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毓堃：土耳其、伊朗外长前后脚访华，中国外交下了盘大棋？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胡毓堃】

就在全球外交领域将目光聚集在美俄谈判时，新年伊始的中国外交，也开启了自己的步伐。

应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邀请，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分别于1月12日、14日对中国进行访问。

两国外长此次访华的时机也颇为令人玩味：自1月10日（周一）起，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GCC）三分之二的成员国及该组织秘书长纳伊夫开始访华；哈萨克斯坦的局势尚未完全恢复常态，不确定性仍存；伊朗核协议谈判重启，但达成共识路上的挑战与阻力也不可避免……

在这一不同寻常的时刻，同一地区多国近乎同期访华，尽管具体事宜不尽相同，但各自的关切也必然重合。

土耳其：宏图很大，但不能不考虑中国

岁末年初之际，土耳其的内外动态可谓两极并存：既陷入多事之秋，又想要大展拳脚。

从GDP指标来看，2021年土耳其经济反弹明显，去年第三季度同比增长7.4%，路透社调查预计该国2021年GDP增长可达9.5%。然而，看似光鲜的GDP数据背后，土耳其饱受通胀之苦，该国货币里拉贬值一再创造历史新低。与此同时，埃尔多安政府与土耳其央行以降息“推波助澜”的方式，也绝非长期的经济解钥。

2021年12月以来，土耳其里拉断崖式下跌（彭博社）

当然，美国对于土耳其购买俄罗斯S-400导弹系统施加的经济制裁，对于依赖美国投资的土耳其经济影响不可小觑。但近年来的经济阵痛并没有阻止土耳其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实施自己的宏图。

土耳其一直积极寻求地区领导地位。2020年，土耳其的支持与帮助，令阿塞拜疆在与亚美尼亚的纳卡地区冲突中“取得胜利”，更是一度显著提高了土耳其的声望，甚至令“图兰”（大土耳其世界）成为社交网络上的热词。

出了本地区，土耳其更是把目光投向了非洲。任内已经出访非洲28次的埃尔多安俨然成为全世界访问非洲次数最多的现任国家领导人，而打着“为被殖民被压迫人民发声”、“穆斯林权利捍卫者”旗号的土耳其，通过扩大投资、“基建狂魔”、语言文化输出、军事参与、武器出口等多种形式扩大自己在非洲的影响力。

这些活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埃尔多安个人和土耳其的存在感，但是也不可避免引起了区域和世界其它大国的警觉。正如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张玉艳博士所指出，土耳其积极推行的”突厥世界计划“，无疑是对俄罗斯国家安全和海外利益的严重挑战，甚至可能成为“反俄联盟”。

毕竟，俄罗斯境内存在着多个以突厥语为主的联邦主体，而高加索地区（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及中亚作为前苏联地区，更被俄罗斯视为自己不可丧失影响力的“势力范围”。

正因为如此，在1月初哈萨克斯坦骚乱爆发后，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组织迅速入哈平乱，以及普京的表态也被解读出格外的含义。“必须确保类似的意外情况不会在哈发生”，“充分准备好击退任何挑衅”等话语，被中东问题专家迈克尔·坦楚姆视为对土耳其发出的“重要警告信号”。

而土耳其极右翼政党“民族主义行动党”领导人代夫莱特·巴赫切利与埃尔多安的一张合影，更是挑动俄罗斯与中国的神经：二人手持的一张世界地图，将横跨欧亚大陆的高加索、中亚、远东地区纳入“突厥世界”范围。

正如坦楚姆所说，土耳其正在成为“欧亚地区的议题设置者”，因此“俄罗斯和中国都将密切注视任何事态的发展”。

至于非洲，除了法国对土耳其积极输出影响力感到不安之外，《非洲报道》等本土和国际媒体也开始将土耳其与中国并列，认为土耳其在非洲的举动正在与中国构成“竞争对手”的关系。

如果真如国际观察人士分析，俄罗斯用借机出兵哈萨克斯坦让土耳其暂时“触礁”，那么土耳其外长在这一敏感时期访华，自然也是感觉到其当前推行的地区和国际外交战略不能不把中国纳入考量。

