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行福 | 我们是否可以拥有“懒惰权”？—— “躺平”现象的症候分析_风闻

编者按

近日，经过为期两周的线上投票，2022年牛津年度词（Oxford Word of the Year）——哥布林模式（Goblin Mode）出炉。哥布林（Goblin），是西方神话故事里的生物，是一种传说中的类人生物，一般都有长长的尖耳、暗绿色皮肤，生活在黑暗深处的地下世界。根据牛津词典定义，“哥布林模式”是俚语用法，指“一种毫无愧疚地自我放纵、懒惰、邋遢或贪吃的行为方式，通常表现为对社会规范或期望的抵制”。有舆论指出，在疫情肆虐全球的第三年和世界各地持续的动荡和衰退中，“人们正在拥抱他们内心的哥布林”，转译到中国语境中，“哥布林模式”就是“摆烂”和“躺平”。

实际上，2021年，继“佛系”“内卷”之后,“躺平”就成为网络年度热词，并入选《咬文嚼字》公布的“2021年度十大流行语”榜单。“躺平”现象引发更广泛社会群体的讨论和回应。“躺平”不妨看作是一种以自嘲来抵御生活压力和调试心态的方式，但是作为症候的“躺平”所折射的阶层固化、社会流动不畅等问题则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需要全社会形成合力，拿出对策。本公众号特推出本组文章，供读者思考。

我们是否可以拥有“懒惰权”？

—— “躺平”现象的症候分析

汪行福|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12期

原题《合成症候躺平现象分析》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躺平如石投湖，一时引起巨大反响，是各种声音的辐辏。在几十年高速发展之后，改革红利正在稀释，年轻人求职越来越难，职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生活和工作节奏越来越快，利益分化越来越严重，少数弱势人群生活越来越艰难。在这些情况下，一些人觉得，与其抱怨命运不如改变自己，于是调低自己的欲望，选择消极退让的生活态度。还有一些人虽未受上述威胁，但对工业化社会的过度生产、市场经济催生的过度消费以及全球化时代的过度竞争日益不安，因而也同情和支持躺平。总之，不同的人在躺平问题上有不同的心理投射，赋予躺平不同的意义。因此，笔者把它看作一种合成症候。

一、

首先，在最直接的意义上，躺平意味着闲暇和自由时间，而这是人类生活的基本需求。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人被定义为使用工具的动物，劳动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活动，它既是对劳动对象的改造，也是对人自身的改造。就此而言，劳动是人类文明的基础，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然而，现实中劳动并非都是积极的。马克思就曾批评黑格尔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方面。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认为，即使是非强制条件下，劳动的意义也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为闲暇和自由时间创造条件。马克思在论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的著名段落中指出：“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也即真正的自由不是人类理性地认知和改造自然的劳动和生产活动，而是在自由时间中全面发展人的自由个性和能力的活动。在此意义上，自由时间（闲暇）相对于劳动来说具有规范上的优先性。

从这一角度看，作为人类的基本需求，躺平可以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加以阐释。从消极方面说，躺平表达了对闲暇和自由时间的渴望。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懒惰权》，颠覆了劳动光荣、懒惰可耻的正统信条，旗帜鲜明地主张“懒惰权”。拉法格敏锐地注意到，在资本主义社会，贫困和劳动之间存在着恶性循环，工人越贫穷就越劳动，而越劳动就越是受贫困折磨。与马尔库塞反对多余压抑相似，拉法格反对出于特殊阶段利益强加给工人的多余劳动。在他看来，一个社会如果合理地加以组织，每天劳动时间可缩至三个小时，到那时，劳动成为闲暇的调剂。从技术和生产能力的发展来说，这样的理想是可以实现的，关键是我们要改变对闲暇的态度并公平地分配享受闲暇的权利。

从积极方面说，躺平可以理解为超越了物质需求和功利束缚的自由自愿的活动。贝恩德·布伦纳在《躺平的艺术》中诗意地说：人生于躺平，死于躺平。在他看来，躺平是一件随性自然的事情，我们释放压力，放松自己，从日常繁忙和牵挂中抽离出来。在此意义上，躺平象征着一个出离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人们可以从事各种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如思考、艺术创作和游戏。实际上，在人类文化史中，劳动人和游戏人是两种相互竞争的人类形象。相对于感性的、物质的劳动，席勒高度赞美游戏。在他看来，劳动的成果维持着人的生存，但只有游戏才能使人性得以完满，“说到底，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荷兰文化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在《游戏的人》一书中指出，游戏是在特定时空范围内进行的一种自愿活动或消遣活动，它以自身为目的，伴有紧张感、喜悦感，并与日常生活相区别。他强调，游戏是人类共有的，是一切文化形式的基本因素。“最初阶段的文明是玩出来的；文明并非像婴儿自己脱离子宫那样产自游戏，而是在游戏中产生并成为游戏，并且与游戏永不分离。”当然，游戏不等于躺平，游戏有时也是紧张的，但它们都是以闲暇为前提，都要求以自身为目的并摆脱外在功利的束缚。在某种意义上不妨说：游戏是最高意义上的躺平，而躺平是最低意义上的游戏。只有当人类有了躺平的条件，才有时间放松、游戏、交往，才有时间发展艺术和文化，并在此过程中增进人与人的团结。就此而言，躺平是任何合理社会的必要因素。在西方文化中，上帝赐福于人类的方式之一就是让人工作六天后有一天休息。《诗经》也说：“民亦劳止，汔可小息。”在中外文化中，躺平和休息都被承认为人类生活的合理需求。

