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蕴岭: 二十大前不少舆论的一个担忧, 现在应该看清楚了 | 文化纵横_风闻
文化纵横-《文化纵横》杂志官方账号-2022-12-30 08:33
张蕴岭 | 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大学
吴婷(访) | 文化纵横新媒体
【导读】二十大之后,中国开展一系列外交活动,与周边地区国家和组织的互动尤其吸引关注。对于当下中国发展和国际格局而言,这些外交行动,意味着什么?近期,文化纵横新媒体专访东亚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蕴岭,就此作出整体判断和分析。
张蕴岭认为,近期中国一系列外交行动,向世界发出清晰信号,中国将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与世界共担发展责任。二十大召开前,不少舆论担忧中国会不会关上开放的大门,现在应该看清楚了,开放的大门不会也不可能关上,开放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关起门来就没办法发展。
他指出,**中国的主动外交,核心是为下行的世界经济注入强劲活力,与此相联系,中国经济自身的深化调整也极为关键。**这种调整,意味着内循环与外循环形成更为紧密的联结和互动,在具体措施上,就是要加大开放力度和范围,转向负面清单模式。
他认为,东亚地区的协调合作发展经历了非常曲折复杂的过程,主要的矛盾点在于相互间的政治关系、美国对区域问题的参与、各方都希望掌握主导,等等。目前中美之间依然是战略竞争关系,经济在平衡政治问题上依然有空间,而RCEP等区域机制可以作为经济区建设路径,提供稳定力量。要避免国际局势出现类似俄乌之间的冲突,就要吸取教训,用好当前各种谈话机制。在这一理念之下,**“抱团不对抗”的发展中国家,可以成为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今天,维护东亚开放合作的大局依然是一个基本共识,中国影响东亚,东亚也在影响中国。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特约访谈稿,原题为《专访张蕴岭:大变局的核心问题是维护和平与发展的大局****》,****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文化纵横新媒体 · 国际观察
2022年第50期 总第102期
专访张蕴岭:
大变局的核心问题是
维护和平与发展的大局
2022年11月中下旬,三场外交活动备受各方关注,包括东盟峰会、G20、APEC,三场活动的举办地分别是柬埔寨金边、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泰国曼谷,都属亚细亚地区国家,世界的目光聚焦东亚,中国的区域角色和可能发挥的作用力成为三场会议的一大关注点。据中国海关最新数据,2022年前11个月,东盟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89万亿元,增长15.5%,占外贸总值的15.4%。其中,对东盟出口3.42万亿元,增长22.2%;自东盟进口2.47万亿元,增长7.4%;对东盟贸易顺差9541.4亿元,扩大90.4%。
三场外交活动结束后,我们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张蕴岭。早在1989年,张蕴岭即创办了第一个研究APEC的中心,并且在推动中国加入APEC起了直接作用。张蕴岭也负责主持研究了东亚自贸区相关的事项,对RCEP从发起到谈判,再到最终达成协议也有深度参与。以下为访谈实录。
****▍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
**问:**东盟峰会、G20、APEC会议期间,中国通过不同方式试图给世界传递清晰信号,那就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结合这三场外交活动,您认为中国达到这一目标了吗?在高度不确定的当下,这三场外交活动给区域、给世界带来怎样的确定性?
