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卢金：当代中国创造了新的文明吗?

【文/亚历山大·卢金 译/刘思雨】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从很多原因上来讲是有趣的，关于它的资料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这次会议阐明了中国这个世界最大强国的发展战略。但我想请大家注意的是，在这些文件中，中国声称自己创造了一种超越其他文明的新文明。

全会结束时的总结公报中简要陈述了这个不寻常的的想法，其内容如下：“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几天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这一思想作了更详细的阐述：

“一百年来，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因此，中国共产党将创造了一种新的文明作为其主要贡献之一，不仅是对于中国人民，也是对于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它提供了一种新的、更有效加速现代化的方式。

中国的文明发展途径有什么重要意义呢？实际上，它表明中国领导人接受了多元文明理论，在整个历史中出现的每种文明都以不同的方式发展，并呈现出对在启蒙范式下的欧洲中心发展模式的批判。

2021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这是升国旗仪式。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 摄

“文明”一词很年轻，18世纪下半叶才出现在欧洲语言中。它被用来表示有文化和教养的社会或人的概念，自盛行“温和的道德”的古希腊时代这种概念就存在，与之相对的是原始的、野蛮的和没有文化的社会。在启蒙运动期间出现的社会进步思想将文明置于比野蛮更高的水平，因此文明被认为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更高的阶段。

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相当典型的启蒙理论，尽管也许是最发达和最令人信服的理论之一，它的创始人是启蒙的欧洲中心主义者。他们相信世界是基本统一的，所有社会都会经历相同的发展阶段，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跳过某些阶段（例如，卡尔·马克思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认为俄罗斯即如此）。所以，他们用“文明”这个词在传统意义上表示一个更发达的社会。因此，马克思最亲密的伙伴恩格斯在其1947年的著作《共产主义原理》（The Principles of Communism）中写道，共产主义革命“必须在所有文明国家同时发生——也就是说，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这里“文明”显然意味着“更发达”。

在19世纪才出现了把文明作为一种精神和文化特征的某种实体的理论，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中心的这些特征可能彼此不同，但不一定代表一个特定的发展层次，也就是说，不处于较高或较低的发展水平，而是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它是在试图证明各大国历史经验的价值、独特性的浪漫主义、民族主义及保守主义兴起之后出现的。传统上，“文明”与“野蛮”是对立的，而现在，文明开始相互对立。

并非巧合的是，这一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俄罗斯思想家尼古拉·丹尼莱夫斯基是第一个确定10种单独的“文化和历史”类型或文明的人，他的一部作品叫做《俄罗斯和欧洲》，主要是致力于批评欧洲文明，相对于尚未出现的斯拉夫文明。

对他来说，单一、统一的人性是空洞的抽象。这一理论由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和阿诺德·汤因比提出，并且最近由塞缪尔·亨廷顿进行了简化。

中国本身也有文明论的支持者，这一理论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传播尤为广泛。当时特别著名的是哲学家和公众人物梁漱溟的作品，根据他的理论，世界分为三种文化类型——欧洲、中国和印度的——是人类三大需求发展的典型：物质需求、社会需求和精神需求。中国共产党执政后，这些理论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毛泽东亲自批评梁漱溟，这位哲学家曾因为长期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不承认阶级斗争思想而被批判。

因此，中国当局采用了文明之间的差异理论，也就是沿袭了丹尼莱夫斯基、斯宾格勒、梁漱溟和汤因比的理论传统，疏远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他们相信单一的人类文明和线性进步，其共同目标是建立一个理想的、统一的世界共产主义社会。

坦白说来，中国的方法论确实保留了某些马克思主义，或者至少是启蒙主义的特征。全会文件提出，文明不仅有不同的形态，还有一种单一的人类文明发展方式，也就是“中华民族这个世界上古老而伟大的民族，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创造了“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的灿烂文明”。此外，“文明”一词有时也代表“发展水平”的原意。例如，该决议赞扬共产党“吸收了人类创造的一切最优秀的文明成果”。按照官方的说法，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中国辉煌的传统文明“蒙尘”了。中国共产党的成就在于复兴了人类文明，延续了中国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人类文明”，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按照中国人的观点，这种新形态是目前构成人类共同文明的几种甚至是多种文明之一。

尽管如此，中华文明思想是独一无二的。第一，在丹尼莱夫斯基和他的追随者的传统中，它是复杂而多面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本人也对此表示过类似意见，2021年7月，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局面。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古老中国焕发文明新貌。（来源：人民日报）

在中国领导人提到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式之后，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就开始发展这一想法。其中一位解释说，物质文明决定着人与事物的关系，实现了在“生产力大幅度增长”的基础上，各国人民共同运用物质成果的目标。政治文明决定了党与人民的关系，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以及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和“最广泛地代表本国人民利益”。

精神文明决定了人与自身的关系。要严格遵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遵守礼节原则，也就是做到言行一致，遵循仁爱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包含着宽容他人的精神，体现了“和而不同”的原则和其他价值观念。

社会文明决定了人与人的关系，强调和平共处、和谐共存，保障和增进民族福祉，促进社会正义原则。

生态文明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维护和完善了生态文明的体系和模式，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创造了条件。

从总体上看，中国现代化的新道路不是一条单线，而是一条文明全面发展的道路，为世界上正在努力寻找一个更好的社会制度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自己的方法论和建议。

与其他文明理论一样，新中国文明的独特特征也是以它和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来定义的。正如一位中国理论家所总结的那样：

