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伯清 |“厌腻了竞争，放弃了追求”——我们如何避免“哥布林化”_风闻

编者按

近日，经过为期两周的线上投票，2022年牛津年度词（Oxford Word of the Year）——哥布林模式（Goblin Mode）出炉。哥布林（Goblin），是西方神话故事里的生物，是一种传说中的类人生物，一般都有长长的尖耳、暗绿色皮肤，生活在黑暗深处的地下世界。根据牛津词典定义，“哥布林模式”是俚语用法，指“一种毫无愧疚地自我放纵、懒惰、邋遢或贪吃的行为方式，通常表现为对社会规范或期望的抵制”。有舆论指出，在疫情肆虐全球的第三年和世界各地持续的动荡和衰退中，“人们正在拥抱他们内心的哥布林”，转译到中国语境中，“哥布林模式”就是“摆烂”和“躺平”。

实际上，2021年，继“佛系”“内卷”之后,“躺平”就成为了网络年度热词，并入选《咬文嚼字》公布的“2021年度十大流行语”榜单。“躺平”现象引发更广泛社会群体的讨论和回应。“躺平”不妨看作是一种以自嘲来抵御生活压力和调试心态的方式，但是作为症候的“躺平”所折射的阶层固化、社会流动不畅等问题则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需要全社会形成合力，拿出对策。本公众号特推出本组文章，供读者思考。

“厌腻了竞争，放弃了追求”

——我们如何避免“哥布林化”

成伯清｜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

本文刊载于《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12期

原题《前行即正义 ：对于“躺平”的反思》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网文《躺平即是正义》让“躺平”成为喧腾众口的热词。发帖者认为生育、财富、物欲之类都是社会在制造一种思维强加给青年人，想要真实地存在的人，应该高举人的主体性，进而提倡“躺平”，声称“只有躺平，人才是万物的尺度”。“躺平”的流行，加之此前“内卷”引起的热议，使得青年的生存状况和心态问题，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对于“躺平主义”或“躺平哲学”，共鸣者有之，同情者有之，怒斥者有之，规劝者有之，嘲弄者有之，自嘲者亦有之。学界也是反响巨大，反应迅速，纷纷举办专题研讨或推出专题论文，深入挖掘“躺平”思潮兴起的时代背景、形成机制及其社会后果。

躺平 ：全球化的现代性体验

“躺平帖”热议过后，网络上对于“躺平”的关注度有所减退，相关问题似乎逐渐淡出了视野，但问题本身值得深究。“躺平”既包括现实中的行为，也可指网络上的言论，它们之间经常并不一致。尽管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它们之间的连续性，尤其是传播技术的发展所导致的“共享性现实”，往往让极端化的表达仿佛变成了真正的现实。其实，“躺平”作为一种心态的表征，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突然出现的。就拿“躺平”本身来说，也有自己的前世今生：百度贴吧在多年前就有“躺平吧”，饭圈有“躺平任嘲”之说，知乎上曾出现《躺平学发展现状简论》，豆瓣上有“躺平小组”……若就与“躺平”具有相似性的表述而言，多年来也是不绝如缕，从“神马都是浮云”到“小确丧”，从“屌丝”到“佛系”，从“废柴”到“摸鱼”，从“社畜”到“社恐”，不一而足。所以，拉长视野来看，这个问题已经若隐若现地存在不少时间了。从改革开放初期奔跑“在希望的田野上”，到眼下似乎陷落在无可逃避的平台上，其间确有不同了。

如果放宽视野来看，这种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并不罕见。在美国，出现了归巢族一代（boomerang kids generation），原先在大学毕业之后大都追求独立生活的美国青年，越来越多地选择回到父母身边共同生活，颇有“啃老”的意味。甚至，有女学者研究发现，如今似乎男人都躺平了，而女性在挣钱、学习、工作、持家等方面都比男人表现得更为优异，且女性正在成为劳动力的多数，于是疾呼“男人的终结”。在英国，则有尼特族（NEET，not currently engaged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这群人不升学、不就业、不进修，终日无所事事。在日本，“低欲望社会”的说法也不胫而走，御宅族（沉迷于游戏、动漫、网络聊天，除非不得已，不愿走出家门，拒绝社会交往）人数也不断飙升。

总之，此类现象可谓一种全球化的现代性体验：厌腻了竞争，放弃了追求。这种情绪或人生态度的散布是不均衡的，通常处在结构性不利地位的人更容易在遭受挫折或倍感疲惫之后，有意或无意地选择自我边缘化。当然，也存在着将这种选择诗意化或形而上学化的倾向，即认为这是一种反抗的姿态，一种权利，甚至是一种人生的艺术。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躺平者，看似信奉反消费主义或不消费主义，其实只是追求以较小的成本来满足消费主义的渴望而已。如果掐掉了网线，不知还有多少躺平主义者可以躺得住。只是因为可以躺着刷屏，无形中增添了不少无法摆脱网瘾的躺平者。

