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埋没4年的文章, 揭开美俄乌死结背后的一个隐秘组织｜文化纵横_风闻

曹升生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本文原载《世界民族》2018年第3期）

【导读】近期泽连斯基突访美国，引发全球关注。这一事件背后，公众所知甚少的是，乌克兰裔美国人作为一股潜在力量，正发挥重要作用。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国会唯一的乌克兰裔议员维多利亚·斯巴茨（Victoria Spartz）多次批评乌克兰政府存在腐败等问题，在美国国内引起不小争议。其实，早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乌克兰裔美国人及其众多社团便越来越活跃。但国内对乌克兰裔美国人在美国政治，尤其是美国对俄和对乌政策制定中所扮演的角色，仍缺乏关注和了解。

本文发表于2018年，为我们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分析视角。文章指出，冷战后，乌克兰裔美国人利用历史上四次大规模移民美国所积累的组织优势和政治智慧，建立更多社团，在美国开展政治游说，成为美国引导乌克兰融入欧洲－大西洋共同体的重要渠道。2014 年乌克兰危机后，乌克兰裔美国人又建立众多新社团来援助乌克兰，呼吁美国政府保护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与其他中东欧族裔社团联合起来声讨俄罗斯。然而，受制于政治力量的弱小和乌克兰之于美国国家利益的边缘性，这些团体的影响还相对有限。但在美国政府确立“利用族裔社群来影响其祖籍国发展”政策的大背景下，美国依然会挑选一些乌克兰裔美国人社团予以扶持，从而达到影响乌克兰局势的目的。

****本文原载《世界民族》2018年第3期，原题为《乌克兰裔美国人社团与乌克兰局势》，****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乌克兰裔美国人社团与乌克兰局势

2013年乌克兰的独立广场事件, 随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及在乌克兰东部发动“冻结战争” (frozen wars)，不但深刻影响了乌克兰，也影响了身在欧美的乌克兰裔。2015年10月16日, 在美国有82年历史的《乌克兰人周报》中的一篇文章指出，“当前的乌克兰危机, 为考验美国的乌克兰裔团体对美国政府和媒体的影响力提供了机会”，一方面道出了美国的乌克兰裔积极活动来应对祖籍国乌克兰经历的危难，另一方面也暗示着乌克兰裔建立社团来游说美国决策圈和新闻媒体面临一定的困难。这就为我们理解乌克兰危机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学者对乌克兰危机的解读基本上是从俄乌地缘政治和大国博弈的角度进行审视，与此同时, 中国学界对欧美的乌克兰裔及其相关组织知之甚少，而我国学者对冷战后特定移民社群影响祖籍国外交的研究集中在越南裔、印度裔、古巴裔,  对移民社群推动美国外交制度革新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从美国学界看，自1959年劳伦斯·福斯 (Lawrence H.Fuchs) 号召对少数族裔之于美国外交的影响进行研究以来，相关论著不断涌现, 关于古巴裔、犹太裔、非洲裔、拉丁裔、波兰裔、希腊裔、阿拉伯裔、墨西哥裔、亚美尼亚裔等移民社群影响美国外交的个案研究成为主流，直至最近十年才出现综合性的研究成果。由于乌克兰危机非常晚近，所以美国学者对乌克兰裔社团的研究尚不充分。因此，本文将在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之上，结合相关理论，探讨乌克兰裔美国人社团在乌克兰局势演变中的独特作用。

**▍**乌裔美国人的移民历程及其政治游说的可能

在美国这个移民国度里, 各种移民社群都或多或少介入祖籍国事务, 但是力量却各有千秋, 以色列学者尤西·沙恩 (Yossi Shain) 给出的宏观性解释是, “移民社群介入祖籍国事务的性质与程度, 与移民社群的规模和多样性息息相关, 同时也受制于移民社群已有机制推动和维系社群认同的能力”。但2008年美国学者特雷弗·鲁本泽 (Trevor Rubenzer) 综合前人的研究, 总结出了15条具体要素,  2010年以色列中东技术大学一位学者归纳出了八个要素。笔者认为这八个要素说应该更为简洁有力, 现依据自己的理解和行文需要对这八个要素做了重新排序：第一, 部分同化, 即该族裔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同时还与祖籍国保持一定的利害联系；第二, 该族裔很团结, 有组织能力强大的社团；第三, 在美国选举政治中, 能够提供选票、人力和钱财支持；第四, 能为外交决策者提供其祖籍国的情报, 影响祖籍国的政治进程；第五, 建立强大的盟友；第六, 在国会有为其摇旗呐喊的议员, 即国会连线 (caucus) ；第七, 能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阐释和推销其主张, 被美国主流政治家所认可；第八, 能树立富有特性的形象, 针对祖籍国的外交主张能在美国公众中引起广泛共鸣。就前三点而言, 追溯乌克兰裔移民美国的历程就可以发现, 乌克兰裔美国人不但数量可观, 而且产生了众多的社团, 凭借地域上的集中、经济上的富足, 乃至社团的力量, 他们是可以影响美国外交的。

