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新： 杭州忆，最忆是“知味”_风闻

                                                           杭州忆，最忆是“知味”

金新

       白乐天有语：“江南忆，最忆是杭州。”而对于我来说：“杭州忆，最忆是‘知味’。”所谓“知味”者，“知味观”也。

       这并不因为“知味观”是一个名闻遐迩的百年老店；也并不因为当年的创办人留有“欲知我味，观料便知”诸字及其有口皆碑之“知味停车，闻香下马”，具深厚的诚信文化底蕴。人生在世，本自非常，渡过生命之河时，一定会于记忆的深处镌有一些挥之不去的往事。

      父亲是东阳人，按地域饮食习俗应该爱吃米粉干、六谷饼、冻米糖、麦芽糖、霉干菜……然而他偏对八竿子打不着的“知味观”的小笼包子情有独钟。

      记得1981年暮秋，与父亲患难与共的母亲突发心脏病，住进了浙江省中医院内科病房，我妻子刚好是这所医院骨科病房的医务人员，“近水楼台先得月”，一切有她安排照顾，但父亲依旧放心不下，一定要去探望。父亲时年七十又五，花白的头发略显稀疏，根根冲冠，虽经岁月磨难，仍精神矍铄，只是偶尔从眼神里能看见飘忽而过的投闲置散后“旧时茅店社林，路转溪桥忽见”的心灵世界。

      我与妻子护送探视完母亲的父亲从邮电路旁的医院出来，去搭乘7路公交车，途经湖滨仁和路上的“知味观”，父亲突然提议要到那里请我俩客，结果是他滴水未沾，看着我们吃完了三客小笼包子、两碗猫耳朵。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个吝啬的人，三年困难时期，延安路上一边开着海丰西餐馆，一边开着素春斋、杭州酒家、新会酒家、宁波汤团店，有时跟着父亲路过那里，他往往步履匆匆，压根儿没有想到要他正在长身体的这个小儿子买点什么吃的。

       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里有一个非常精彩的细节——许三观“巧妇‘可’为无米之炊”，为饿得躺在床上发慌的家人进行精神会餐：“我现在做口头上的厨师，你们想吃什么就告诉我。”结果他“按需‘分配’”，为大老、二老、三老各“做”了一份红烧肉，为妻子“做”了一道清炖鲫鱼，给自己“做”了一只葱爆猪肝，他绘声绘色地描摹了每一道菜的制作过程，这些菜虽然都只是极普通的家常菜，却引出了一片响亮的吞口水的声音。父亲像极了这场虚拟“盛宴”中的那个开“空头支票”的许三观。

      我与余华笔下的许三观的三个孩子，当年应该是“生活”在同一个“语境”，只是一个为文学虚构，一个为生活真实而已。我虽没有“听‘吃’”的奇遇，却常有“看‘吃’”的“精神会餐”。父亲是学法律的，由于天赋与勤学的缘故相当有造诣，颇得曾获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民国司法部长谢冠生与最高法院院长谢瀛洲的青睐，素有师生之谊，出于对蒋介石治下的中华民国丧失信心，父亲1948年于广州口岸与恩师谢瀛洲、学生金世鼎（东阳同乡，后为台湾立法委员）饯别“去国”，而又因“怀乡”，1951年听从邵力子的召唤从香港回归大陆，嗣后辗转来到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任参事。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奇怪的是，一批曾经目睹国民党司法“党化”嗣后起义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一有家庭纠葛，总是将我父亲邀去充当“法律顾问”，回报便是请一顿饭。在一个粮票、肉票、水产票、豆腐票一应齐全的日子里，即便是眼下的囊中羞涩至极者也难以想像到一顿饭意味着什么。

      最刻骨铭心的一次“看‘吃’”，是在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天的夜晚。父亲被一个经常来我家的叫杜伟（好像是原国民党一个什么军的投诚军长）的老头叫到位于延安路上的新会酒家的楼上吃饭，母亲因故到余杭的石蜡（音）农场劳动锻炼，我只能站在昏黄的路灯下等着父亲一起回家，透过二楼的透明玻璃窗，看着里面的一切，幼小的我等累了，等饿了，蹒跚着横穿马路，到海丰西餐馆门口，脸蛋贴着蛋糕陈列窗那冰冷的透明玻璃，瞧着每只10元至20元不等的各式拼花蛋糕。那次不知是怎么回家的，大约是坐在酒家门口的台阶上睡着了被父亲背回家的，大约是半瞌睡状态下胡里糊涂跟在父亲身后跌跌冲冲回家的。