土耳其外交部将恰武什奥卢访华目的，描述为“处理双边关系及当前的地区和国际事务”。结合当前土国内、地区和国际局势，此话看似官方，但着实不虚。

尽管经历着经济阵痛，但土耳其的经济发展前景得到了国际资本的看好。用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的话说，包括普华永道在内的众多国际经济和金融机构将土耳其视为潜在的国际产业链枢纽，有望吸引产业链建设的国际投资。

普华永道合伙人之一的托尔加·巴洛格鲁便认为，后疫情时代众多企业将更加注重商业持续性、供应链风险和韧性管理，而这会导致经济全球化向地区化的回归。而处于欧亚地区枢纽位置的土耳其，可以通过改善宏观经济环境和劳动力市场，成为区域制造业、贸易和物流枢纽，从而提升国际竞争力，实现其供应链枢纽的潜能。

在这些领域，中土双方继续发展经贸关系，无疑将有利于土耳其实现上述目标。

1月12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土耳其外长查武什奥卢在江苏无锡举行会谈

2020年，疫情之下中土贸易总额仍同比增长15.6%，达到240.8亿美元。中国作为土耳其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十五大出口市场，对土耳其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而易见，双方已经在土境内多个能源开发、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合作成效显著。维护并发展双边经济合作关系，并在新能源、5G、云计算、大数据等领域开拓新的合作空间，自然将继续令土方受惠。

而当前地区局势的新变化，更是土外长访华的直接因素和重要议题。土耳其在欧亚地区的任何举动都有可能事关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其它核心利益诉求，近期哈萨克斯坦的动向更是同时牵动两国。

用美国国务院原政策规划官员里奇·奥岑的话说，可以预见恰武什奥卢访华是要试图打消中方可能存在的顾虑，即“哈萨克斯坦的事件是泛突厥主义煽动的结果”，而土耳其也可以借此机会向中方解释其“不会威胁中国的国家利益”。

而中方对土耳其在该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独特作用的认可，以及表态应通过加强沟通、增进相互了解，解决在历史和民族等认知差异问题，并强调不在国际场合参加针对彼此的活动，也的确证明了一点：土耳其有再大的宏图，也不可能忽视中国等地区相关主要国家的顾虑，搞“单边主义”行动。

伊朗：不止于25年全面合作协议

土耳其的“突厥世界计划”一波三折，伊朗外长访华也与其所处的本国和地区形势息息相关。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赛义德·哈蒂布扎德在周一指出，为期25年的中伊全面合作协议将是此次阿卜杜拉希扬访华的重要议题。事实上，这份协议内伊朗最为关切经济与安全领域合作，以应对伊朗当下的内外挑战。

纵观过去五年伊朗的经济形势，除了2016年（伊核协议生效第一年）因外部制裁的取消而实现25年来最大增幅，之后数年的情况均不乐观。2018年，随着美国退出伊核协议、恢复对伊制裁，伊朗经济更是自疫情前到疫情开始后“三连跌”，2021年在世界经济普遍反弹的情况下，恢复速度也不如全球水平。

更严重的是，在国际制裁之下，作为伊朗重要经济支柱的石油生产与出口一度缩水近50%，出口和吸引外资均遭受重创，法定货币贬值至低点。新冠疫情尚未来临，该国失业率便在2019年达到16.8%，如今全国更有超过20%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去年下半年的民意调查显示，59%的伊朗人表示当地经济正在恶化，91%的民众认为如今在当地不是找工作的好时候。

当前总统鲁哈尼都承认制裁影响了伊朗的食品和药品供应，非政府国际组织“人权观察”也出台报告直指伊朗民众的健康权正在遭受损害时，伊朗的政治与社会稳定势必受到影响。与近期的哈萨克斯坦类似，2019-2020年的伊朗全国性抗议活动，便由民生问题（燃油价格上涨50%-200%）引发，最后升级为针对伊朗政治体制的冲击。

在此情况下，两国全面合作协议中达到4000亿美元的中国对伊投资，以及两国的石油贸易和技术合作，对于伊朗至关重要。正如美国《纽约时报》所说，尽管该协议在伊朗国内尤其是政界争议不断，伊朗前总统内贾德甚至公开批评这是“伊朗人民决不能接受、可疑的秘密协议”，但由于“伊朗所有的路都被堵死”，这一协议是伊朗当下“最好的选择”（伊朗前外交官费雷敦·马勒西语）。

