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国际组织的25年 | 一波三折的竞聘_风闻

作者：唐虔 1950年生于北京，在清华园长大；1968年从清华附中到晋西北农村插队；1973年进入山西大学学习；1978年考取研究生和国家公费留学资格，次年赴加拿大温莎大学留学，获得运动生理学硕士和生物学博士学位。

1985年进入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先后任二秘、一秘，从事中加高等教育交流和留学生管理工作。

1989年回国，任国家教育委员会（后改称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司综合处处长，1992年调任陕西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1985年，作者成为外交官。

我到教科文组织任职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20世纪80年代，我在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做外交官时，就知道教科文组织是一个负责教育领域工作的联合国机构。那时觉得作为联合国官员，推动全球教育合作与交流一定是非常有意义的集教育和外交为一体的工作，也就有了之后找机会去教科文组织工作的隐约想法。

1989年底，我任满从加拿大回国，到国家教育委员会等待分配工作。人事司本希望我继续做外事工作，说了几个涉外单位让我考虑。其中的一个叫“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简称全委会），这是国家教育委员会下属的一个司局级单位，统筹协调中国各有关部门参与教科文组织的活动。

我拜访了当时全委会的秘书长曹元聚，他告诉我，参与教科文组织的活动对中国教育、科学与文化的发展十分有益，国家对此也很重视。但是我们国家在这个组织内的人员非常少，目前在那里工作的有两类人，一类是从事中文的翻译与打字，有十几个人。另一类是在业务部门的官员，当时只有寥寥几人。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我们最希望有人加入的教育部门则没有一个中国籍的官员，这很不利于推动我国与教科文组织的合作和在教科文组织中发挥影响力。

曹秘书长认为我的条件十分难得——有博士学位，英语好，还有外交官经历。不过他认为，如果我想进入教科文组织的教育部门，尚缺乏在教育业务领域的业务与管理工作经验。如果能够补上这块短板，那么我就有很强的竞争力。他建议我去教委的一个业务司局工作，取得经验和资历，补上短板。

我那时刚刚回国，与这位秘书长并不熟悉。但是他深感中国在教科文组织“朝中无人”的掣肘，眼前忽然冒出我这样一个有潜力的“苗子”，他当然不会“放过”。后来他在我竞争职位的事情上也确实出了大力。不过他也告诉我，教科文组织的官员是从所有会员国中公开招聘的，对专业经验与语言能力的要求非常高，竞争激烈，这也是多年来中国人很难进去的原因，因此要有做长期努力的准备。我觉得曹秘书长的分析十分在理，后来也一直很感激他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建议。我自己需要做的是积极创造条件，查漏补缺。

我还蛮有运气的，国家教育委员会职业技术教育司的杨金土司长在我回国前曾去加拿大访问，当时我在渥太华接待他，而且我们谈得很投契，他还曾动员我回国后去他的司里工作。我找到杨司长，他那里正好有一个综合处处长的位置空缺，主管政策协调和外事。杨司长是个极果断的人，我上午找了他，他下午就去人事司要人了。

1990年春，我正式到职教司任综合处处长。我在那里工作了近三年，前两年是综合处处长，参与了那一时期国家职业技术教育宏观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对中国职业教育体系的全局、现状与改革有了很深刻的了解与切身的体会。其实教育管理不是一门“硬科学”，只要有机会参与并且认真学习，就可以成为“专家”。后来我又兼任职教司的办公室主任，负责协调司内各项工作。这两个岗位使我有机会熟悉部委的运作机制，培养了总揽全局和综合协调的能力。

国际职业教育界各国之间的交流活动一直很活跃，但是此前中国参与的不多，原因是那时中国从事职业教育的人懂外语的很少。当时，在国家教委能够用英语直接交流的职业教育方面的官员只有我一人，所以那几年我有机会多次代表中国出席国际会议，并且在会上积极发言。通过参与这些活动，我感到，我们国家在国际教育界的声量不大，我们的许多成就与经验不为外人所知。而教科文组织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既可以学习别国经验，也可以介绍我国的成就。通过参与这些活动，我结交了不少各国的职教官员和专家，我在这些活动中的积极表现，为我在国际职教界打出了知名度，也引起了教科文组织官员的注意。

在1991年下半年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办事处负责职业教育的一位巴基斯坦籍官员建议我争取加入教科文组织。他在此前的几次国际会议上看到我的表现，认为我很有条件竞争职位。那次活动结束回国后，我就此事写了一份报告给国家教委领导，希望国家支持我参与竞争教科文组织的职位。主管外事的滕藤副主任找我谈了一次话，说我的条件的确很难得，而且他也确实一直在为教科文组织教育部门内没有中国籍的官员而伤脑筋。不过他也说，这种事要看机会。

不久之后，国家教委挑选了被认为具有竞争力的包括我在内的五个人，其中有大学校长、研究所的副所长、研究中心的副主任等，我们的材料被送到巴黎的教科文组织总部，请他们考虑录用。

后来我才知道，时任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马约尔为一起人事案请求中国协助，滕副主任借此机会提出给中国两个教育方面的专业职位。马约尔同意了，但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要有适当空缺；二是中国推举的人选要经过面试，必须符合教科文组织的录用标准。

1991年底，马约尔总干事派了他的办公厅主任来华，在国家教委面试中方推荐的人选，我们五个人依次与他面谈。这位办公厅主任并没有问很多与教育有关的专业问题，只是闲聊以前的经历、目前从事的工作以及以后有什么打算，感觉很平淡。