一般认为是四次大规模移民奠定了今日乌克兰裔移民的基础和格局。乌克兰人第一波大规模移民美国发生在1870—1899年间, 大约有30万左右刚被解放的乌克兰农奴移民美国东北部, 其中少数人定居在宾夕法尼亚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的煤炭城市。为了解决费城矿难事故后家属索赔事宜, 出现了“乌克兰国家协会” (Ukrainian National Associations) 这样的小型兄弟互助会性质的社团。**第二波移民发生于1900年至一战前, 总共大约有25万乌克兰人来到美国, 在地域上依然集中在东北部城市, 就业上则集中于钢铁、橡胶、汽车、玻璃等产业。**为了培训新来的移民, 1909年在费城建立了“乌克兰裔美国人公民协会” (the Ukrainian American Citizens’Association) 。与此同时, 宗教的因素增大, “美国普罗维登斯乌克兰裔天主教徒供给协会” (the Providence Association of Ukrainian Catholics in America) 、 “乌克兰裔希腊礼天主教费城总教区” (Ukrainian Catholic Archeparchy of Philadelphia) 、“美国乌克兰裔东正教堂” (the Ukrainian Orthodox Church of the USA) 先后成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大量乌克兰人流落到西欧、加拿大、南美和澳大利亚, 只有不到4万乌克兰人成功移民美国。这一时期美国的乌克兰裔移民社团组织从经济互助向政治联合行动过度。**三位从事法律的乌克兰裔成为宾夕法尼亚州、纽约州、印第安纳州州议会众议员, 乌克兰裔在政治上开始崭露头角。社团组织上, 一个突出表现是1925年成立了“乌克兰裔全国妇女联盟” (Ukrainian National Women’s League of American) , 指导原则是基督教伦理、尊重人权、政治非党派, 同时也致力于从精神和物质上改善乌克兰, 让世界知晓乌克兰。另一个则是1944年成立的“统一乌克兰裔美国人救济委员会” (United Ukrainian American Relief Committee) , 援助战火中的乌克兰人。

二战后, 大批在战时被德国和奥地利掠去当劳工的乌克兰人遍布欧洲, 这些乌克兰难民的数量一说有四百万之多, 其中一部分学历较高或技能出众的人在1948—1950年抵达美国。此时乌克兰裔美籍人士团体出现了四大显著性的变化。首先是出现了专门援助新来移民的金融机构, 这就是1947年在纽约市成立的“乌克兰裔自助联合信贷联盟” (Ukrainian Selfreliance Federal Credit Union) 。

其次就是以职业、年龄和地区划分的社团涌现, 职业社团如“乌克兰裔美籍工程师学会” (the Ukrainian Engineer’s Society America) 、“北美乌克兰医学会” (the Ukrainian Medical Association of North America) 和“乌克兰裔美籍律师协会” (the Ukrainian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年龄社团是1960年代成立的“乌克兰裔美籍青年协会” (Ukrainian-American Youth Association)，地区社团是一些乌克兰裔人口众多的州成立了单独的乌克兰裔协会, 如1971年出现的“华盛顿州乌克兰裔美国人协会” (the Ukrainian Association of Washington State) 。这些新趋势表明一些优秀的乌克兰裔美国人在职业上已经步入美国中产阶级行列, 也说明乌克兰裔在一些州已经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

再次是旨在引导、协调和整合乌克兰裔已有社团的机构出现**, 其中最大的就是1948年成立的“乌克兰裔美国人国会委员会”** (Ukrainian Congress of Committee America) , 总部设在纽约市, 这是一个伞状的机构, 旗下分支众多, 发行《乌克兰季刊》 (The Ukrainian Quarterly) , 其宗旨是要协调所有乌克兰裔社团用一个声音在美国政府面前说话, 1977年它特意设立了“乌克兰国家信息服务局” (the Ukrainian National Information Service) , 以促进乌克兰裔与美国国会、政府、媒体和智库的互动。与之类似的是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的“乌克兰裔美国人协调委员会” (Ukrainian American Coordinating Council) , 总部在旧金山市。这可以视为乌克兰裔美籍人士团体在政治上觉醒和崛起的标志。

**最后是有关乌克兰的文化和学术机构大量出现。**比如“美国乌克兰裔研究所” (Ukrainian Institute of America) 、 “乌克兰文化中心” (Ukrainian Cultural Center) 以及“乌克兰国家博物馆” (Ukrainian National Museum) 。这些机构试图通过展览、演出、研究等活动来弘扬乌克兰文化, 激励美国朝野了解乌克兰。鉴于乌克兰裔政治力量的壮大, 哈佛大学于1968年成立了“乌克兰研究所” (Harvard Ukrainian Research Institute) , 研究乌克兰的历史、文学和语言, 成为美国的乌克兰学发展史的分水岭。