然而，在“躺平即正义”的表达中，相关讨论往往只看到了“躺平”，而对于另外一个核心概念“正义”，则不约而同地予以回避。《南方日报》的《“躺平”可耻，哪来的正义感？》一文或许有所涉及，不过，文中谈到正义也仅此一句：“在压力面前选择‘躺平’不仅不正义，还是可耻的，这样的‘毒鸡汤’没有任何价值。相信大多数年轻人还是能对此保持清醒认识，一哂之后仍然砥砺前行、勇于逐梦。”这段颇为励志的话，只是论定躺平“不正义”，而对于何谓正义，作者“一哂之后”未作阐述。

躺平：意义缺失的状态

何为正义？这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议题。1970年代，罗尔斯的《正义论》风靡一时，正是因为当时的社会不平等情势已然非常严重。罗尔斯的著述引发了众多讨论和争论，至今余波尚在。以往有关正义的讨论，大多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试图找到抽象的绝对正义或正确的制度结构；当前有关正义的讨论，更多措意于各种明显的不正义（injustice）。事实上，马克思关于正义理论的重要贡献，就是指出并不存在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永恒正义或权利。“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从某种角度来说，躺平即不劳动，就是一种不正义。因鲜有真正躺平不干的人，如果躺平者降低欲望，安于少劳少得，则也不可斥之为不正义。但宣称“躺平即正义”，显然是试图先声夺人，想要诉诸道德情感来为自身的选择张目，为自己的退却和沮丧寻找意义。终极而言，“躺平”的根本缘由，还是“对生活充满无意义和无价值的失落感”（网民语）。“躺平即正义”之所以哄传一时，恰恰是以一种赋予意义的方式承认了一种意义缺失的状态，并暗示了对于意义的渴望和意义产生的可能。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出活力和秩序有机统一。”为此，要“使每个社会细胞都健康活跃” ，“要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躺平的人太多了，这样的社会显然不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当然，考虑到我们目前的发展阶段和社会保障体系，真正有条件“躺平”不干的人，不会太多，我们也就不必过于杞人忧天。但如果认为只要一躺下，人就成为万物的尺度，这种看法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恐怕是太简单了，而且，这也是一种自我降维的行为。不过，社会的发展，应该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则是毫无疑问的。

赋予奋斗的个体以价值和意义

意义缺乏的核心来源，应该就在生产领域。恩格斯曾经指出，应该形成“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样的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中所应承担的部分推给别人；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全部能力即体能和智能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马克思将真正的符合人的本质的劳动，视为“自由的生命表现”，认为它是“生活的乐趣”。

虽然在目前的社会阶段，劳动还是“必要劳动”，是谋生手段，但我们必须朝着恩格斯上述的“生产组织”的方向努力。我们应该多在生产组织上关注青年的状态。廉思通过调查发现，在移动互联时代，青年个体或主动或被迫卷入加速的时间之中，呈现出“节奏快”“并行多”“协同杂”“全天候”的工作特征，具体表现为“倒逼的时间—被加速的人”“侵入的时间—被掏空的人”“断裂的时间—被丢弃的人”三种青年劳动形态。廉思指出，“我们有必要重申青年时光的属人立场，重新认识青年内涵的重要意义，促进青年工作视域的转换，构建青年劳动权益的保障机制，提升国家治理体系面向未来的能力”。

除了生产组织的正义，还有分配领域的正义。分配正义是强调平等和公平的当代社会的核心要义。此前，中国社会致力于改革缺乏效率的体制，目前则将分配正义的问题提上了日程。正在分阶段推进的共同富裕，既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也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富裕。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显然，这些都是促进社会主义分配正义的举措。

当然，社会生活也是重要的意义来源，所以还有社会参与的正义。最一般而言，正义就是同等参与（parity of participation）。应该创造条件和作出安排，让所有人作为平等伙伴参与社会生活。就此而言，消除不义，就是撤除影响一些人同等参与的制度性障碍。影响参与的因素，可能是不具备足够的资源，也可能是不平等的地位。因资源不足而不能参与，可以通过促进共同富裕的相关举措予以改变；因地位不平等而妨碍参与，可以通过不断推进和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来予以矫正。不同于生产组织和分配领域主要依靠制度和政策来调节，社会参与是通过对话来进行，包括不同世代之间的对话以及不同阶层之间的对话。当然，如今我们还面临全球范围内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真正的对话，是基于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对话可以催生道义共识，可以促进团结。简言之，社会参与是塑造共同体的关键机制。

一个迈向公平正义的社会，虽然难以一蹴而就，但可凭借调节性理想（regulatory ideal）赋予奋斗的个体以价值和意义。在这种理想的引领下，前行即正义，而躺平则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