1999年，在第二届国际职教大会主席台上，作者（右一）与助理总干事鲍尔（左三）、韩国教育部长李海瓒（左四）、总报告人威舍尔（右二）。

1992年春天，教科文组织的教育助理总干事科林·鲍尔来华访问。曹元聚秘书长安排我与鲍尔见了一面，地点在他下榻的北京建国饭店的咖啡厅。那天下午，我见到了鲍尔和陪同他的教科文组织驻中国办事处的主任日本人武井士魂。鲍尔是澳大利亚人，以前是布里斯班大学的教授，他为人随和，说话直爽，寒暄几句之后马上就开始问我对当代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趋势有什么看法、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职教模式相比有什么特点。我马上明白了，这是一次非正式的面试，既是专业知识考核，又是语言能力的测验。好在他问的这些都是我很熟悉的内容，能够应对自如。

鲍尔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让我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至今印象很深的一个问题是，假设我是教科文组织的一名官员，到一个非洲国家去，能给这个国家发展职业教育提出什么建议。他还问我在不同工作岗位上如何管理自己的团队。他不作任何记录，只是认真倾听。武井主任在旁边一言不发，也只是听我的回答。最后，鲍尔的脸上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我看看表，居然谈了一个半小时。

“面试”结束后，谈话变得轻松起来。鲍尔说他属下的教育部门的职业技术教育处处长最近出缺，是一个P5级的职位，正在招聘。他们审阅了中方提供的五个候选人的材料，认为我的资历与经验符合这个职位的要求，所以他利用这次访华的机会亲自对我做一次面试。他说他对我的回答很满意，认为我完全可以胜任这个职位。不过他又说，在职业技术教育处工作了许多年的一位意大利籍的P4级官员也在竞争这个职位。他试探问，假如意大利人得到了职位，我是否愿意考虑他空出来的P4级的项目专家的职位。我回答愿意考虑。

与鲍尔结束谈话后，一直没有发言的武井主任送我离开。他对我说，他的感觉是我会得到这个职位。我回答说：“借你的吉言，希望如此。”他说作为教科文组织驻中国的代表，他一直希望协助中国政府增加在教科文组织中中国籍官员的数量。临别之际他说：“我会为你和中国政府感到高兴。不过，中国会失去一位出色的人才。”

滕藤副主任在会见鲍尔时明确表达了中国政府对我的政治支持。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张维教授曾经于1972年至1976年担任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委员，他与我父亲很熟，我是他在清华园里看着长大的，他为我写了一封推荐信给马约尔总干事。鲍尔在临别时让我等消息，没想到这一等就是一年。

1993年，作者在陕西任省科委副主任时留影。

1992年底，我外派西安，任陕西省政府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成为副局级干部。去西安之前，我去向滕副主任辞行，他说很遗憾，鲍尔走后一直没有反馈，去教科文组织工作的事只好从长计议了。他还说，去地方工作很好，想要在仕途上发展就要能吃苦。

在陕西刚刚工作了4个月，正当我踌躇满志准备放手大干一番的时候，国家教委通知我说收到了教科文组织人事局的一封信，我已被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任命为P5级的职业技术教育项目专家，要求我尽早赴任。我是这次中方推荐的五个人中唯一获得任命的。

后来进了教科文组织才知道了内情。当时这个处长的职位有近百人竞争，我作为最有竞争力的候选人之一被挑了出来，进入只有几个人的“小名单”。

1984年，作者做生化实验。

鲍尔后来对我讲，他们仔细研究了我的履历，看到我有加拿大的博士学位，做过外交官，又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教育部门负责职业技术教育的政策规划，还参与过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的管理，这都是他们认为难得的经历。他还说我的履历很特别，大学本科学的是体育，念研究生改为生理学和生物学，毕业后做外交官，回国后又从事职业技术教育，几次专业和职业变动的跨度都很大。尽管跨度大，但是每跨一步，职务都有提升，说明我的能力全面，适应性强。其他候选人大多是大学毕业后留校，从讲师、教授、系主任、院长到校长一路升上去。他对这种单一职业路径的人不感兴趣。没想到我的职业生涯或被动或主动的几次改弦易辙竟成了我的强项！

1987年，作者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

不过，由于会员国施加政治影响，总干事后来还是决定任命那位意大利人为处长，把他留下的职位留给我。鲍尔向马约尔报告了在北京对我面试的情况，说P4级对我来说太低，马约尔于是决定把这个职位提升为P5级给我。从P4级到P5级是一大台阶，P5级是高级专业人员，享有外交身份。

从1989年回国算起，“折腾”了三年多，在国家的支持下，自己有意识地创造条件，再加上些许运气，我终于向教科文组织迈出了第一步。

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八任总干事费德里科·马约尔。 

1993年3月，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马约尔来中国访问。滕副主任让还在西安的我临时回北京，见一见我这位未来的“老板”。

2008年，作者（右）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八任总干事马约尔一起出席国际会议。

在招待晚宴之后，滕副主任把我介绍给马约尔。马约尔握住我的手说十分高兴见到我。我感谢了他对我的任命，我想客套一下，说：“总干事先生，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我，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教科文组织官员？”马约尔放声大笑，说：“既然我任命了你，说明你已经是一名合格的教科文组织官员了。”在场的人也都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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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 |《我在国际组织的25年》

作者 | 唐虔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