时移世易, 到2006年, 据美国统计数据显示, 美国已有96万乌克兰裔美国人, 占总人口的0.33%, 由此美国成为苏联之外的第二大乌克兰裔人口聚集国 (仅次于加拿大) 。这些乌克兰裔美国人集中在大都市区, 如纽约 (16万) 、费城 (6万) 、芝加哥 (4.6万) 、洛杉矶 (3.4万) 、底特律 (3.3万) 、克利夫兰 (2.6万) 和印第安纳波利斯 (1.9万) 。(3) 据研究, 乌克兰裔美国人拥有硕士及以上学位者远远高于美国人口的整体学历水平, 同时大都市区的乌克兰裔中家庭收入中位数 (median household income) 也高于美国平均水平, 具体见图一。

图一 乌克兰裔美籍家庭收入中位数高于美国平均水平 (2010年)  资料来源：Oleh Wolowyna, “The Situation in Ukraine and Challenges for the Ukrainian Community in the U.S.”, The Ukrainian Weekly, October 16, 2015.

通而观之, **百年来的移民历程让乌克兰裔美国人拥有了较大的人口基数和多种多样的社团组织, 加上学历和经济上的成就, 这些有利因素都可转化为美国选举体制上的影响力, 成为乌克兰裔美国人在美国政治舞台博取一席之地的资本。**有证据表明, 1992年老布什总统在承认乌克兰独立时就是想回报150万乌克兰裔和东欧裔选民的选票。

1991年乌克兰独立, 让美国的乌克兰裔移民的祖籍国变得清晰明确起来。与此同时, 伴随着独立后乌克兰探寻国家发展道路和追求独立外交政策的努力, 乌克兰裔美国人建立了更多的社团来参与这个历史进程。“冷战后, 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和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唤醒了美国一些古老的移民社群, 催生了更多的族裔团体”。

**从乌克兰看, 冷战后的乌克兰裔美国人社团也可以说是乌克兰独立后一部分试图学习美国、融入欧洲的势力的伙伴或者代言人。**这股势力颇为强大, 如“国家基辅莫希拉学院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Kyiv Mohyla Academy) 于1991年在基辅重建后, 迅速在美国建立了“基辅莫希拉美国基金会” (the Kyiv Mohyla Foundation of American) , 积极开展活动并得到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的赞赏, 事后成为2004年乌克兰“颜色革命”的主要推手。又如2002年成立的“乌克兰天主教大学”就对2010年后乌克兰的内政外交痛心疾首, 宣扬将发挥天主教教义中道德训诲、商业伦理和社会责任等微言大义帮助乌克兰成为一个民主国家, 2013年该校学生率先走上街头反对亚努科维奇政府。为了寻求美国的帮助, “乌克兰天主教大学”2014年在芝加哥成立了“乌克兰天主教教育基金会” (Ukrainian Catholic Education Foundation) 。可见, 这些团体之间纵横交错, 贯通****乌克兰和美国两国内外, 他们所带来的人脉、信息、资金对于美国而言非常重要。

**从美国看, 一方面, 美国素有利用移民社群来推动其祖籍国政治体制变化的传统, 另一方面, 乌克兰是俄罗斯的邻国, 具有独特的战略价值。**美国政府考虑乌克兰问题时都是将之置于美俄关系的大框架中思考, 也正是这种位置赋予了乌克兰“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地位。美国著名战略思想家布热津斯基曾对乌克兰在世界政治中的特殊性做了总结:“乌克兰是欧亚棋盘上的一个新的重要地带……没有乌克兰, 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欧亚帝国……乌克兰丧失独立将立即影响到中欧, 使波兰变为一体化欧洲东部前沿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这就导致乌克兰成为西方与俄罗斯斗争的缓冲地带, 也成为双方竞相拉拢的对象。**对于美国而言, “帮助乌克兰拥有更广泛的民主和可持续的自由市场经济, 确实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国会于1992年通过了“支持自由法案” (Freedom Support Act) , 对原苏东集团国家进行“援助”, 其目的有三个：加速这些国家从威权国家向民主国家转变；促使自由市场经济的引进和发展；通过控制核武器、生化武器而提升安全。其中, 所谓“民主援助”, 就是向这些国家的政党、议会、独立媒体提供技术援助, 通过合同的形式鼓励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乌克兰是重要援助对象。所以不难理解双方一拍即合的欢愉, 如1999年乌克兰裔美国人国会委员会就接受美国国际开发署18万美元的资助, 在乌克兰从事各种宣传工作以影响当年的乌克兰总统大选。又如小布什总统时期, “在政府之外, 不同的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都竞相对 (美国) 政府的政策施加影响, ……那些主张大力给基辅以资金和政治援助的乌克兰裔美籍人士团体, 也在副总统办公室里找到了支持此类做法的人”。 

