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流浪站：即使对立，伊朗人移民西方的步伐从未停下
【文/线一凡、马朔玥】
1979年，有50万在伊朗出生的人常年移居海外，截止到2019年这一数字达到了310万人，1979年和2019年这两个时间点伊朗移民人口分别占该国总人口的1.3%和3.8%。根据伊朗外交部公布的数据，2021年约有400万伊朗人选择居住在国外，其中在美国居住的伊朗侨民达到了150万人，加拿大约为40万人，英国40万人，阿联酋35万人，德国30万人。其中属于长期居住工作的，美国占伊朗总移民人口的32%，加拿大为14%，德国为11%，瑞典为5%。
伊朗移民人口数量以及其占伊朗总人口的比率。来源：Azadi P, Mirramezani M, Mesgaran M B. Migration and brain drain from Iran[J]. Stanford Iran, 2020, 2040: 1-30.
伊朗移民发展历史
考虑到西方是伊朗移民的重要对象地区，因此认识伊朗对西方地区看法的演变十分必要。伊朗同西方的接触历史非常悠久，其最早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但在后续数百年中并没有任何一种记录可以直接或间接表明伊朗人对西方的态度，借由菲尔多西创作于10世纪的列王纪，可以从其文字描述中一定程度上窥见那一时期伊朗人对欧洲持一种中立的看法，当然这种考据仅作为模糊的猜测，不足以成为确切可靠的来源。
在伊朗进入伊斯兰时代后，除去伊朗统治者和精英对西方的个人看法外，伊朗公众对欧洲在内的西方的看法仍然缺乏可靠资料。
从一个更加宽泛的层面看，在那个宗教色彩相对强烈的时期，穆斯林将欧洲人视为不洁的异教徒，伊朗可能也是如此情况，直到恺加王朝时期，伊朗在同俄罗斯的战争中承受了苦涩的军事失败并面临着欧洲其他列强的威胁，伊朗对西方的看法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并在社会层面上普遍认可西方相较伊朗处于绝对的技术领先地位。
恺加王朝的国王纳赛尔丁·沙阿是第一位前往西方国家的伊朗国王，1873年，他出访了德国、比利时、英国、法国和其他诸多欧洲国家，游历过程中他被西方的金融产业和工业技术的先进深深地震撼。在恺加王朝，Farang(فرنگ)或者Farangestan（فرنگستان）遂被用于指代欧洲人和他们的国家，这代表着欧洲国家相对于伊朗更加发展的社会经济，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第一批伊朗人离开了他们的故土迁移到西方，成为伊朗历史中首批前往西方的移民。
伊朗国王纳赛尔丁·沙阿访问欧洲。资料图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为了追赶西方快速的技术发展，伊朗人被系统性地送往欧洲接受教育，西方思想和价值观逐渐传入了伊朗学术和专业研究领域，这导致伊朗社会的价值取向逐渐缓慢的向二分态势发展，由两个对立的群体共同发展和维持着伊朗的价值体系：“乌莱玛等宗教人士和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
从那时起这两种偏于对立的观念就分别影响着伊朗对西方的看法，知识分子们认为西方的价值观是可取的，因为它代表了理性思想、民主宪政、世俗主义和对女性的解放，而乌莱玛则基于上述价值观认为西方的体系是不可取的，因而西方是不受到也不应受到欢迎的。
1953年，伊朗民选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在美国和英国情报机构协助策划的政变中被推翻。资料图
上述时期中伊朗在同西方的接触中总体接受到的是负面的反馈，在沙俄和英国两大霸权中不断遭受挤压，直到20世纪中叶，伊朗精英对西方的看法发生了进一步的恶化，伊朗民选总理摩萨台被英美通过政变手段推翻，这也被定义为伊朗精英阶层对西方敌意的起点，在这种情况下，伊朗精英主导下的社会将西方看作专横的势力，其对伊朗文化和民族具有威胁，并且支持伊朗的压迫性王权统治。
在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同西方国家的交往显著增多，越来越多的伊朗人前往西方进行商业活动、旅游或者在当地接受教育，1928年伊朗议会进一步批准了伊朗人派往国外接受西方教育的计划，同西方国家有密切交往的伊朗人和那些在欧美接受教育的伊朗学生也逐渐影响着伊朗国内人群对一个理想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架构的看法。
1960年-2020年伊朗人均个人生产总值，单位为土曼。来源：Azadi P, Mirramezani M, Mesgaran M B. Migration and brain drain from Iran[J]. Stanford Iran, 2020, 2040: 1-30.