**张蕴岭:**东亚的系列会议是1997年以后发展起来的,因为当年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在危机之下就启动了东亚的合作,多重框架的东亚对话合作机制建立之后,每年轮流在东盟国家召开。APEC也是9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 APEC也是每年轮流在不同经济体召开。G20是2008年以后建立的,是为了应对危机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由发达国家和大型发展中国家组成。
今年比较巧合的是,三场会议都集中在东盟召开,会议的主题都主要是聚焦地区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在多重危机的形势下,如何加强合作,推动经济增长。G20的主题是“共同复苏、强劲复苏”,所谓的“强劲”就是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因为今年全球经济出现了全面的下滑,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度下降。
过去很长时间以来,世界经济靠中国增长的增量拉动。中国经济下滑对地区和世界经济影响很大。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如何推动经济复苏。中国领导人参加G20、APEC会议,**向世界发出了清晰的信号,一是中国要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加大开放力度;二是对世界的发展承担责任,提供支持。**在会议期间,中国领导人利用各种场合,表明了政策方向,提出了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张。
**在二十大召开前,不少舆论担忧中国会不会关上开放的大门,现在应该看清楚了,开放的大门是不会也不可能关上的,开放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关起门来就没有办法发展。**同样地,尽管出现保护主义,逆全球化趋势,世界不会走向封闭,各国政策的主导取向还是开放发展的。如今,世界经济发展的相互依赖性太强了,能源、资源、制造业产品,特别是像半导体这样的高度分工产品,没有开放下的交换、分工是不可能的。对中国经济来说,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需要进一步调动和创建国内市场能动性来驱动新增长,但是,国内驱动离不开内外的联动,这就是为何提出“双循环”。“双循环”的要义是在提升国内驱动力的同时,深化与外部的链接,改变靠贸易出口拉动的表层链接,通过像“一带一路”这样的共建机制,实现产能内在的链接和运营互动。
显然,在新形势下,加大开放力度,也意味着深化对外开放,改变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外需拉动的结构,使中国经济与外部经济的内在联系更深化,把联系的重点放在内在运行上。中国加大开放力度,也在进行调整。以往我们采取的是正面清单方式,即只开放那些我们选择的领域,现在实行负面清单方式,就是除了不开放的领域,其他都开放,而且,不开放的领域是有限的,单子不能太长,不然也不能与其他方进行对接,更不能发挥引领的作用。
****▍东亚经济区螺旋式前进
**问:**我们知道,东盟构建了“以东盟10国为中心”的多重、多向对话合作机制,有“10+1”、“10+3”、“10+8”、RCEP等,在您看来,这些合作机制各自在推动构建东亚经济共同体方面起着怎样的作用?您在《文化纵横》的一次活动中提到,东亚启动“10+3”合作之后,展望小组提出来构建东亚的共同体,且已经写入报告,领导人也接受了,但后来没法再推进,后来又放缓了一步,先推进东亚经济共同体,此一共同体后来也不太提了。可否介绍一下具体的过程,为何没有办法推进?具体阻力为何?
**张蕴岭:**东亚的系列会议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发展起来的。面对空前严重的危机,东亚各国形成了基本的共识,就是必须开展合作应对,必须坚持开放的大方向,不能向保守的方向退。因此,危机没有导致保护主义,反而推动了开放合作,这是由东亚各方经济紧密联系,相互依赖性强的本质决定的。同时,危机催生了构建东亚区域合作制度建设的意识,为此,成立东亚展望小组,由东盟和中日韩的专家参加,我本人作为中方的代表参加。展望小组提出关于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报告,得到各国领导人的支持。**按照展望报告的建议,东亚共同体的大厦建立在三个支柱基础上:一是东亚领导人会议,二是东亚自贸区,三是东亚金融合作机制。但是,由于东亚复杂的政治现实,在推动构建中,出现分歧。**主要的分歧是,在参与上,是限于东盟+中日韩,还是扩大到其他成员;是制度化还是机制化等。结果,建议成立的制度化“东亚领导人会议”,变成了机制化的“东亚峰会”,还邀请了澳新印度,以及美国、俄罗斯参加;建议13国参与的东亚自贸区,经过反复调整,最后变成了15个国家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东亚金融合作机制维持了“清迈倡议”的架构,虽有所进展,但没有深化。