**▍**冷战后美国的乌克兰裔社团为乌克兰奔走呼告

如前所述, 在冷战结束前美国就已经存在数量众多的乌克兰裔社团, 而冷战结束后乌克兰裔美国人社团在数量、使命、活动和影响上都出现新的趋势。当然, **冷战后美国新成立的乌克兰裔社团从成立时间和属性功能上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就是1991年至2013年底间成立的, 这些都是为了引导乌克兰走上西方国家的道路。**1991年, 一家名为“美国-乌克兰基金会” (U.S.-Ukrainian Foundation) 的机构在华盛顿特区成立, 其口号就是“通过分享民主价值观而实现繁荣和富饶”, 具体就是要帮助乌克兰实现民主、自由市场经济、尊重人权, 并成为地区稳定的关键所在。在经费上, 自2003年起它就接受美国国会图书馆开放世界领导权中心 (The Open World Leadership Center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的“开放世界奖”年均11万美元的资助。为了便于在乌克兰开展活动, 它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建立了“菲利普·奥利格民主研究所” (Pylyp Orlyk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 开展乌克兰民主化研究, 1997年还与美国国际开发署联合在乌克兰开设了四个培训中心。可见, 它在美国政府和乌克兰政府之间“传情达意”, 充当信使, 是鼓动乌克兰学习美国走西方道路的马前卒：它将美国得克萨斯农工大学布什学院在2006年为乌克兰改革所做的专题报告奉为圭臬, 它曾接受美国农业部73万美元的经费来推进乌克兰外交部人事管理的现代化, 它促成了2017年5月乌克兰总统与美国七名参议员的会谈。它还特别重视培育乌克兰青年精英, 曾与乌克兰内务部联合开展了“四十位四十岁以下的乌克兰精英”培训活动。其品牌活动有两个：一个是年度“乌克兰人在华盛顿”盛会, 如2016年3月30日在美国国会大厦游客中心举办2016年年度大会, 主题是“乌克兰争取自由的战争在继续”, 与会人数有600人之多, 包括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另一个是乌克兰危机后发动的“为乌克兰拉响警报”项目, 其目的是要激发美国和国际社会认识到乌克兰人遭遇的人道主义危机的严重程度, 鼓动美国国会和总统给予乌克兰更多的帮助。

与之相比, 成立于2000年的“美国—乌克兰关系中心”(the Center for US-Ukrainian Relations)可谓后来居上。在世纪之交, 乌克兰政府明确表示要融入欧洲-大西洋共同体, 而美国克林顿总统在卸任之前亲临基辅, 肯定美国-乌克兰为战略伙伴关系。继之上台的小布什总统高调宣布鼓励乌克兰的“西向”外交政策。面对这种态势, 美国乌克兰裔积极行动起来, 召开了一场大会, 决议要动员四方力量来帮助乌克兰融入欧洲-大西洋共同体, 具体而言, 就是要美国国会众议院中的乌克兰连线 (the Ukrainian Congressional Caucus) 争取美国政界的支持, 发挥乌克兰大使馆的作用以获取乌克兰国内的支持, 鼓动美国主要的大学、智库和非政府组织作为发起者, 争取美国商界的力量作为赞助人。不久, 这几股力量合流, 举办了名为“乌克兰追求成熟的民族国家”圆桌论坛，以此为基点, 多年来该机构已开设了“美国-乌克兰商业网络论坛”、“乌克兰的历史系列”、“美国-乌克兰安全对话系列”、“美国-乌克兰能源对话系列”、“乌克兰未来融入大西洋系列”、“美国-乌克兰工作组年度峰会系列”等项目, 邀请美国、加拿大、西欧乃至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家、学者、非政府组织、企业等与会就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 在同类组织中游说制度是最为健全的, 涉及议题也是最广泛的。

**第二类是2013年“亲欧盟独立广场运动”后成立的几家新社团, 先是希望推动乌克兰的民主化，随着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到来和恶化, 其使命逐渐转移到救济乌克兰, 敦促美国政府保护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也契合“乌克兰危机后, 旨在游说华盛顿特区官员和立法者的公司、组织成五倍增长”的报道。乌克兰裔社团的案例, 或许代表了美国族裔社团兴衰的一种现象, “当某一族裔其祖籍国发生国际性冲突时, 身在美国的族裔就会组建新的社团或者重组已有社团”。

**这里面最典型的社团是“团结” (Razom) , 其使命是发动全球的志愿者来实现一个目标：实现乌克兰的自由和民主；发挥强大的社会网络来促成一个连接个人、研究机构和社会组织的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全球网络。**它呼吁在美国和乌克兰的志愿者为乌克兰提供应急援助, 支持乌克兰公民组织的发展, 致力于在欧洲和美国促进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社区对话和公共教育。它开展了几个项目：援助、思想、接触和提醒美国国会议员、共同巡航、信息技术。其中援助除常见的帮助乌克兰战区儿童和孤儿外，还有引导和帮助乌克兰的中学生参与奥林匹克竞赛, 共同巡航项目则是想方设法促进乌克兰神经内科医生与美国同行的交流切磋, 信息技术是想通过对乌克兰技术人员的培养来支持乌克兰中产阶级的壮大。“思想”是它倾力打造的项目, 包括“法律报告”、“美国对乌克兰政策报告”、“学术讨论”和“OMO媒体监测”, 比如发布法律方面的《乌克兰危机的法律视角》和《被占领区的人权：克里米亚案例》报告, 发布《美国在乌克兰的机遇》报告, 指出美国应该将东乌克兰的稳定和安全视为国家利益, 保卫乌克兰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自主, 增强乌克兰政府解决国内危机的能力。与之类似的是同年成立的“新乌克兰” (Nova Ukrainian) ,致力于在美国和世界提高人们对乌克兰的认识, 为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支持乌克兰建立强大的公民社会、消除腐败。其设定的蓝图是：让乌克兰从经济和社会危机中恢复过来, 使乌克兰成为拥有西方价值观的强大国家。开展人道主义援助, 帮助受伤的士兵, 为乌克兰离散人群提供电脑、创新性教育等。