由此可见，在经济层面，伊朗历经政府更迭，也依旧不会改变对该协议的重视。伊朗外长将贯彻落实该协议中的经济合作作为访华重要议题，也在意料之中。

与此同时，此次莱西就任总统后伊朗新政府第一次高官访华，选择的时机也颇为不同寻常：就在本周，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曼和巴林四个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以及GCC秘书长纳伊夫也同期造访中国；岁末年初之际，伊核协议相关方在维也纳启动了第八轮美伊恢复履约谈判，继续推动恢复伊核协议进程。

1月11日，王毅会见海合会秘书长纳伊夫

目前，恢复伊核协议的谈判无疑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区”，正如中国谈判代表、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王群所说，各方就核领域问题形成了新的“共同案文”，就制裁解除问题形成了“共同谅解”，同意在第八轮谈判中聚焦这一重点问题深入谈判。而制裁解除与美国承诺不再退出，正是伊朗对于同意恢复协议的核心诉求。

与此同时，没有参加第八轮谈判的“退约方”——美国的态度既给恢复协议留下了希望，又继续给伊朗和各方施加压力：

一方面，美国与其它缔约国（中、俄、英、德、法、欧盟）达成一致，解除了一部分对伊朗的制裁（如针对在联合国总部工作的伊朗外交官旅行限制）；另一方面，美国也警告称“达成新协议的时间不多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更表示“可能过不了几周谈判就将失效”。

面对美国当前不太可能接受伊朗两大诉求的现实，上个月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伊朗外长通电话期间，已经表态“中方支持伊方的正当合理主张，反对动辄施压的错误做法”。同为伊核协议谈判的参与方，此次阿卜杜拉希扬来华，极有可能希望在伊核协议谈判问题上得到中方的进一步支持，从而为伊朗在谈判中争取更大的主动权。

伊朗核问题对国际社会和主要大国非常重要，对于伊朗自身更为重要，因为它关系到伊朗所在的地区安全，与伊朗的外部生存空间直接相关。而地区和平与稳定，无疑也是伊朗外长访华的议题之一。

考虑到与伊朗这个什叶派伊斯兰国家的长期对立关系，其周边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对伊朗的一举一动都尤为敏感。香港《南华早报》便指出，对于美国总统拜登任何尝试恢复伊核协议的举动，都令这些国家尤为谨慎。

过去40年来，从宗教、核计划等敏感问题，到也门、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和巴以关系问题，伊朗与沙特阿拉伯为了争夺中东地区影响力和事务主导权，长期竞争、博弈。例如，伊朗长期关注巴勒斯坦建国事业，以扩大自身影响力并削弱沙特阿拉伯的地区影响力。而沙特阿拉伯则需要巴以两国和平共处，以遏制伊朗趁乱渗透，维护其地区主导地位。

至于在是否与以色列缓和关系的问题上，伊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更是持完全不同的态度、采取截然相对的行为，就如同伊核协议问题一般。

当然，伊朗与沙特（以及其它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在2021年也露出了转机的迹象。用“德国之声”的话说，由于疫情之下，双方都有发展地区经济贸易的需求，在也门冲突上存在停火的可能性，加之美国撤军阿富汗令双方都意识到处理地区安全问题还得靠自己，去年两国明显增加了接触，在各场合的各级别会见、会谈次数尤为增加，出现了“关系解冻”的可能性。

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地区动向中，尤为需要各方审慎行事，否则便有可能陷入更大的被动。当伊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都不再相信美国会大力介入该地区事务时，寻求其它域外大国的支持，无疑是双方眼中增加自身筹码、在地区问题上占据主动的必要之举。

综合考量之下，海湾阿拉伯国家和伊朗前后脚组团访华，也就可以理解了。即使不需要中国公开、直接支援，与中国达成有益的经济合作，获得政治信任，甚至在安全领域有任何合作的机会，都会被这两方视为“增强底气、增加底牌”。

由此可见，同为历史悠久、曾经辉煌的地区大国，土耳其和伊朗都有自己的宏图，也都不得不面对现实的局限。在同样的时间集中访华，各自想谈的具体事宜或许不同，但两国的关切其实高度相似。而在开年之际增加多边沟通，增进互谅互信，或许是各方处理地区和国际问题更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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