**东亚地区非常复杂,经济上联系紧密,政治安全分歧大,还有如何维护东盟的中心地位等等。**推动构建东亚共同体,涉及到国家间关系的深度调节。还涉及到权力结构。比如,日本就一直担心中国起领导作用,东盟担心失去中心地位。还有,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美国深度参与东亚事务,有多个盟国,美国自己不愿意东亚抱团太紧。
在此情况下,东亚共同体建设很难深入下去,所以暂时搁置。但东亚区域合作没有停止,自贸区构建成了今天的RCEP,东亚峰会每年召开,东盟构建的“东盟+”机制每年召开。区域合作有多种形式,欧盟走的最深,建立了区域治理制度,东盟以“东盟方式”推进东盟共同体建设,东亚地区推动市场开放的共识性比较容易达成,如果在RCEP基础上推进构建东亚经济共同体,难度也很大。从未来发展看,RCEP的重要作用可能体现在推动基于规则的和互联互通的东亚经济区构建。
RCEP在去年生效,这是一个大的突破。这是东亚地区首次构建了统合的、以规则运行为基础的开放大市场,各国可以充分利用这个开放的区域大市场,这有助于地区经济的转型。东亚地区正在进行大的结构性转型。中国作为一个地区连接中心,以往主要是发挥低成本加工制造优势,链接东亚生产网络。现在,中国的成本提升,发展的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很多原来以中国为加工中心的一些产业开始向东南亚转移。在转移过程中,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失去市场,实际上刚好相反,会进一步扩大链接网络。RCEP提供了这样一个扩大的平台,中日韩产业在扩大的平台上拓展产业链,供应链。
围绕东亚区域合作,我曾写过一本书《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我对东亚合作的研究、参与和思考》,理想是什么呢?就是构建东亚共同体,现实是什么呢?就是各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别和分歧,具体进程要在两者之间进行可行性选择。理想很不错,但为了走下去,不得不按照现实对设想的进程进行调整,包括目标定位。当时,展望小组提出的东亚共同体建设也是留有余地的,并没有推荐沿袭欧洲的模式,也没有让东亚走东盟的模式。区域的发展不会是直线的,开展合作会有很多预想不到的矛盾。比如东亚自贸区构建,设想由“东盟+中日韩”为基础,后转向“东盟+中日韩+澳新印”为框架。2009年,美国宣布搞TPP,有一部分东盟国家参加了,这样东盟就着急了,于是开始加紧推动东亚自贸区构建,设计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日本、东盟都力邀印度参加,后来印度在谈判中感到压力太大中途退出,最后就达成了由15个国家组成的自贸区。
我们现在回看整个过程,RCEP从启动到生效,也是根据不同的情况不断调整的过程。如果一条路走不通了,那就换一条行得通的路走,这种变通的办法才能使得东亚地区能够不断往前走。东盟合作坚持“舒适度”,让参与者感到可行;东亚合作坚持灵活性,让进程不中断,可以继续前行,这些都很重要。
**问:**相当于一个螺旋式前进的过程。
**张蕴岭:**对,东亚地区各国谁也离不开谁,分割不行,不往前走也不行,所以就要找到一些办法来推进。RCEP谈了8年,难度很大,最重要的成功了。当印度提出退出的时候,日本曾表示没有印度参加,就不参加了,最后考虑再三还是继续参与。RCEP也对印度敞开了大门,条件具备了,随时可以加入,这样也保证了RCEP的开放性。在这个过程中,东盟的作用非常重要,东盟是领头者,也是粘合剂,东盟领导大家没有异议,各方与东盟都有直接的利益。
**美国在东亚有着直接的、重要的利益,不仅是战略,还有经济。**美国曾大力推动两个战略:一个在亚太地区,推动构建以APEC为基础的亚太共同体,把美国与东亚连接得更紧密;一个在美洲地区,构建美洲自贸区。**以APEC为基础的亚太共同体没有成功,东盟、中国都不支持,担心美国主导。**APEC规划了到2020年建成亚太大市场,也没有实现,但APEC合作机制维持下来了。不过,现在美国对其投入热情降低了,着力推动以应对中国为目标的“印太战略”。美洲自贸区推动几年也没搞成,因为拉美国家对美国的主导很警惕,牵涉到很多的政治问题,美洲自贸区构建就不了了之了。
**东亚跟其他地方不一样,这个区域构建了紧密的经济联系,东盟发挥了重要的牵头作用。**东盟有两个作用很突出:一个是其本身提供了一个好的范例,用东盟方式寻求团结,实现了区域的和平与发展;另一个是其发挥引领作用,构建了以东盟为中心的多层对话合作框架。有着分歧的中日韩已参与的方式与东盟一起构建东亚合作机制。
**问:**对于RCEP,您一方面认为RCEP是面向新时期的、符合高标准的自贸区构建,有利于东亚未来可持续地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另一方面也担心未来能否逐步提升,不让政治分歧干扰RCEP发展进程。您认为,中国的作用非常重要,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未来对外开放和深化改革的程度。目前受疫情冲击,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从中长期来看,中国能否建立起一个拉住东亚区域经济的体制?关键支点是什么?