**这股潮流中涌现出三家专职救济的机构。**2014年, 为了救济东乌克兰战火中的乌克兰人, 一些乌克兰裔美国人又发动成立了“乌克兰救济组织” (Ukrainian Relief) , 招聘志愿者, 从美国各界筹集粮食、衣服送往战区, 征召医务人员前往乌克兰东部。与之相携而行的是“联合帮助乌克兰人” (United Help Ukrainian) , 宗旨是帮助因俄罗斯入侵东乌克兰而伤残的士兵及其家属, 设立了四个项目：医疗援助、人道主义、受害的勇士、提升意识。其实际行动集中在三个方向：在华盛顿特区组织了多次集会抗议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在乌克兰东部发动军事冲突的行为；接触美国的个人、机构、政府和媒体, 宣扬乌克兰危机的严重性；募捐、招募志愿者到乌克兰。而在网络中与乌克兰的“乌克兰危机媒体中心”联合, 发布了报告:《被毁灭的顿巴斯》、《顿巴斯战争中的儿童受害者》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受害者》, 控诉俄罗斯的侵略行径, 塑造乌克兰作为受害者的形象, 争取美国朝野的同情和帮助。在州层面, 明尼苏达州乌克兰裔成立了类似的“明尼苏达州独立广场” (Mai Dan MN) 。

当然, **乌克兰危机后, 一些老的乌克兰裔社团组织也马上行动起来。**如芝加哥地区的乌克兰裔移民很早就建立了“橙色潮流” (Orange Wave) , 创办独立的报纸、广播、社区组织和金融机构来促进本地区乌克兰社区的团结与进步, 与此同时还高度关注祖籍国乌克兰的状况。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它成了“世界乌克兰人联合会”(Ukrainian World Congress) 的成员, 这是全球乌克兰裔移民社团的总部, 在43个国家拥有会员, 与11个国家的乌克兰裔社团保持联系, 代表着全球2000多万乌克兰裔移民的利益。“世界乌克兰人联合会”宣称要在俄罗斯的混合战争面前保卫乌克兰的独立和领土完整, 捍卫乌克兰尤其是克里米亚人民的人权, 支持乌克兰融入欧洲, 反击俄罗斯的信息战。另一个是1997年成立的“乌克兰裔美国人联盟” (the Ukrainian Federation of America) , 它最早宣称要保存和保护乌克兰的文化和遗产, 为有需要的乌克兰人提供帮助。近年其活动按照三个方向展开：首先是救助乌克兰危机中的受伤士兵, 如2014年花费七百万美元运送大量病重的乌克兰官兵到美国接受治疗, 最终救活了14人；其次为接触美国驻乌克兰大使, 以及游说美国国会中支持乌克兰的议员；最后是人道主义援助, 同美国和乌克兰的科技公司和研究机构合作, 为乌克兰提供医疗和应对危机援助。

**面对乌克兰东部战事陷入僵局, 美国乌克兰裔社团的活动渐渐出现了新的趋势。首先, 就美国而言, 一些乌克兰裔人士建立的宗教团体也开始投身支援乌克兰的游说活动中。**如2015年11月9日, “全乌克兰裔教会和宗教组织理事会” (the All-Ukrainian Council of Churches and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的代表在“美国-乌克兰基金会”大楼会见了奥巴马总统的八位高官, 包括总统欧洲事务特别助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四位涉乌事务高官, 会后请他们代转给奥巴马总统一份请求美国加大对乌克兰援助的信件。从国际上看, 支援乌克兰的活动已经从美国发展成北美乌克兰裔移民的行动。正如上文“橙色潮流”成为“世界乌克兰人联合会”成员所示, 如今加拿大的乌克兰裔社团如“加拿大乌克兰裔基金会” (the Canada Ukraine Foundation) 、“乌克兰裔加拿大人联合会” (the Ukrainian Canadian Congress) 等都加入到这场运动中, 推动了加拿大推行仇视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而且这种态势正向欧洲蔓延, 如英国的乌克兰裔志愿者就成立了“乌克兰人全球之友” (Global Friends of Ukraine) 来声援乌克兰。

