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彬：谁在推着日本发挥军事作用?

对于一直想在国际政治军事方面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日本来说，本月6日和7日或许是两个具有突破性色彩的日子。

6日，日本和澳大利亚领导人举行视频峰会；7日，日美外长、防长进行本年度“2+2”视频会谈。日本媒体认为，日澳和日美之间的这两次互动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日本在所谓“印太军事安全”领域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大。

首先，日澳此次将签署《互惠准入协定》（RAA），目的在于进一步加强国防和安全合作。日媒及一些西方媒体在报道中突出该协定是“历史性的”，因为随着这份协定的签订，日澳双方或将进入“准军事同盟”关系。这是与美国自1960年签订《驻日美军地位协定》以来，日本对外达成的第一个深度防务协定。有了这个协定，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中，日澳这条线上军事链条将大大加强，这也是美国近两年来一直在桌面下极力推动的。

其次，对于这次日美“2+2”会谈，日美媒体的分析与官方的隐晦叙述并不相同。尤其是日本共同社此前独家披露，这次“2+2”会谈重点讨论的一个内容是日美制订的新版联合作战计划草案，而这个草案设想了“台湾发生紧急事态”环节。根据计划草案，日本将允许美军在必要时于西南诸岛建立临时攻击基地。从地理上看，日本西南诸岛距离台湾非常近，有的只有300公里左右。如果台海真的发生军事摩擦或冲突，美军可以第一时间借助日本的地理优势进行干涉或插手，而这实质上等同于日本也将卷入冲突之中。

在成为经济大国之后，日本一直希望自己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大国”，日本的政治精英也为达成此目标不遗余力。但在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体系之下，日本政治精英一直认为国家在发挥政治军事作用时受到了约束，国内和平宪法也令其手脚被缚。因此，日本一直寻找机会希望能撬开自己身上的“枷锁”。而现在，日本政治精英把美国在对华战略遏制中对日本的需要，视为绝好的机会。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日本积极寻求与澳大利亚和美国形成更深层的军事联系，实际上与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等人近期接连冒出“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等激进言论是相互呼应的。安倍创下了战后日本最长首相任期的纪录。要不是应对新冠疫情不力，他甚至可能更新日本政治的纪录。而且，安倍仍是日本现任国会议员，并担任自民党内最大派阀清和会（安倍派）会长一职，在自民党内及日本政坛的影响力既深且广。

这一点，从岸田文雄上任组阁中安倍亲弟弟岸信夫依旧担任防卫大臣就能看出。安倍在卸任后，其“右倾”的面目暴露得越来越明显。比如，在被中方点名批驳后，安倍竟然说“被中方抗议是他的荣幸”。更有甚者，他在日本电视节目中提出日本年轻人不能眼睁睁看着美国年轻人上战场流血，而应该去肩并肩地完成日美同盟的使命。这在日本国内掀起轩然大波。

从自民党目前的行事逻辑来看，安倍派系的“如意算盘”是不仅要利用台湾问题修宪，甚至想在修宪后光速完成“征兵法”的制定。日本多年来无法实现修宪，其实有多重原因。美国的因素是首要的，此外国民的支持也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国民投票法》只是第一道门槛，而宪法本身则是第二道门槛，所谓“征兵法”才是最后一道门槛。

安倍派系政治力量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转移日本国内对安倍丑闻的关注。不久前，所谓“赤木诉讼”就出现了转折。日本政府突然对近畿财务局原职员赤木俊夫的遗孀提出的要求表示全面接受，承认政府对赤木的自杀负有责任并接受相关赔偿金额，被媒体称为“试图为此画下句号”。赤木作为财务官僚因为“被涂改的国有地文件”而自杀，而这片国有地被很廉价地卖给了要建“安倍小学”的森友学园。不久前，日本媒体还爆出一个日本大学理事长因为金钱腐败被逮捕的丑闻，此事也跟安倍有些牵扯。

可以说，安倍派系的势力近期一系列操作有着“一石三鸟”的目的：一是影响岸田文雄政府的施政尤其是外交；二是为将来的修宪乃至“征兵法”做铺垫；三是转移日本国内对安倍丑闻的关注。

笔者认为，尽管算盘打得精，但日本大多数国民并不买账，而且周边国家对日本对外发挥更大的军事作用是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的。日本已经有多家媒体强调，日本民众的真实态度是反对对外介入军事冲突，日本年轻人也不会接受“征兵法”。日本战后七十多年的和平发展，就是放弃战争权，当然也就没有“征兵”一说。所谓“台湾很近”的说法，是能表面上引起日本民众的关注，但绝不意味着会为此否定日本战后七十多年的经验教训，并接受征兵以及为持续增长的防卫预算付出自己的“血汗钱”。

在去年的日本大选中，令和新选组党首山本太郎在竞选中喊出了战后的真实：日本还是联合国宪章里的“敌国”，如果日本修改和平宪法并通过“强军”对其他国家形成威胁的话，其他联合国会员国尤其是创始会员国对日本的军事打击与惩罚，是不需要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同意和大会决议通过的。

所以，善良的人们都要小心，对日本政客玩火冒险不能掉以轻心或持看客心态，历史的悲剧决不能重演。（作者是日本横滨国立大学特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