**张蕴岭:**中国作为地区最大的经济体体,无可替代,这是最关键的支点。**中国参与RCEP,二者是一个互动进程,中国改变RCEP,同时RCEP也改变中国。**中国改变RCEP,是因为中国体量大、潜力巨大,可以为RCEP框架提供一个越来越大的市场,有了一个这样的市场支撑,东亚经济就有了稳定的基础。过去中国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加工中心,提供廉价产品,来拉动整个地区的产业链向外出口。如果中国的内需大幅度提升,可以为地区发展提供区域内的市场支持。现在,东亚的出口对美国市场依赖强,美国提供大量的逆差,吸纳东亚的出口,如果有了中国内需市场的支持,区域对外部市场依赖会降低,就可以增加区域发展的稳定性,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不是马上能做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自身经济结构的转变 。
关于RCEP改变中国,主要是指中国是RCEP的参与者,要遵守规则,为此,需要与区域规则对接,经济政策、法规要符合共同的规则。现在RCEP的规则标准相对还比较低,开放的速度也不是太快,但大方向是不断深化,提升开放的水平,开放的领域涵盖面更广。对中国来说,要不断进行改革。中国加入WTO也是这样,自己可保持特色,但必须符合规则。所以中国在参与过程中,需要不断调整,与各国共同制定符合未来发展的规则,特别是一些新领域和敏感领域,比如知识产权、政府采购、数字经济等,需要通过改革推进规则制定和实施新规则。显然,从发展趋势看,中国除了深化改革、对外开放,没有别的选择。
****▍规模效应调整全球力量平衡
**问:**过去几年流行一种说法,叫“东升西降”,RCEP是否提供了这样一个大趋势的注脚?
**张蕴岭:我****不太用“东升西降”这样的说法。习惯用“东升西降”说法的人,也许更多还是从政治角度出发。把世界简单的分为东和西,不符合事实。我主张用发达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认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比重在逐步上升,而且近些年上升得比较快,按照GDP计算,现在几乎与发达国家二分天下。当然,但如果细分下来,比如人均GDP、技术结构、专利结构等差距还比较大。从世界经济的整体结构变化看,发展中国家的群体崛起是一个事实,也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发达国家没法再继续主导世界经济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在2008年发生世界经济危机后,建立了G20,从G7(发达国家)到G20(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表明了一个大的变化,G7在世界经济中占的分量小了,难以再主导世界经济的发展。像中国、印度、印尼、巴西等这些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发展起来之后,规模效应是非常巨大的,会引起许多大的转变。
力量对比结构变化必然会导致了关系和秩序结构的变化。原来的一些机制,比如联合国体系下的各种各样的组织,都是由发达国家推动建立,并在决策中占主导地位,都必须进行调整,要能反映这种变化。当然,结构调整不应该是分割的,不能搞另一个体系,需要以合作的思维维护多边体系,维护世界的开放合作架构,要防止把调整变成对抗性的,对抗无助于解决世界的问题,毕竟一个或几个国家都无法解决世界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
**问:**虽然现实问题倒逼各国需要开放合作,但中美之间的结构性对抗短期内还是无法改变。中美两国领导人在G20召开前一天进行了首次面对面会谈,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美关系的本质。您也提到美国现在和未来相当一段时间,更关注的是战略性竞争,所以要利用自身优势进行带有歧视性的、所谓朋友圈的排除性的战略性构建。面对美国的战略性竞争,中国目前有哪些可用的工具和抓手?拜登上台之初就将21世纪定为“民主与威权”的较量,在您看来,非经济因素对于构建一个开放合作的区域性经济起着怎样的作用?