其次是乌克兰裔美国社团正在与克里米亚靼鞑族独立分子在华盛顿特区建立的“克里米亚国际委员会”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Crimea) **联合, 企图彰显所谓的克里米亚公投既破坏了国际法中对乌克兰领土完整和主权完整的尊重, 也没有得到克里米亚少数民族的同意。**另外, 乌克兰裔美国社团也与流亡美国的俄罗斯政治反对派建立的社团如“自由俄罗斯基金会” (Free Russian Foundation) 结成联盟, 反对俄罗斯的内外政策。

**最后一个趋势就是强化世界范围内与俄罗斯的舆论战、信息战。**面对俄罗斯2013年组建媒体巨人“今日俄罗斯”所带来的挑战, 美国的乌克兰裔团体不得不奋起反抗, 如“团结”专门设立“OMO媒体监测”项目以实时观测世界各国关于乌克兰的报道, 又如“联合帮助乌克兰人”与乌克兰国内的“乌克兰危机媒体中心”联合开展行动。可以说, 乌克兰裔美国人社团在美国国内、乌克兰甚至西方世界并不缺乏盟友。

▍乌克兰裔美国人社团的影响与走向****

经过各方努力, 美国的乌克兰裔人士团体在募捐、提供军事和医疗设备方面已经收获颇丰, 但是这些改变不了乌克兰在战场上的劣势。从趋势上看, 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已经定局, 东乌克兰局势陷入胶着的大形势下, 未来乌克兰裔美国人士团体所着力的一个重要方向依然是舆论。如2016年“美国-乌克兰基金会”所发动的“为乌克兰拉响警报”活动, 不但获得了“乌克兰裔美全国妇女联盟”、“华盛顿州乌克兰裔美国人协会”这样的老牌乌克兰裔团体的支持, 还得到了新秀团体如“乌克兰裔美国人联盟”、“新乌克兰”、“团结”、“联合帮助乌克兰人”的响应, 更重要的是, “克里米亚国际委员会”、“自由俄罗斯基金会”这样具有反俄倾向的团体也积极参与进来了, 而且**“波兰裔美国人咨询委员会”** (American Polish Advisory Council) 和“波罗的海裔美国人国家联合委员会” (Joint Baltic-American National Committee, 波罗的海此处指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 出于对俄罗斯接下来可能入侵其祖籍国的担忧也参与了这项活动。另一个表现是随着形势的变化, 乌克兰裔美国人士团体又在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信息和分析中心的帮助下, 成立了“乌克兰为自由而战”网站, 专门提供当代乌克兰的历史有关的图片等讯息, 拥有18种语言不同版本。

这就引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乌克兰裔美国人社团到底有何影响?从自身力量看, 乌克兰裔美国人尚未跻身美国决策层, “到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州长、国会议员、总统内阁成员, 也没有足以呼风唤雨的媒体人”。 有些功成名就的乌克兰裔并不愿公开承认自己的真正族裔身份。其根源在于, 乌克兰裔美国人与其他移民美国的族裔有极大的特殊性, 其关键在于乌克兰这个国家的特殊历史。当代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出现在1991年, 但是历史上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历史却很短暂, 相反它与波兰、奥匈帝国、俄罗斯甚至奥斯曼帝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反映在美国的乌克兰学界———“乌克兰有自己的历史吗?”———的质疑几乎尽人皆知。**可能更让乌克兰裔心寒的是, 乌克兰政府对如何发挥海外乌克兰裔的作用缺乏明确的政策。**2015年底, “美国的乌克兰活动家”(US Ukrainian Activists) 领导人在接受采访时, 不无遗憾地说“乌克兰政治家对海外乌克兰裔并不上心, 基辅需要明确乌克兰移民社群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 更需要制定明晰的目标和切实的行动方案”, “不管是亚努科维奇还是尤先科, 很少有乌克兰领导人愿意坐下来与美国的普通乌克兰裔移民交流”。虽然局面从波罗申科总统开始有所转变, 但是这种“皇帝不急太监急”的尴尬还将继续。

从游说对象上来看, 乌克兰裔美国人社团的游说活动集中在国会, 是富有成效的。“乌克兰裔美国人国会委员会”通过积极活动, 1997年成功地鼓动41名众议员组成了“众议院乌克兰连线”。2015年, 15名美国参议员成立了“参议院乌克兰连线”, 敦促奥巴马政府马上为乌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以抵抗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发动的战争。其中一位参议员明言:“这个组织的成立, 象征着向乌克兰发出明确信号:伊利诺伊州的乌克兰裔社区和美国参议院坚定地支持乌克兰政府”。事实上, 乌克兰危机后, 美国国会确实出台了多项法案支持乌克兰, 尤其是2016年9月21日众议院通过了《坚决支持乌克兰法案》 (STAND for Ukraine Act) 。在国会的推动下,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援助。据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信息, 美国自1990年财年至2012年财年, 总共为乌克兰提供了40亿美元的援助, 自2013年末乌克兰危机后到2016年末, 美国又为乌克兰提供了13亿美元援助, 并且培训乌克兰士兵, 提供军事装备, 充当军事顾问。

