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产力、个人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方法的介绍_风闻

如果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那么就应该有以下推论，越高的生产力会造就更适合其发展的生产关系。过去，中国的生产力明确低于美国。继续推理的结果是，中国以前的生产关系是没有美国先进的。但事实是，中国的公有制经济并未消失，没有反作用于生产力制约其发展，中国的生产力还在增长并越来越接近美国。

生产力提高无法解释为什么黑奴贸易长期存在，并促进了美国的发展。蒸汽机的发明代表生产力大幅提高，但依附于封建主的穷人仍旧依附于资本家。农民到工人的转变并未带来穷人社会地位的转变，工人甚至不掌握生产资料。穷人依旧不得不依附于富人，农民离开了田地不能活，工人离开了工厂也活不下去。

奴隶制为什么要与封建制冲突？资本家为什么要革地主的命？为什么生产力提高了后，大家都受益却要冲突（至少可以调和）？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冲突的不可调和？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为什么不能共存？显然不是生产力在驱动，因为当生产力提高后，无论是统治阶级内部，还是被统治阶级能获得的利益都应该增加了，生产力的提高只会消解统治阶级内部或者统治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冲突。

 

这里试图将生产力拆分成个人生产力、社会（整体）生产力，并通过社会组织方法将这两个生产力联系起来，从而回答上面的问题。

个人生产力，此生产力反映的是个人能力，包括先天身体能力也包括后天习得的知识、经验，后天获得的物质财富-生产、生活资料。

社会组织方法（社会科学技术），将人类个体组织为一个整体（社会）的方法、工具、技术。它包括 具体的组织安排、组织规范、组织制度及其它治理体系。例如，把部落争斗失败者、无法还贷者纳为所有物的奴隶制，给予奴隶人身自由和财产权的封建制，借助工具化的货币资本主导财富分配的资本主义制，郡县制、内阁制、议会制、联邦制。

社会组织方法还包括诸多抽象的意识形态发明，包括意识形态工具。意识形态发明是人创造出的一些抽象概念。比如，德、天命、神学、民主、人文主义、理性主义、法律精神、伦理道德等。意识形态工具主要用于强化意识形态发明，意识形态发明及其强化工具通过教化的作用强化或造成社会组织，通常说法为提供或提高凝聚力。典型的意识形态工具有，国旗、国歌、国徽、升旗仪式，祭祖，礼拜。媒体产品的大部分都有成为意识形态工具的可能，当一个媒体内容能被冠以主流的前缀时，这个内容多半有意识形态工具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考察欧洲社会时，虽然其社会主要偏好通过自然科学技术来提高生产力，但是其利用广告、公共奖项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做法颇为高效。电视节目本就来源于产品的电视广告，这些广告很大程度的塑造了大众的生活状态。公共奖项中财经、文学类的奖项操作成本低却能高效的制造和引导社会议题，低成本、隐蔽是其特点。

社会组织方法是由人思想的自然发展和意识形态发明共同塑造的。它原本是个人的想法，但却经过层层自然筛选传播变成了大众共同的想法。它最终达成了强化社会组织的作用并被具体的制度规范、其他意识形态及工具强化、筛选，形成正循环。（所以，一些真正生存下来的社会意识形态发明及其强化工具能量巨大，对大众思维的改造极为迅速，必须谨慎对待。）

最后用例子来说明社会组织方法：1、社会组织方法名称——中国君主制；2、具体的组织安排、组织规范、组织制度——官员的科层制度，科举制度等；3、意识形态（发明）——君权神授；4、意识形态工具——鱼腹丹书、篝火狐鸣、封禅大典、拜天祭祖等。

社会生产力 是 个人生产力 与 社会组织方法 的统一体。

之所以说 社会生产力 是 个人生产力 与 社会组织方法 组成的统一整体，在于社会组织方法是组织了生产力后才能发挥作用，更在于个人生产力有时也无法单独发挥作用。比如，一块两个人才能搬走的石头，只有两个人组织起来后才能发生体现生产力的“搬走”这一动作。