直到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由于该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伊朗新一轮的移民潮开始，居住在国外的伊朗人口数量快速增长，伊朗国内经济发展并不乐观，但在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伊朗的移民们更倾向于生活在为公民提供更多消费手段的国家，这些居住在西方的伊朗移民持续地影响着伊朗人对西方的印象和看法，尤其是德国、法国、美国和加拿大这类富裕国家。
由于伊朗国内经济长期受到封锁加之内部社会价值观和路线的分歧，民众对于宏大叙事的热情逐渐冷却，对于美好生活、高质量生活的向往居于主导地位，西方发达的经济体系和宽松的社会限制进一步凸显了在伊朗生活的窘境。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积极地增强着本国的文化软实力，利用其富有全球影响力的媒体和好莱坞电影，美国将自身描绘成了一个任何人都想生活在其中的进步、幸福与繁荣之地，而这种影响又尤其吸引那些对西方媒体具有高信任度的人群，这种乌托邦式的宣传深刻地影响着伊朗人对于发达国家和本国生活质量的看法，并不断的驱使着伊朗移民们前往西方定居。
伊朗移民成因
在斯坦佛大学开展的伊朗研究中，就1980年至2020年伊朗移民的驱动因素进行了统计调查，在1980年-1990年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社会动荡、两伊战争的爆发和经济的巨大衰退是重要因素，随后伊朗国内政治不稳定、美国对伊朗进行的长期封锁以及其导致的发展萎靡都成为了驱使伊朗移民的原因。
伊朗移民驱动因素统计。来源：Azadi P, Mirramezani M, Mesgaran M B. Migration and brain drain from Iran[J]. Stanford Iran, 2020, 2040: 1-30.
在2010年-2020年伊朗的经济发展虽然偶有增长，但总体呈现停滞状态，更加雪上加霜的是未来仍无改善可能的经济前景，同时经济停滞诱发的社会不稳定也不断呼应着伊朗国内政治上的分歧，2009年总统选举导致的抗议活动、2018年前后的持续抗议、2019年汽油价格提升引发的抗议活动甚至近来2022年以来的抗议都使整个伊朗社会变得更加撕裂。
伊朗1987至2027通货膨胀率统计及预估。来源：Statista 2022
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因素仅仅帮助创造了移民的愿望，在实际执行移民的过程中，是否具备有充足的支付移民的资源、国家对于移民政策的限制和管理、到移民对象国的交通工具状况都是重要的干预因素，因此经济问题尽管是伊朗移民迁出的重要推动力，但最具备有经济移民动机的伊朗底层人口反而在移民中占有相对较小的比例，伊朗国内具备移民愿望的中产阶级和富人因为具备有相关能力调动资源，因此反而能够迁出并在移民人口中占据多数。
从另一个有趣的角度来看，Farang这个词在伊朗国内并不作为一个常用词汇，大多数伊朗人使用Kharej（خارج）一词称呼伊朗以外的国家，该词在波斯语中意为外面或者国外，尽管该词的直译中并不涵盖理想化的美化外国的含义，但在许多使用的语境中，Kharej指代了生活质量相较伊朗明显改善的地区，通常为西方，去Kharej就代表着接近“高等教育、进步、成功”等多种期望，从这个意义上看，Kharej是理想化的地方，同在伊朗的实际生活相比，那里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更加健康与正确。
伊朗1999年至2021年失业率统计。来源：Statista 2022
伊朗作为上文中Kharej的对应者，自然同部分负面属性相关联起来，对许多希望移民的伊朗人来说，伊朗的国内局势和匮乏的工作机会是驱使其离开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还包括但不限于：“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伊朗人均收入低”“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整体教育水平差”“城市化和个人主义的兴起与需求”“对世俗主义的需求”，其中更为直接的驱动因素例如：“经济停滞、失业问题长期存在、经济前景黯淡、政府机构腐朽、地方性腐败和犯罪问题、大城市环境污染尤其是空气污染严重”。
伊朗移民的驱动因素中一方面包含对本国局势的负面看法，另一方面就是对生活在Kharej的浪漫化的乌托邦式的向往，在2016年一项社会调查中，影响伊朗卫生行业工作者移民最重要的因素是“为更好的生活而作的努力”，由于Kharej并不特指某一个具体的国家，而是一个“有美好未来的其他地方”，因此这使希望移民的伊朗人渴望到除这里以外的任何地方，对Kharej的模糊化使其更容易在想象中产生一个理想的移民生活体验。
图片来源：BBC
总的来看，在伊朗社会当前的话语体系中，西方被赋予了一系列当前时代被认为“褒义”词汇的价值观，例如人道主义、理性主义、实证主义、世俗主义、个人主义等，这些都受到了伊朗年青一代的尊重和追捧，在这种语境下，西方不能再被看作是一种地理上的概念，不仅代表了更富裕更发达的地区，当然更核心的是作为一个文化以及意识形态上的代表。