      不过，父亲也有网开一面的时候。他有一只上下班拎的本白色的破帆布包公文包，塞着各种文史资料的空隙间有一个旧的铝质饭盒：有时里面会有几个从西湖边的圣塘路省府食堂里买来的刀切馒头，切成片在铁锅里烤干了给我吃，咬起来脆得咯崩咯崩的，有股奇特的香味；有时甚至还会有几个不晓得哪里弄来的小肉包子。而为此烟瘾非常大的父亲就是1毛4分一包的勇士牌香烟也舍不得抽。真可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知道那铝质饭盒内偶尔有的小肉包子来自仁和路上的百年名店知味观，那是后来的事了。

​      我从小体弱多病，患过心脏病、肾炎。一次，母亲从农场请假回来为我治病，从省中医院出来，带我到知味观，给我买了一份小笼包子，还给加了一碗蛋丝汤。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吃一客完整的热气腾腾的知味观小笼包子，薄薄的似乎晶莹剔透的皮，里面隐隐约约可见鲜嫩的肉馅，一咬，一股鲜美的肉汤被吸吮到唇齿间，心里充满了一种无以名状食欲。

      印象中吃知味观的小笼包子是要站在食客后面排队的，有时一个客人的座位后面有几个人在等待。印象中父亲后来亦直接带我到知味观吃小笼包子，但大多是一笼包子与哥哥和姐姐分享着吃。直到“古稀之年”，我的脑海里居然还时常会有两个幼稚的念头在徘徊：希望太阳快点消失——那是在插队务农“双抢”面朝水田背朝烈日时留下的记忆；希望饭局慢点结束——那是在物质贫乏年代排队享受难得的美味时留下的记忆。

      父亲乘鹤西去三十多年了，从他仙逝的那刻起，就留下了一个可能永远无法解开的迷：他作为特级统战对象，待遇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再说我们也都已工作了，他只需供养因抚养儿女毕生未参加工作的母亲，完全有能力请他的小儿子与小儿媳妇吃一顿山珍海味，他为什么会带我们去吃当时只有4毛4分钱一客的知味观小笼包子？

      现在猜想起来，在父亲的潜意识里，对知味观小笼包子大概有一种“感恩”情结。

      我是一个写杂文的，血管里“流淌”着公正、公平与正义：一看见房价飞涨，就会想到“居者有其屋”；一看到学费离谱，就会想到“有教无类”；一看见应试的泛滥，就会想到“教育是一门慢的艺术”……这是已故父亲留给我的唯一基因“遗产”。以此推断，抑或父亲的灵魂深处对知味观的小笼包子留有一份“大庇天下寒士”的敬意？要知道，那个年代，知味观物美价廉的小笼包子是普罗大众唯一能够消费得起的的高档名点，也是父亲那时唯一能够承受得了的“舔犊之情”。

      史载：“五代梁龙德二年（公元922年），置钱江县，与钱塘县同城设置，因县境临钱塘江而名。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改钱江县为仁和县，系取‘仁爱和平’之意。”明郭子章《郡县释名》引宋赵葵《行营杂录》云：“初陈桥兵变，太祖从仁和门入。高宗南渡幸杭，见邑名仁和，甚喜曰：‘此故都城门也！’遂决迁都之意。”

     1913年，一个多世纪前，孙翼齐与他的合伙人义阿二出资将知味观开设在湖滨仁和路，我不知道是否出于偶然，我也不知道仁和路之所以名为仁和路与史书上的“仁和”有何瓜葛。但有一点可以断定：知味观深得“仁和”之精髓——纵然知味观的小笼包子调价至10元，其仍然是最低工资收入者可望而可即，有能力品味的百年名点。

      时过境迁，我们的生活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百年名店知味观的连锁店也在杭城遍地开花，寒舍附近就有一家，可如今吃遍了山珍海味的我有时宁愿舍近求远花几十元钱打的费去湖滨仁和路的本店坐一坐，点一客小笼包子，要一杯啤酒，细嚼慢饮之余，竭力想象着第一次来知味观的情景，希冀在当下不免浮躁的商业竞争“喧哗”声里，“品尝”那大慈大悲的人文情怀，同时也寄托自己对先父的无尽思念。

      没有“仁爱”，哪来“和平”或曰“和谐”？“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试看今日，高档饭店进军杭城犹如过江之鲫，“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而忧思“仁和”境界者，“多乎哉，不多也”。

       “ 杭州忆，最忆是‘知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