 

社会生产力提高可能有三个原因，一、自然科学技术发展与应用，如工业革命代表的一些列科技发明，农业的发明，火的使用；二、社会科学技术发展与应用，如语言文字，劳动分工，国家概念及其系统的发明，税制创造及改进，度量衡的统一，封建制的发明、财产权，法律，道德、伦理，宗教。三、自然环境变化有利于生产。

个人生产力不变时，社会组织方法能单独提高社会（整体）生产力。如上文 两个人抬石头 的例子。社会科学技术是人的组织方法，涌现式的提高社会（整体）生产力，不依赖于自然科学技术的进步（相对独立于自然科技进步）。与自然科学技术相同，社会组织方法也会对自身的发展起促进作用。

当一系列社会组织方法被发明、推广，经历了这一切（商鞅变法为代表）最广泛彻底的秦国，由此变得强盛，社会（整体）生产力上超过了当时的其他团体。秦版图不断扩展的同时，秦人也将这些社会科学技术推广到了整个中国。

因此在考察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时，会发现中国社会总是路径依赖的去完善、去变革社会组织方法（各种变法为代表），相对少的关注自然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力的提升。说的直白、具体些——在中国，将领更倾向于研究阵法提升军队的战斗力，而避免给每个普通士兵配发齐整的优质武器与全身甲胄来提升军队的战斗力。（当然这是一种武断的说法，消除了造反的可能性后，单兵的战斗力也有发展的可能）

也正是因此，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带有浓厚的集体属性——或称集体主义。即，强调社会（整体）生产力的强大来自于先进的社会组织方法。要求公平公正的意识形态被用于协调一个组织内部个人的关系，最终的目的在于维系组织的运行，减少内耗。

这里认为，任何塑造成社会的组织过程，都需要维持。这是由热力学第二定律决定的，即，任何组织方法都有 制度成本。（这个成本也许是非线性的，也许有“势垒”、“能垒”的存在，暂且不表）

相对于社会的公平公正的次要，对规则的执着则刻入骨髓。“无以规矩不成方圆”，“祖制不可违”。中国的意识形态更强调维持规则的良好运行，“治世”才是中国人心中理想的社会，西方的“天堂”则不同。在中国，统治者借助规则组织个体生产力使其集中并高效，完成的伟大事业又反过来强化这个规则（组织），形成正循环。

粗糙的总结一下：

在欧洲，鼠疫造成的人口减少形成对个人生产力提高的需求（瘟疫同时破坏了旧有的社会组织，通过社会组织方法提高社会生产力变困难），生产力提高更多的借助自然科学技术。个人生产力相对发展较快。个人能力摆脱一些制度束缚也得以发挥并导致个人能力与社会地位的重新匹配。形成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为主的社会意识形态，平等公正的需求只是基于人的生物学同一性的自发产物。（人是同一种生物，先天能力等内在因素是相似的，同一性源于基因的相似性。）

在中国，生产力提高更多的强调社会科学技术发展，形成了集体主义、注重规则为主的社会意识形态，平等公正是为了协调组织减少内耗的产物。

 

可以想象，通过其它一些社会组织方法替代资本原始积累是有可能的，比如中国在建国初期组织的一些水利设施的建设就没有依赖资本，工分实际代替了货币的部分职能，发动群众直接实现个人生产力的集中。又比如生产建设兵团的制度也代替了原始积累的金融资本实现了组织垦荒。

资本集团将其 意识形态 法律化、制度化的目的在于实现 个人只能高度依赖金融资本这个社会组织方法实现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依赖的唯一方法也是金融资本获得利润的途径。

这里认为“西方”资本害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更加深层的原因就是上面所述。在观察英国殖民者畏惧“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时，除了与之配套的 暴力不合作 以外，更在于甘地以某种方式实现了绕过 资本这个工具，达成了 个人生产力的自组织（集中）。

 

上面已经介绍，个人生产力通过社会组织方法组织后成为社会生产力。这时关注点来到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比（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社会生产力、个人生产力、社会组织方法）这两组概念的关系。