伊朗社会学家Shahram Khosravi就在研究中指出，一种区别于社会的阶级制度的国家阶级制度出现了，即伊朗在世界体系中是低于西方国家的“阶层”，伊朗是从属于西方国家美好和理想化形象的反面案例，而这种情况在青年一代中普遍存在，可以这样说：“与正确管理一切的Kharej相比，伊朗的一切都执行的非常糟糕。”
这种比较在伊朗相对下行的经济情况中更加活跃，而这进一步美化了对西方的想象和对本国的贬低厌恶，后者是公众选择离开伊朗移民外国的驱动因素，前者则是使伊朗人选择西方作为移民对象地区的拉动因素。
伊朗移民的期望与实际
在Sabbar教授的论文研究中，其将受调查的伊朗人分成了两大组，一组为表现出移民德国倾向的伊朗人，另一组为已经移民德国的伊朗人，之所以选择德国作为Kharej的示例，是因为德国是欧洲第二大伊朗移民对象国，仅次于英国，并且在普遍性的社会调查中，德国是伊朗移民者倾向性非常高的目标。
在调查中研究者提供了一份清单，让被研究者就移民后生活中可能出现的积极和消极体验进行了勾选，其中可能的正面体验包括财务状况得到改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更充分的社会自由等，可能的负面体验包括：语言沟通可能存在问题、当地的官僚问题、对家乡的思念等，通过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研究者希望反映伊朗移民对于移民后的生活体验是否存在高估或者低估的情况。
来源：Glöckner, K., & Sabbar, S. (2022). Migration to Kharej: Dreamed Expectations of Iranian Migrants vs. Experienced Actualities of Living Abroad. World Sociopolitical Studies
在上方所示表格中，在积极体验里右侧数值接近0.14意味着高强度关联，即存在有严重的高估情况，0.06则意味着中等强度关联，即存在有一定的高估情况，根据统计，移民到德国的伊朗人往往严重的高估了他们社会地位的提高，并对建立更多的朋友关系过分乐观，在保持财务稳定性和获取德国护照上其存在一定程度的高估，在消极体验中，具有移民德国倾向的小组中有30%的伊朗人预计在学习德语可能存在困难，而已经移民德国的小组中54%的伊朗人确认了这种困难，因此数值表现为0.06的中度关联，即伊朗移民对语言学习存在一定程度的过分乐观。
在其他潜在体验上，报告显示伊朗移民在德国居住时表现出了更为严重的孤独感，同时其低估了当地存在的官僚主义情况，总的来看伊朗移民者对于前往德国的生活存在有普遍的错误认知，对西方的生活过分高估，因此在实际移民后其伴随有相当程度的幻灭和失望，伊朗社会中存在的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很容易为后来者进行的移民决策产生误导。
伊朗移民在“他乡”的困境与挣扎
据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网站上的数据显示。加拿大政府只公布每年从各个国家移民加拿大的总人数(permanent residents by source country)， 2013年的这个数据里面伊朗排第五，总共是11291人，中东和非洲地区国家排第一，该地区第二名是伊拉克，只有4000多人。
2005年—2007年有37%的伊朗裔美国人居住在加州，其中最大的聚居地在洛杉矶。
洛杉矶的伊朗移民社区因此被称为“德黑-杉矶”（Tehrangeles）或“小波斯”（Little Persia）。伊朗裔美国人的自我定位也有不同程度的分化，身份认同多种多样：包括伊朗裔美国人，波斯人，波斯裔美国人，伊朗人，或者美国人。此外，还有一些伊朗裔美国人表示，他们更倾向于以宗教身份来做自我定位。
美国普渡大学的一项调研显示，该校本科学生对男性伊朗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有：敌对、有侵略性、永不妥协、脏、傲慢和自大；对女性伊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则是：家庭中心、顺从、保守和骄傲。
南加州大学本科生的一项调研显示，该校本科学生对中东男人的刻板印象是反西方、可疑、好讨价还价；对中东女性的刻板印象则是安静、内敛、压抑、家庭中心、多子女、性保守和做家庭主妇。
图片来源：BBC
伊朗移民在英国的就业率情况处于中等水平。对于已经开始了长时间稳定生活的伊朗移民来说，新移民中工资逐渐低，失业率也在升高，这表明越来越多新来的伊朗移民在英国从事的是廉价劳动力的工作，例如出租车司机、水管工等。
对于已经移民到英国的伊朗人来说，英国社会对他们的不接受让他们时常会产生身份认同的困惑，尤其是在英国出生的第二代伊朗人。他们的父辈来到英国多年，在英国长大的年轻一代在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已经接受西方，但英国民众以及英国社会在给他们提供工作时，仍戴着有色眼镜区别看待。
面对美国与英国的主流社会，他们保持某种距离，多种原因造成了他们处在文化认同的夹缝之中。各种社群既互相杂居而又各自抱团，既彼此交往又彼此分隔。
图片来源：BBC
一名生于伊朗、长于美国的34岁伊朗裔美国人在2008年的一项匿名调查中这样写道：
“如果有机会，我想回伊朗看看。重返故土对我意义重大，那里生活着我的先辈，也是我人生开始的地方。那里是我所知甚多又所知甚少的地方。但是，我不会移民回去，因为现在我找到了可以自由说话、思考、做事……的地方，我找到了我可以充分利用自己聪明才智自力更生的土地。要离开这样一个地方太难了。”