然而, 在美国这样一个三权分立、外交决策主体多元化的国家里, 乌克兰裔美国社团集中精力游说国会, 其整体效果是差强人意的。一方面, 美国出于地缘政治战略考虑, 确实愿意为乌克兰提供援助, 乌克兰裔美国社团加强了这个态势, “从克林顿政府起, 美国就开始尽力支持乌克兰独立。在一个乌克兰裔美籍离散者群体进行有效活动的影响下, 美国政府向乌克兰投入了大量资金, 使得乌克兰成了世界上第三大美国援助接受国, 仅次于以色列与埃及”。

可是, 这种意愿到底强大到多少程度, 或者延续多长时间, 却又因为美国总统任期、外交重点的转换、美国官僚体制等因素而波动。从文明的角度看, 即便美国有向乌克兰进行民主扩展活动的动力, 但是美国难掩对乌克兰根深蒂固的蔑视, “这个国家在制度建设上缺乏足够的经验, 到目前为止没有建立三权分立制度”。最关键的制约因素是, 美国决策层对乌克兰之于美国国家利益重要性程度的考虑。正如斯登特所指出的, “对于俄罗斯而言, 乌克兰却是一个关乎俄罗斯生存的问题。美国对乌克兰的兴趣, 充其量不过是时有时无罢了”。这种考量自然导致了美国不能在关键时刻真正帮助乌克兰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对此乌克兰裔美国人倍感无奈, “国会所通过的很多军事援助乌克兰的法案都没有被行政部门所执行, 新闻媒体在报道独立广场和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入侵乌克兰东部之后再也不注意乌克兰了”。其实经济方面的因素也限制了美国制裁俄罗斯的决心, 有报道称, 乌克兰危机后, 29家在俄罗斯有大量投资的美国公司, 如埃克森·美孚、可口可乐、施乐、通用等, 在接触联邦政府官员时都提醒他们严厉制裁俄罗斯会损害美国的商业利益。

民意方面, 美国著名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理事会”在2015年的一份美国民众关于世界事务的调查显示, 绝大多数美国人, 不分政党归属, 都反对美国直接军事介入俄乌冲突。现实中, “美国-乌克兰基金会”于2017年初, 联合美国大多数乌克兰裔社团, 煞费苦心地邀请美国战略界名流发动成立了“乌克兰网络之友”国家安全工作组, 希望能促使美国实质性地援助乌克兰, 但最后发布的《美国援助乌克兰的优先方向》报告, 却轻描淡写乌克兰危机, 只是强调美国政府应支持乌克兰公民社会反对腐败, 鼓励乌克兰人民自己保卫自己, 帮助乌克兰危机的受害者。令人啼笑皆非的是, 2015年美国兰德公司的几位专家居然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说“乌克兰危机让俄罗斯成为地缘战略的失败者, 让欧洲变得强大, 让北约开始壮大武装力量”，所考虑的完全不是乌克兰本身的得失。

更糟糕的是, 乌克兰的内政却是蹒跚而行。“简单来说, 乌克兰无法规避自己的历史和地理因素”，以第聂伯河为界, 当代乌克兰陷入了围绕民族、语言、宗教乃至经济、外交主张等因素上泾渭分明的东西分裂。“当谈及民族、语言与宗教时, 我们发现乌克兰有着很明显的区域划分。乌克兰最重要的区域划分为东部与西部。这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东乌克兰在17世纪中叶便纳人沙俄 (随后苏联) 统治之下；乌克兰西部则被波兰立陶宛联邦、奥地利和 (之后的) 波兰与罗马尼亚分别统治, 直到1944年方被苏联吞并。因此, 东乌克兰在血缘上更接近俄罗斯人, 也更加俄罗斯化。例如在东南部的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 38%的人口为俄罗斯裔, 而且过半数的乌克兰人母语为俄语。与之相反, 西乌克兰的公民更愿意认同自己的乌克兰人身份, 更多地使用乌克兰语, 并且能够保留自己的文化习俗, 例如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

这种内政上的痼疾, 使得乌克兰国家领导人在外交上寻求东西方平衡时变得更为艰难, 往欧盟靠拢就得罪俄罗斯, 反之亦然, 这就加剧了乌克兰国家建设的困难。独立后乌克兰长期在总统-议会制和议会-总统制之间摇摆, 高层勾心斗角已为常态, 语言政策上也不断推行的去俄罗斯化政策更激化了已有矛盾, 同时腐败盛行。这也无怪乎中国学者顾志红对乌克兰的前途持悲观态度:“乌克兰领导集团选择脱离俄罗斯欧亚地缘空间, 加入欧盟和北约地缘空间的对外政策, 这一政策到目前为止并未成功, 其原因除了受乌克兰地缘政治禀赋的制约以外, 还忽视了一条客观规律, 即地缘空间的再转型依赖于国家对外政策和政治体制建设必须同步进行, 恰恰在政治体制建设方面, 乌克兰远远落后于地缘空间转型的要求。乌克兰政治体制上的发展进程证明了乌克兰地缘政治上的分裂”。