二、

其次，躺平主义部分地表达了人们对工业化社会的生产主义、消费主义的不满，表达了调整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身关系的积极愿望。在躺平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部分人之所以同情和支持躺平族，不是缘于与“996”族或“三和大神”处境相同而感同身受，而是以躺平来象征诗与远方。

二战后，西方各种激进思潮的一个共同点是反对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存在主义对大众社会异化的批判、马尔库塞对单面人的批判、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批判、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批判，无不蕴含着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思想冲动。英格尔哈特注意到，西方社会的公众价值观在20世纪下半叶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转型。“物质主义类型（materialist）价值观有一种强烈的维持秩序和经济所得的倾向。后物质主义类型（post-materialist）价值观则强调个人的自我表达，以实现一个轻等级、重参与的社会。”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革命是持久和广泛的，它不仅指向对规训社会的批判，也指向对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功绩社会的批判。

福柯把现代社会视为规训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典型的权力形式不是统治者的任性或国家暴力，而是工厂、学校、监狱、医院、军营等规训机构及其规训技术。在规训社会中，人的欲求和生命受到全面控制，主体失去了意识和行为的自发性，人失去了与周边环境的熟悉关系，社会成员之间失去了主体间沟通的桥梁。1960年代之前，现代性批判针对的正是这样的社会。今天，西方正从规训社会向自我控制的功绩社会转变。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指出，规训社会以权力对人的外在监视和控制为特征，功绩社会以人的自我强制为特征，前者是外在地鞭策，后者是内在地激励。表面上看，在功绩社会中，个人对生命和时间有更多的自主权，但是，在高度竞争的社会结构和功绩主义的意识形态支配下，每个人为了维持已有的社会地位和消费水平，不得不自我监督、自我驱使、自我加码，最后掏空自己，陷入厌倦和躺平。可以看出，韩柄哲的倦怠社会论，其诊断和把握到的正是当今许多中产阶层和都市群体的躺平心理。

躺平者并非都想身体上躺平，在社会批判理论视角下，躺平更多的是一种对现代性和现代化进行抵制和反抗的象征符号。与现代性崇尚的更快、更高、更强不同，今天许多人偏爱“慢生活”、自己动手、与自然亲近等。在一些人看来，慢是很重要的价值。卢茨·科普尼克在《慢下来：走向当代美学》中指出，作为一种对运动和时间流逝模式的独特反思，慢速美学有权坚持自己的要求。当下，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物质生活仍是重要任务。但是，规训社会、消费社会、倦怠社会和加速社会等带来的社会问题已进入我们的生活，它们所引发的对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反思影响着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城市中产阶层。这是躺平话题引起众多共鸣的背景和原因。

三、

最后，躺平反映了当前社会亟待解决的一些突出问题。前文谈论的更多是信念价值型躺平。然而，“三和大神”式的打工人以及饱受内卷煎熬的学生、职员、家长等群体的处境和困难，才是躺平问题受到关注的更切近原因。对这些人而言，躺平不是诗与远方，而是生活的无助和倦怠，这些被生存需要或内卷困扰者，我们不妨称之为生活挣扎型躺平者。信念价值型躺平者与生活挣扎型躺平者，都通过躺平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但前者不满的是世界没有体现其期待的价值，后者不满的是自己在现有价值体系和社会安排中受挫。大致来说，前者的躺平是主动的，后者的躺平是被动的。

为什么被动躺平者要自我标榜“躺平”？众所周知，在古今中外的主流文化中，躺平者的形象总体上是负面的。如何理解躺平者对躺平的主动认同与社会对其负面评价之间的诡谲关系？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对征兆人的讨论可以给我们以启发。按照拉康—齐泽克的逻辑，躺平对躺平族来说是其自我同一性——他是自主行动的主体——这一人性外观的必要征兆。被动躺平者对躺平能指的依恋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只有那些在生活中无法自如地躺平的人，才会特意强调是自己选择了躺平。“我选择躺平”表明，即使无足轻重，我还是一个人，一个意识主体。正如齐泽克所说：“征兆，作为征兆合成人的征兆，从字面上看，是我们惟一的实体，是对我们存在的惟一的实证支撑，是赋予主体以一致性的惟一之处。”躺平之于躺平者正是这样的征兆，借助躺平，躺平者既向他人也向自己表明：无论人生成功与否，我仍然拥有躺平这一剩余快感。基于对征兆的这一理解，齐泽克认为，对待征兆人，不能剥夺其征兆，或给他们指派一个崇高的符号象征物。躺平者对待征兆的正确方式应该是：认同征兆，避免陷入绝望和完全的自我否定。应该承认，被动躺平无论表现形式如何，都不是个人选择的，而是由客观环境造成的。所谓“选择”无非是他们维持自尊的唯一方式。在此情况下，与其去指责躺平者的错误认同，不如关注躺平产生的原因。只有当产生躺平的客观环境消失后，躺平者的自我幻像才会随之消失。

总而言之，躺平是复杂的意义场，其中包含着不同的诉求和含义。对某些人来说，躺平是诗与远方，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躺平不过是受挫后的自我解嘲。鉴于躺平族或躺平学含义的多样性，我们应该对它们区别对待。作为人类的基本需求，休闲和游戏意义上的躺平具有永恒的意义，并且是社会发展的衡量标准，躺平问题的讨论有助于我们深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作为对生产主义、消费主义、加速社会、功绩社会的抵制而言，躺平部分地表达了人们对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反思和批判。对那些深受内卷之苦的被动躺平者，我们不仅应该予以同情理解，而且要通过社会的发展和完善，消除这种躺平产生的根源。如果以这种方式积极地对待躺平现象，躺平问题就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对它的讨论可以推动我们思考什么是合理生活，对我们的社会经济结构、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进行反思。直面躺平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有助于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