再结合生产关系的定义，如下：它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产品分配的形式。（这三个部分里，产品分配形式处于从属地位，它由前两个部分决定。暂时不将其作为考察对象。）

就很自然的发现，生产关系与（个人生产力，社会组织方法）存在联系。

这里认为，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度（所有制），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人际关系）是个人生产力对比，社会组织方法教化**，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个人生产力等同于个人能力，能力越大能够控制的生产资料越多，所有制反映的是每个人所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寡，进一步讲，所有制反映个人能力的大小、所有制是个人生产力在社会中平衡的结果。同样，人际关系也是个人生产力在社会中平衡的结果。

人际关系是个人生产力对比的结果，也是社会组织方法教化的结果，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这里强调是 对比，而不是生产力的绝对大小。不是说个人生产力发展了，人际关系就会改善并趋于平等。更高的个人生产力不一定会自发产生更好的、更公平的人际关系。更公平的人际关系与人人都过上美好生活是划等号的吗？什么是公平？我认为具体的情况还是要具体分析，比如理想的零和博弈中，博弈双方都没收获的结局就是双输的结果。

个人生产力的对比稳定后，它与社会组织方法共同作用，稳定的社会关系才能形成。不然天天都会发生 杀去东京，夺了鸟位 的戏码。

 

社会组织方法包括，意识形态、推广强化意识形态的工具、社会运行的具体规则制度。社会组织方法塑造了一个人关于社会生活的大部分观点与判断。为了说明社会组织方法怎样教化个人，影响人际关系，先考察意识形态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能力强者可能存在的 两种意识形态：

1、弱者的习性、种族导致其成为弱者，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人以群分，软弱会传染，强者应与弱者保持距离，凡是少的、夺其所有、凡是多的、给他更多，人分三六九等，高贵的人应该制定律法保持这种尊卑有别的秩序。

2、强者自强不息，没有天生的强者，强者应自觉承担重大的使命，应铲除强暴帮助弱者，通过自己的品行影响弱者，凝聚力量匡扶天下。

站在鄙视链的上游取笑下游，确实是一些人的快乐来源，当然也有一些人不以为意。所以，持第一种意识形态的人会发明出种姓制度，在制定规则时也自然能想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类的规则。所以，持第二种意识形态的人会认为 和而不同，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

虽然这样说理粗糙了些，但社会组织方法（意识形态、推广强化意识形态的工具、社会运行的具体规则制度）就是这样影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人际关系不简单的是个人生产力的对比结果。美国能送人上月球，但依旧有强烈的贫富割裂。美国黑人的地位虽然在提高但其速度远逊于美国财富的增长速度。社会生产力发展促进人际关系的发展的基本逻辑是，社会生产力越高，在人际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人才愿意为了获得更多产品而多一些的让渡利益。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被统治者能拥有的东西确实越来越多，社会关系也趋于缓和，但如果按比例来看被剥削的程度，也许剥削程度是在加深的。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放牧人最开始是养羊杀来吃肉，后来发现其实定期的薅羊毛获利更有效率，于是才放过羊的性命开始薅羊毛，羊的生活并不会因此而改变。

人际关系的发展与演变的前提是 新的社会组织方法被发明出来（不仅是新理念还包括新的具体的组织形式）。前提满足后，如果至少再满足以下任意的一个条件，人际关系就会开始改变：1、需要提高社会生产力（如，国家面对外敌入侵，军事压力长期存在）；2、新的人际关系为统治阶层带来更多的实际利益；3、被统治阶级有能力且有意愿改变人际关系；

 

最后分析意识形态对所有制的影响。“私有”，排他的控制。“私有”、“公有”共通之处是控制，不同之处在于 控制 的主客体范畴的大小，不同之处在于“排他”与“共享”。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显然不包括他国公民，国有资产也无法免费与他国共享。

