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蓓：全球卫生体系的彻底变革刻不容缓

奥密克戎毒株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传播无疑推迟了新冠疫情大流行结束的时间。这一变异毒株的传染性是德尔塔毒株的2-3倍，可与麻疹相提并论，正在全球流行中迅速占据主导；它还具备更强的逃避抗体能力，不仅再感染风险加大，而且降低已有疫苗的保护效力，并使得再生元、礼来等美国公司研发的抗体药物失去效用。

为了安抚民众，美国总统拜登说，政府掌握了更多的应对工具，“现在不是2020年3月”。但从政策层面看，西方国家却称得上是“昨日重现”，与疫情暴发之初相比，看不出它们有多少进步之处。在南非首先报告该变异毒株后，美日英等国迅速对南非及其周边国家实行旅行禁令，尽管世卫组织批评这种做法，但几乎毫无效果。接着，发达国家内部感染人数迅速攀升、医疗系统告急、股市暴跌，政府迫不得已升级防疫政策，开始又一轮疫苗与药物采购和囤积。

奥密克戎的出现与快速流行再度证明，要求疫情信息共享而任由各国以国境线为界规划应对是无效或低效的。要终结这场流行，必须重新设计全球卫生体系。在去年12月初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特别会议上，各国同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启动制定一项新的全球协议以预防、防范和应对大流行。新的全球协定不应只是旧模式的修补，至少需从以下几方面重构国际社会的应对方式：

第一，疫情暴发后，各国应当合力抗击，而非将“旅行禁令”“贸易禁令”作为遏制疫情国际蔓延的首要手段。过去，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防控卫生危机能力弱，更倾向于使用这种消极方式。如今，各国都内嵌于紧密的跨国交通网络中，针对一个或若干国家的边境措施能够发挥的效果着实有限，能够获得的“时间窗口”也越来越短，反而成了对信息通报国的不公正“惩罚”。阻止疫情国际传播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在暴发初期从源头上加以应对。只有将世卫组织各类“警报器”机制与实实在在的国际援助和集体行动挂钩，才可能改变国家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局面。这不仅需要加强世卫组织自身的能力，也需要在它与整个联合国系统、G20，以及世界银行等其他机构之间建立起联动机制。

第二，建立关键性防护物资、疫苗、药物等应对工具的国际“公共”生产能力。在新冠疫情的应对上，国际社会对穷国买不起新冠疫苗的问题有所警觉，建立了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作为国际公平分配机制。这一安排虽然有助于增加国际组织对疫苗生产企业的议价能力，但无力解决保证疫苗获取的问题。事实上，富国不仅拥有更强的购买力，还利用对知识产权和生产能力的垄断攫取优先购买权。大流行中的荒谬一幕，就是发达国家大量存在的疫苗浪费与低收入国家，包括代表它们利益的国际机构，无法获取疫苗现象的并存。

要解决这一问题，国际社会不能继续依赖少数跨国药企巨头作为疫苗与药物“兵工厂”，客观上把宝贵的公共资金变成企业利润与股价的抬升器。合理的安排应是国际社会投入资金和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符合世卫组织生产规范与产品标准、平时满足当地需求、公共卫生危机中优先或保证向国际组织供货的带有国际公共性的生产能力。

第三，强调个人在大流行应对以及更广泛的健康促进中所负有的责任和义务。奥密克戎在美欧快速流行时，公共卫生专家强调，其中不少重症甚至死亡是“可预防的”。在疫苗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仍有相当一部分符合接种条件的民众选择拒绝和抵制。这一选择看似是个体的，但大量的感染与重症患者将对医疗体系构成冲击，其影响又是社会性的。放在国际环境下来看，主要大国内部治理失效又可能在多领域产生国际性震荡。要达到防范与应对大流行的目的，新的国际公约的基本原则除了强调对个人基本自由的保障外，也应同时倡导和鼓励对他人、社会乃至整个人类共同体应承担的责任。

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再设计必然是个长期的过程。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所言，一项公约、协议或其他国际文书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只有更新制度理念，把国际社会的共同应对作为关注重点并建立相应的制度保证，才有可能尽早结束新冠疫情并避免下一次的危机。（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