人类文明的新形式是中国人民的新创造，它是在共产党——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领导下——在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发展、延续和发展中国文化、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既不同于向恶习敞开怀抱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形式，也不同于基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形式。它符合世界文明普遍规律的要求，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同化。它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诸多缺陷，摆脱了资本主义异化的恶习，打破了西方对所谓“普世价值”的垄断。这种文明形式在吸收人类文明先进成果的基础上延续了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丰富了人类对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世界文明的未来发展都具有重要价值。

从理论上讲，中国共产党人采用文明理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行不是通过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相混合，而是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思想相结合，而中国思想已经基本吸收了当时普遍存在的西方理论。这种融合可以从上面引用的全会决议的措辞中看出。这里的“大同”（Great unity）一词来自中国古典哲学，它的意思是“一个理想的社会”。但直到二十世纪初，哲学家和改革家康有为才将其含义从古代转移到了未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比如蒋介石，才开始使用它。“现代化”的概念源自当代西方社会学和政治学，其结果是，只有关于党和人民的话语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归于列宁主义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

如果不考虑术语上的差异，我们会发现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家所信奉的路线与梁漱溟的理论差别不大，顺便说一句，梁漱溟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开始将中国的文明模式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唯一不同的是，梁漱溟仍然认为最高文明应该建立在印度教的精神原则之上。当然，北京的理论家们可以宣称，他们发明的新文明形式就是共产主义，即人类发展的最高阶段，所有其他文明最终都会到达这个阶段。这将使他们的理论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然而，他们不太可能这样做，因为这将迫使他们完全放弃其他文明具有巨大价值的想法——而这正是他们反对的西方特殊论所依据的论点。

从实际情况来看，新的文明意识形态显然反映了中国领导层因国家巨大的经济成就而日益增长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无独有偶，在许多国家——德国、俄罗斯、美国、日本和非洲国家，当民族主义的发展使得他们有必要将自己的传统和文化与以前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和文化相对立时，就会出现这样的意识形态。

中华文明在新时代里正焕发新的生机。图为小朋友体验活字印刷术（中新网）

当然，与美国或苏联不同，中国还没有将其政治制度或经济模式强加于他人。在2021年11月16日与拜登总统的谈话中，习近平指出：“中国不打算将其方法推广到整个世界。相反，我们总是鼓励其他国家寻找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然而，有这样一种观点：中华文明新形式更卓越，在各个方面都超越了其他一切文明。这种观点自然会引发人们将中华文明推广开来的愿望，至少是要通过更有力的宣传来推广它。毕竟，如果你的文明样板是当今世界最好的，那么不接受它的人要么是愚昧无知，要么是中了敌人的诡计。而愚昧可以通过再教育来消除，例如，教育那些不了解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的中国公民。另一方面，必须与敌人作斗争。

在中国，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向世界展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现代化道路，这也是导致现状原因所在。因此，用西方政治学的术语来表达，中国的官方宣传正试图摧毁美国及其盟国的意识形态基础——正如西方现代化理论所表达的那样：一方面，只有采用西方的经济模式才能实现繁荣发展，而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和中产阶级的形成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民主化并采用西方政治模式。

纵观历史，不同的国家都提出了实现现代化的替代性方案，但没有一个国家真的根据方案成功做到了现代化。在这方面，苏联的解体对中国来说尤其有说服力、影响深远。正因为如此，中国表示，中国模式不仅纠正了西方的错误，也纠正了苏联的错误。当然，现代化理论的支持者可能会反驳说，中国民主化的时代迟早会到来，但中国显然不这么认为。中国认为，它终于找到了另一条可以引起他人效仿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认为中华文明无可挑剔这一论点，与其说让人想起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的优势”（苏联从未声称拥有特殊的文明）的思想，不如说是让人想起以中国为中心的古典世界秩序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世界被分为一部分是文化上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华”）和属于蛮族的一部分（“夷”）——尽管中国皇帝的职责并不是要征服野蛮人，但中国皇帝却要让野蛮人相信“辉煌”的中华文明的优越性。他的劝说方式有：给予蛮族贸易和其他方面的特权、对亲华势力的军事支持等等。这往往导致中国的邻国和相邻的部族陷入对中国附庸般的依赖，即使中国没有直接征服他们，他们也要向天朝上国年年进贡、岁岁称臣。与此同时，中国真诚地相信，它的所作所为是为了他们的利益着想。世界各地的中国外交官都言辞变得强硬，在他们看来，许多人不了解中国对这些国家的人道的和公平的态度。这有时会促使这些国家改变其立场，甚至对中国道歉。中国人真的不理解，为什么自己做的有利于这些国家的最大利益的事情，会让这些国家的人生气。

宣扬中华文明的新路线可能会给中国领导层带来两个问题。首先，中华文明优越的判断可能让许多国家感到威胁，特别是那些古代是中国属国的邻国（越南，朝鲜，日本，缅甸等）。中国自信的外交政策和咄咄逼人的新外交风格，已经导致中国在许多国家的名声受到影响。如果受欢迎度继续下降，中国在其他国家的贸易发展将会受到限制——而这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

其次，大多数文明理论家，如斯宾格勒和汤因比，认为文明和人类一样，是会产生、成熟和消亡的——也就是说，它会自然而然地终结。然而，这样的中国的理论家可能不大满意这样的观念，他们将需要提出论据，论证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新文明形式将永远存续下去。

（本文发表于2021年12月18日美国《国家利益》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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