即便如此, 美国政府也不会放弃乌克兰, 仍然会利用乌克兰裔美国人社团作为影响乌克兰的“抓手”。****自2010年美国国务院发布《首份四年度外交和开发评估报告》(Quadrennial Diplomacy and Development Review) 确立发动民事力量以实现美国的全球领导权的战略之后, 动员美国数量庞大、类型多样、能量强大的民事力量便成为美国外交和开发工作的新任务。2015版的《四年度外交和开发评估报告》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增加对 (美国) 族裔社群的接触”的口号, 指出“族裔社群同其祖籍国维持着情感、经济和家庭纽带, 总数为6200万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对于 (美国) 解决海外的外交、开发和人道主义挑战等问题具有独特的价值”, 为此, “美国国务院与美国国际开发署联手建立了‘国际离散人士联谊会’(the International Diasporas Engagement Alliance) 来利用各族裔的全球性联盟以解决其祖籍国的可持续发展”, 并称将来会建立新的平台来接触族裔社群, 鼓励经济投资和个人接触。一些美国非政府组织或智库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 如2013年春, 一些从乌克兰回国的美国和平队志愿者建立了“通往乌克兰的桥梁”(Bridge to Ukrainian) ,希望能继续加强两国间的联系, 其行动是在美国建立网站兜售乌克兰的手工艺品, 同时设立难民危机基金, 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又如, 2015年美国前国务院负责欧洲、欧亚和中亚的人道主义项目的主任杰拉德·奥本多夫 (Gerald Oberndorfer) 和一名乌克兰商人联合在美国创建了“乌克兰裔美国人人道行动”(Ukrainian American Operation Humanity) ，希望通过募捐等形式为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而美国的老牌智库“大西洋理事会” (the Atlantic Council) 已经深度参与了乌克兰裔的活动。

**▍**结语

1991年乌克兰独立后, 乌克兰裔美国人社团焕发出新的色彩, 积极游说美国国会, 鼓动美国智库、媒体和商业等共同援助祖籍国乌克兰, 企图引导乌克兰走向西方的发展道路；但是这种努力遭到了俄罗斯的强力遏制和反击。等到乌克兰危机后他们又奔走呼告, 为乌克兰捐钱捐物、救治伤员和孤儿, 吁请美国给予乌克兰更多的军事援助, 同时又与其他反俄罗斯的非政府组织合流, 在媒体上声讨俄罗斯。然而,作为一个跨国族群, 他们的力量是有限的, 一方面根源在于乌克兰因为历史、种族和现实政治而造成的特殊性和脆弱性, “该国那种不正常的政体、猖獗至极的腐败现象及未能成立有效的政府机关, 都对缓解西乌克兰和东乌克兰之间的紧张局势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前一地区希望加入欧洲, 而后一地区则唯俄罗斯马首是瞻。基辅的乌克兰政府也没有采取什么措施, 来团结这个因缺乏民族身份认同而四分五裂的国家”。另一方面源于乌克兰之于美国利益的边缘性, 其委婉的说法就是, “美国将本国势力和影响力投入到俄罗斯邻国的本领也是有限的”。这也是乌克兰裔美国人社团有别于以色列游说集团最大的地方, 固然以色列游说集团经费充足、经验丰富, 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在以色列周边没有令美国忌惮三分的大国存在。

如果一一比照2010年那位以色列学者提出的八要素说, 那么乌克兰裔社团的力量薄弱就根源于第七条和第八条上的不足, 上述斯登特言论中所体现出来的藐视乌克兰和顾忌俄罗斯, 真切体现了美国主流政治家对于乌克兰危机的心态, 与此同时, 美国民意调查也确实显示出民众并不认可乌克兰裔社团吁请美国军事介入乌克兰的主张。

面对如此窘境, 一些乌克兰裔美国人社团依然不屈不挠, 他们在积极联合其他力量来声讨俄罗斯, 如“乌克兰裔美国人国会委员会”、“乌克兰国家协会”早在1994年就联合其他16家中东欧国家的移民社团组成了“中欧和东欧联盟” (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 Coalition) ,宣称代表了美国2000多万来自中东欧国家的移民的利益，如今他们利用这个平台来鼓动美国加强在波罗的海和东欧的防卫, 抨击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的措施。当然, 美国也不会放弃利用乌克兰裔美国人社团, 一个例证是, 2016年8月美国美利坚大学“总统和国会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Congressional and Presidential Studies of American University) 与乌克兰的“专业游说和倡议研究所”(Professional Lobbying and Advocacy Institute) 联合在华盛顿特区开设了“在美国进行游说：可为乌克兰学习的关键经验”培训班。此举又会催生多少乌克兰裔美国人新社团, 又是个饶有趣味的问题。

通过乌克兰裔美国人社团这个案例, 或许我们可以更能理解这个趋势, “大量移民社群网络的存在及通过移民社群网络各种资源与信息的传送可能引起移民社群、祖籍国、居住国和其他利益有关者之间关系的重构”。在外交活动越来越分散化、社会化的潮流中, 移民社团的重要性将更为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