所有制是一种社会组织方法，是因为所有制包含具体制度规则安排，也是因为这些具体的制度是人基于某些意识形态制定的。所有制控制客体范畴的大小是由控制主体“想控制多少”、“能控制多少”共同决定的。意识形态决定“想控制多少”，主体的生产力决定“能控制多少”，具体的制度安排是控制程序。在比较欧美国家内的银行所有制时，有些央行是“私有的”，有些央行是“公有的”，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 社会组织方法中的意识形态决定的。

个人生产力经过社会组织方法成为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力作用于所有制，或通过暴力或通过其它方式规定了生产资料的分配制度，战胜的一方是统治阶级，失败的一方不参加生产资料的分配，“枪杆子里出政权”。比如朝代更迭战争的目的是土地，土地是当时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比如贱籍不能拥有土地。社会组织方法为败者提供成为统治阶级的通道在于降低制度成本。大多时候生产资料所有制等同于产品分配形式（按资分配），统治阶级内部按劳分配可以看作将个人生产力作为生产要素后的按资分配。

过去讲，中国资产阶级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但是软弱性和妥协性却使其失败。这里却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原因只有一个：争取自主的资产阶级整体生产力不足。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的来源还是整体的生产力劣于对手。资本不足，技术不足，独立自主与外国资本集团利益的不可调和，封建团体虽然初级但依然庞大的生产力。从个体到整体生产力不足，无法通过组织方法提供更大的生产力或利润无法支撑组织成本。

一段被马克思引用过的话：“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

 

以上，尝试提出一个改进的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分析框架。

这里尝试使用上面的思路分析周朝末期到汉代初期秦国的生产力，社会组织方法的演变。

北温带草原温度周期变化，随着气温周期性降低，家畜的草料减少，诸游牧民族因生存压力南迁，更多的劫掠南方农耕文明。

最初的秦国首当其冲的面对这种生存压力，发展国力（社会生产力）支撑军事力量成为首要任务。自然科学技术也应压而发展起来，但受自然禀赋限制大，因此发展相对缓慢。社会组织方法也应压发展，受限少，因此开始长足发展。能够发展社会（整体）生产力的方法全都被用了起来。团结，荣辱与共，为集体利益放弃部分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精神被提倡。法律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高效的社会组织法，因此法律变的事无巨细，集体主义也成为所有法律要贯彻的精神。所有社会事务统一由单一行政系统管理产生的生产力更高，那就限制或者消灭旧贵族的权利。规模效应初步被理解，工程规模越来越大。秦从建国直到成为帝国，实施国家工程已成习惯，举国体制传承自此。

统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是有传承的，当完成国土兼并，接着就是制度的统一。度量衡的统一、货币的统一、文字的统一、公共设施建设与使用规范的统一。

高度的统一相当于初步的国有制。国家行政系统直接参与生产运作，对剩余价值全面彻底的分配。最原始的国家资本形成。奴隶获得一定人身自由提高生产意愿，拥有一定的财产权后就能形成消费市场。（财产权为农具等产品的买卖奠定市场基础）

 

秦灭国的原因：

文字的统一打破了文人的垄断（文字代表技术、知识、经验的垄断），有时候将信息进行翻译就能带来可观的利润。文字的统一降低学习、推广的门槛，也间接打破垄断。

直道打破了信息沟通的垄断，打破了商路的垄断，即打破了商人的垄断。（古商道多艰险，才能形成商人赖以生存的行商门槛，但是秦直道因为军事需要打破了这些门槛）

新的中央行政系统和配套的税赋体制，对暴力机关的垄断剥夺了旧贵族获得垄断利润的权利，把一些旧贵族无限的权利转变成有限权利。

总之，所有社会组织方法都有代价——制度成本。秦国统一后虽然将剩余价值更有效的集中起来，但是分配出了问题，军事需求少了，剩余价值就往骄奢淫逸的方向去，各种力量不是一致对外而是互相抵消，敌对势力也会吸收借鉴秦的社会组织方法。真正用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剩余价值相对变少，制度成本却在不断增加，组织（国家）就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