**张蕴岭:**政治因素是一直存在的,当前比较凸显和激化。中国的总体实力快速上升,对于长期以来一直居主导地位的美国来说,很自然地会产生战略警惕,并为此采取措施。不过,尽管中美之间政治制度不同,存在重大的战略和利益差别,但不能简单地把它归结为民主与专制的较量,我认为,主要还是国家间力量对比变化下的大国竞争。
中国的确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中国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作用非常强,国有企业为基础,这样一种巨大的差别是存在的,但这不妨碍两国的经济交往,因为要在市场上开展经济竞争。主要的问题还是如何定位和发展中美关系。中国主动提出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要旨是中美之间不要去争霸,要对话与合作。这次中美领导人会晤,中国强调,中美两国制度不同,你搞你的资本主义,我搞我的社会主义,要相互尊重,开放合作发展,不要搞对抗,也不要搞封闭。
中美矛盾很大,但也不是完全“势不两立”。**就我的看法,美国提出的是战略竞争,而不是战略对抗,虽然战略竞争也可能会走向战略对抗,但和冷战还是不一样。 冷战是谁消灭谁的问题,战略竞争是谁胜出的问题。**世界不只是有中美两国,其他国家的利益也不都与美国捆绑。现在中国和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都是主要的贸易伙伴。所以现在分析问题不能用黑与白的二分法,不是两个阵营,而是多分法,每个国家都在做多项选择,不是光靠中国,也不是光靠美国。美国显然也清楚这一点,所以,拜登提出来要加设护栏,就是不希望出现大的颠覆性变化,就是想要维护基本稳定的大局。其实,中美双方的分歧会长期存在,但领导人都还是有把控大局的战略意识。
**对大多数国家来说,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中美对抗各拉势力,需要被迫选边站。**不过,现在要想拉集团搞对抗也难,因为多数国家基于现实利益都是多项选择,不想一边倒。这也是为什么德国总理舒尔茨非要跑到中国来,尽管德国在意识形态和国内舆论上对中国很多不满和批评,但因为中德之间有很多共同的利益,还必须来中国。
**问:****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鉴于目前全球经济衰退以及迫在眼前的战争、气候等问题,基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外交方式已经很难产生吸引力了,最终各国还是要回归政治现实,走向政治现实主义?**之前很多人担心新冷战,认为新冷战是最保守估计,这种政治现实主义能化解掉这样的新冷战吗?
**张蕴岭:**也不仅是政治现实主义,也有现实的经济利益,各国都要发展,社会都希望稳定。现在问题矛盾比较多,变化也比较快,所以各种认知分歧非常大,特别是媒体舆论,极端的表达可以引起群体效应,在这样的形势面前,很容易出事。但总的看,世界的主流趋势还是维护和平与发展的大局。作为G20承办国的印尼,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最后达成了重要共识,发表了联合声明文件,向世界发送了积极的信号。
中国提出了世界发展倡议和世界和平倡议,这两个倡议所发出的信号是明确的:核心的问题还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有自己发展的目标设计,也有推动世界向好发展的责任。中国自己坚持对外开放,和世界一起发展,不希望对抗,也不搞对抗。**尽管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不可避免会拉朋友圈,无论从经济、政治,还是安全方面考量,都是需要“报团取暖”,但“抱团不对抗”是一个新趋势。**比如,东盟就是抱团不树敌,不对抗。中国实际上也是这样,比如金砖、上合等国际组织,没有把任何一个国家定位为敌手。美国卖力气拉圈子,意在孤立中国,全心全意跟着干的也不多。
传统的集团对抗就是要确定明确的敌人,欧洲现在还有很强的痕迹。有时候,发生对抗性冲突也是可能的,会突发偶然事件,但在此情况下,需要尽力灭火,而不是让火烧大。过去历史上战争的爆发,都是由小问题诱发,最后酿成大问题,这也是为何中国始终在强调要把控大局,不发生颠覆性问题。
****▍地区关系需要审慎对待
**问:****提到RCEP,印度的态度很值得一提。**作为中国的邻国,印度的人口很快会超过中国,但在是否加入RCEP的问题上,印度还在犹疑。2019年11月4日,印度外交部副部长维接受彭博社访问时表示,印度总理莫迪基于保护印度劳工与农民,决定暂不加入RCEP。彼时,中国和日本对印度予以了挽留,并表示等待印度再次加入。在您看来,印度加入RCEP的障碍在哪里?在什么情况下这些障碍可以克服?