伊朗移民对伊朗的影响
人才流失问题是伊朗当前移民带来的核心问题之一，在1979年伊朗学生出国读书并返回伊朗的比例大约为90%，而当前出国读书后返回国内工作的比例不超过10%，根据相关统计有11万名伊朗裔学者在隶属于伊朗以外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从事学术工作，据粗略估算，这个数字约等于伊朗研究人力资源的三分之一，而从生产力和其导致的影响来看，这样的人才流失比例导致的损失又远甚于三分之一。
在具体分析的过程中，高等教育的发展同经济增长往往呈现很强的正相关关系，教育水平的提高会带动整个国家生产力的发展，推动创新和技术革新，但下图展示的1990年-2018年伊朗和其他选定国家受教育年限提升和人均GDP的变化中可以看到，伊朗人受教育程度的显著提高并没有伴随着经济产出的同步发展，并不匹配的关系导致伊朗越来越多的高等教育人才为了获得同其教育匹配的回报而选择移民。
受教育时间及人均GDP数值比对。来源：Azadi P, Mirramezani M, Mesgaran M B. Migration and brain drain from Iran[J]. Stanford Iran, 2020, 2040: 1-30.
伊朗在高等教育上采取了扩张主义，在短短20年内伊朗大学生人数从100万增长到了400万，但并没有提供与之相匹配的工作机会和岗位，进一步的扩张反而是为了推迟青年的失业问题，导致伊朗国内教育水平的相对下降。
同时如下图所示，伊朗各界政府中接近30-40%的任用者具有外国留学背景，这意味着伊朗的政企和教育单位都倾向于有外国学府研究背景的学者，这种状况使许多伊朗国内学生相信，前往外国学府而非本国学府进修一方面有助于伊朗国内寻找工作，同时进入外国大学也可以提供给他们一条合法并且在预期之内的移民途径，这种情况在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理工科领域内尤其适用。
伊朗各届政府和学术部门中有外国教育背景者的统计。来源：Azadi P, Mirramezani M, Mesgaran M B. Migration and brain drain from Iran[J]. Stanford Iran, 2020, 2040: 1-30.
部分伊朗学者认为虽然伊朗人才外流的情况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皆有的情况，其原因在于不同发达经济体提供的薪酬福利相比较低，但伊朗的人才外流也有相当原因是受到政治影响的，伊朗政府并没有真正将人才流失视作一种威胁，鉴于受高等教育移民者中有部分人同政府持有不同政见，其离开被视作有利于国内分歧的缓解和政局稳定，这淡化了人们对这一威胁重视和其可能带来的后果。
如上文所述，在伊朗境外的伊朗学者人数有超过11万人，而这些研究人员中仅有2%返回伊朗在国内接受任职。
1970-2020年发表有学术文章的伊朗裔学者的人数。来源：Azadi P, Mirramezani M, Mesgaran M B. Migration and brain drain from Iran[J]. Stanford Iran, 2020, 2040: 1-30.
除人才流失外，伊朗在国外的侨民往国内汇款的数额也非常之低，受到美国金融封锁、伊朗国内市场投资监管不透明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伊朗移民对国内汇款投资的数额相较印度、墨西哥、尼日利亚甚至肯尼亚和加纳移民的数额都要更低，一个令人不得不思考的事实是，伊朗移民从该国转出的资金数额要远大于其返还到国内的数额。
对于诸多伊朗移民来言，他们希望或者已经离开了“故乡”，并试图在“他乡”寻找和建立“故乡”，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他们做出了选择，而未来尚未可知。
参考文章：
1、移民外国，伊朗移民的期望与在国外生活的实际情况（Migration to Kharej: Dreamed Expectations of Iranian Migrants vs. Experienced Actualities of Living Abroad），作者为沙胡·撒巴尔（Shaho Sabbar），德黑兰大学世界研究学院传播学助理教授。
2、Azadi P, Mirramezani M, Mesgaran M B. Migration and brain drain from Iran[J]. Stanford Iran, 2020, 2040: 1-30.
3、Bozorgmehr, M., & Sabagh, G. (1988). High Status Immigrants: A Statistical Profile of Iran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Iranian Studies, 21(3-4), 5-36. doi:10.1080/00210868808701715
4、Rostamalizadeh V, Ardahaee A G. The Status of Iranian Emigrants in Foreign Countries: Transformations, Routes and Remittances[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