告。这或许是兰世立人生的一面，但还有一些兰世立没写到或不愿意写到的一些原因：他的想象力常常超越了制度现实和自己的资金能力；他赌性很强，但愿赌却不服输，甚至不惜破坏诚信的商业规则。”

​

　　这段话后来不断被媒体引用，应该所言非虚。

　　顾雏军那时已经入狱 5 年。“郎顾之争”发生不到半年，广东证监局开始调查科龙集团，称格林柯尔涉嫌挪用科龙电器资金。不久，中国证监会正式对科龙电器立案调查。当年 7 月，顾雏军被警方从首都机场带走，他随后被免除了在科龙集团的一切职务，科龙电器被当地政府接管。

　　一年后，佛山市人民检察院以顾雏军犯虚报注册资本罪、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案子直到两年后才宣判，认定顾犯虚报注册资本、违规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罚金 680 万。

　　顾雏军后来上诉被驳回。他在 2012 年 9 月提前减刑出狱。那时他的“格林柯尔帝国”已经不复存在。他收购的几家国有企业也相继被卖给海信、长虹等品牌。

　　从那时起，顾雏军就成了一位“斗士”。出狱仅一周，他就召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媒体发布会，他头顶“草民完全无罪”的白色高帽出场，对着现场 150 多家的媒体记者说，对于科龙案，他一直想要一个明确的说法。

　　图源：凤凰网财经

　　此后数年，他一直忙于申诉，向当时办案的政府官员们，向中国证监会，向佛山市法院。他曾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行政公开，申请证监会公开当年对科龙案启动立案调查的文件。遭据后他将证监会告上法庭，官司打了 4 年终于胜诉。

　　但随后证监会发出告知书，顾雏军提出要求公开的信息不存在——完全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规定。

　　他好像赢了与证监会的官司，但又好像没赢。

　　2013 年，兰世立出狱了，没有向法院提出申诉，也没有提出赔偿。他很快重操旧业，与人合伙收购一家泰国航空公司，但随后双方因利益纠纷而闹上法庭，对方报案称兰世立侵吞投资款。

　　广州警方在 2016 年 3 月抓获兰世立，那时他正在广州白云机场准备飞往泰国。后来他被扣押至广州市第三看守所关了 37 天，因检察院不予批捕而转为监视居住。他被关在一间酒店房间内，由民警看管。

　　让人们感到神奇的是，在被监视居住 3 个月之后，兰世立从广州警方的眼皮子下跑了。兰世立对媒体说，“我是等了 3 个月……我觉得它不是解决问题，所以我就‘走了’”。

　　他没有透露自己是如何逃脱警方看管的。他用了一张假香港护照跑到新加坡，在那躲了 3 年，直至 2019 年 11 月被遣送回国。

　　这也是兰世立整个故事中最为吊诡之处。他潜逃至新加坡不久，广州警方就将其列为通缉犯，他还上了国际刑警组织的红通名单。

　　但在新加坡的 3 年中，他仍不断接受国内媒体的专访，向与他一起合伙收购泰国航空公司的麦趣尔集团喊话，制造舆论攻势。他甚至在新加坡当地开始了创业，开办商超，声称马云提出的新零售是跟他学的。

　　他还向国际刑警组织申诉，要求撤销对他的红色通缉令。他对媒体说，他直接给国际刑警组织打电话，“他们接到电话都不相信是我打的。”

　　现在，顾雏军与兰世立在司法层面均获得了部分或全部的清白，但二人对此的态度却截然相反。

　　顾雏军用了近 10 年时间最终等来了 43 万元的国家行政赔偿。3 年前，最高人民法院宣判他部分无罪，他原本的三项罪名被改判为挪用资金罪一项，并将其原本的 10 年刑期改判为 5 年。

　　这两个结果他都不太满意。最高法决定将他的案子重审时，他坚信起诉他的罪名将完全推翻，“不可能有一点点残留”。43 万元的国家赔偿下来后，他在社交媒体上愤怒地发问，“他们到底羞辱了谁？”

　　兰世立豁达得多。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他无罪并当庭释放后，他马上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对着几十家媒体宣布这一消息，为自己再度创业制造声势，但绝口不提赔偿的事。

　　还是媒体主动发问，他才说“没有这个必要”，因为“赔偿的金额不大”。提到顾雏军“喊冤叫屈十来年”，他评价“得不偿失”，“如果他这十来年用来干事，可能有更大的成就”。

　　**对于以科学家为榜样的顾雏军来说，清白或者名誉是更重要的一件事。**他曾解释过为何自己一直在申诉，“一个人不被平反，这个有罪的人，出战商场，那就是一个鬼话，也许有的人水平比我高，他们能以戴罪之身，重战江湖。但是我认为，首先要平反，平反以后，那我该干什么，我自然会选择。”

　　即便最高法已宣布他部分无罪，他仍公开表示，“现在还有一条罪，我还会继续申诉，没有完全平反，什么都干不了，不可能重返商场或二次创业。”

　　就像他为自己想的墓志铭，“墓碑只要刻上顾氏热循环理论就知足了”——仍对当年学界与媒体对他的抨击耿耿于怀。

　　多年前，兰世立也为自己写过墓志铭，“庆幸这辈子没干过一件后悔的事”。这话他在这次被判无罪后又重复了一遍，他对媒体说，“到现在，我也不后悔”。

　　在狱中的那些年里，兰世立做得最多的就是写作。上午写自传《东星十八年》，下午写自己的监禁生涯。他说，“当时只是想告诉人们，兰世立是什么人，做了一些什么事，东星是什么企业，做了些什么事！”

　　他仍感恩自己入狱时王石的探望。那是2012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夏季峰会在武汉召开。

　　兰世立不止一次对媒体谈起，王石说自己是代表像陈东升、毛振华、郭广昌等一批企业家来看他的。

　　凤凰网在报道中引述王石的话，“我们代表这一批企业家来看你，我们从你的身上看到我们的命运。不管你怎么样我们都支持你。你放心，只要你出来，我们都会全心支持你，支持你东山再起。”

　　几年前，他也曾陪着王石一起去探望在同一所监狱服刑的牟其中。

　　顾雏军在监狱里唯一的喜好就是读书。他自称自己把监狱图书馆中最高深的数学书都读完了。他在狱中还发明了一种数独游戏“九联循环数独”，申请了国家专利。出狱后他将这本书出版。

　　多年的牢狱生活令他改变颇多。他曾向媒体提及，从不向任何人低头的他在监狱里学会了低头。每个月，他都要买 3 条烟，用来“供一些人享用”，“没一个月落下”。而在他经营企业时，他说当年连官员都不曾行贿。

　　“没有人敢跟生命赌博，你不这样做，你日子就不好过。”顾雏军说。

　　记者问他，你花了多久来说服自己？

　　“我开始坐牢的那一分钟。”顾雏军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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