**张蕴岭:**印度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比较晚,主要还是90年代莫迪政府上台以后,市场开放度比较低。印度的制造业有的比较强,比如塔塔集团,但总体基础非常弱。印度的强项是承接外包,两头在外,就业人数很少,正在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印度不加入RCEP,主要考虑的还是国内无法承受全面开放、难以承受来自东亚产品,特别是中国制成品的竞争。
中国加入WTO谈了15年,进程很艰难,当时就是因为国内承受不了很快的全面开放,需要保护国内市场,担心一旦放开,外资产品会全面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的民族工业会全面崩塌。加入WTO时,中国争取了过渡期,争取到逐步放开的待遇。印度是一个大经济体,区域自贸协定安排无法提供宽松的长过渡期。
印度加入RCEP需要直面来自中国的竞争。**印度不担心日本,但担心中国的竞争,****因为日本的竞争主要在上游的技术性产品,输出的主要是技术密集产品。但中国目前还没有完成转换,印度加入RCEP,可能面临中国产品大举进入印度市场的挑战。**基于此,当时曾想能不能搞一个中印特别贸易安排,给中国产品设限,但那不符合RCEP统一的开放规则。现在中印之间的贸易已经是印方很大的贸易逆差了,且贸易逆差呈上升趋势大,大量的产品印度生产不了或者不生产,只能从中国进口。印度加大了对中国产品的限制,即便这样,其印度从中国的进口还在增加,同时,印度还对中国的投资设置很多限制,为印度企业生产实施保护。
我的基本研判是,如果条件允许,印度将来会加入的,但需要时间,现阶段印度不加入,对RCEP影响不大。其实,印度一开始并不愿意参加,是日本、新加坡做印度的工作,印度才勉强参加,进入谈判阶段感到确实不行,所以才中途退出。对现阶段的印度来说,没法享受这样一个大市场,但是至少可以避免大的冲击。印度还是在努力开放,与欧盟、日本、澳新等构建自贸区。当然,日本积极推动印度加入RCEP,有平衡中国的考虑,但是也不能不考虑参与的能力。
**问:**您在公开活动中提到,现在关于区域的所有讨论中,大家有两个比较关注的问题:一是关注未来中国的经济走向,是建立一个自主自强的经济,还是建立一个开放、承载外部市场需求的经济;二是中国能不能真正像官方所倡导的那样,构建一个命运共同体,一个共同发展的、减少对抗的地区秩序。从二十大报告来看,发展与安全问题要兼顾是个高难度动作,RECP在其中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台海局势和朝鲜半岛问题也是影响安全的问题,东亚地区的政治不稳定,会为东亚的经济整合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张蕴岭:**就像我前面说的,RCEP是一个粘合剂,不光是经济利益,还涉及到政治、社会各个方面,但经济发展问题还是第一位的。做政治研究的人一直有一个认知,认为经济没办法阻止战争,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反而可能增加冲突的危险。但在实际的发展中,经济利益作为基础,还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企业界的压力可以发挥重要影响。
东亚地区存在高度的安全风险,台海问题,南海问题、东北亚,特别是朝鲜半岛问题,如今又有中美战略竞争,美国加大对台海、南海问题的介入,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加剧等。东亚地区的发展就是在这样的紧张、危险局势下不断发展的。**重要的经验是,其一,实行“政经分离”,把经济和安全问题尽可能分开来,以经济促安全;其二,尽最大努力把控安全大局,避免发生大的冲突矛盾。**因此,一方面,看似矛盾很多,局势有时比较紧张,但另一方面,经济获得快速增长。**这里,有几个稳定器: 一是中国的因素,**改革开放后,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改善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海峡两岸也大幅度改善了关系,中国的发展拉近了地区各方的关系,创建了新的利益基础;**二是东盟因素,**东南亚由战乱逐步通过区域合作走向稳定、和平与合作,东盟以己为中心构建了“东盟+”对话合作框架;**三是朝鲜半岛南北关系尽管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还出现了朝核问题,但是,没有发生大的冲突。
现在出现了中美战略竞争,台海、南海、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人们的确担心会不会失控,破坏东亚和平与发展的大局。这是各方需要重视和研究的问题。**在我看来,维护东亚开放合作发展的大局还是一个基本共识,没有一个国家希望发生大的冲突,特别是战争。反战、防战、避战,这也许是大家都要止步的一个红线。面对俄乌冲突所引发的战争,后果都在那里,是警示,也是教训。**东亚地区政治、安全关系复杂,有遗留的,也有新的,需要充分利用利益基础的作用,需要利用空间和余地,利用已经发展起来的各种对话合作机制,主动创建对话合作的机会。
面对复杂的形势,复杂的关系,不能太乐观,但也不要太悲观,事在人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