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升：欧洲独角兽企业跃升的启示

总部位于伦敦的风投公司Atomico新近发布《欧洲科技现状》分析报告称，欧洲2021年新增98家独角兽公司（即估值至少10亿美元的科技初创企业），总数达到321家。从而将欧洲的独角兽公司数世界排名向上升了一位，仅居美国之下。

尽管Atomico采用的是广义的“欧洲”概念，即包括27个现有欧盟成员国以及其他18个国家，但依旧能够让人感受到欧洲地区2021年在独角兽领域地位的上升。尤其是在其他一些国家吸引风险资本金额下降的背景下，去年1到9月份，风险投资基金在欧洲的投资额已高达770亿美元，远远超过2020年全年的480亿美元。

通常，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国家偏好风险，国家经济也主要基于市场，独角兽企业在这类国家更容易如鱼得水地发展起来。而欧洲大陆文化国家一般更喜好“稳健”和“审慎”，独角兽在这类国家过去总体表现平平。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去年欧洲独角兽企业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吸引投资金额上都表现突出呢？

其一，美国资本对欧洲市场的偏好度提高，以及其在欧洲当地产生的“鲇鱼效应”。从资本流来看，一定数量的资本直接或间接源自美国。一方面表明美国本土在资本需求上趋于饱和，导致部分资本外溢；另一方面世界其他部分地区投资环境发生了负面变化，导致美国资本从这些地区抽往欧洲寻求出处。而美国风险投资登陆欧洲之后，自然对欧洲本土投资环境产生倍数刺激，在提升欧洲独角兽企业的量和质的表现上可谓功不可没。

其二，归功于欧洲本土决策者在投资环境以及其他营商环境改革上的积极作为。“老欧洲”之所以被称之为“老”，恰是由于欧洲人的保守作风及其对风险的高厌恶度。以法国为代表的欧陆国家的市场和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一直秉持“审慎”原则，严重抑制了风险资本对欧洲市场的偏好。近些年来欧洲多个国家积极在金融体制上开展革新，其中一个重要举措是继续坚持大方向上“审慎”原则同时，通过对负债率红线、担保质保以及授信额度、使用范围等方面的适度调整，逐步放开金融市场，给予金融机构更大的自由度。换言之，传统的欧陆国家正在积极汲取英美国家的“无形之手”力量。

其三，得益于欧洲决策者不懈地鼓励创业之策，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投入到创业者队伍中来。近年来，欧洲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经济压力和人口结构变化使其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堪重负。为此，欧洲各国政府想方设法鼓励人们创业，若产生一定程度的风险可由政府来承担。欧洲国家实实在在地鼓励创业之策，在“老”欧洲的土地上掀起了“新”创业的浪潮。

其四，欧洲传统上的人才和成本优势，也助力独角兽企业的成功。欧洲尤其是西欧可谓现代大学的创始之地，诸多大学的科学和工程技术实力均很强，直接为大型工业企业持续提供大量一流人才。而在成本方面，欧洲初创企业的估值一般也比美国同行低，吸引了渴望交易的美国投资者。例如去年在500万美元以下的早期投资中，欧洲占比高达33%，仅比美国低2个百分点，却比亚洲高出16个百分点。

加之在欧洲的创业者队伍中，有相当数量的人有在其他科技公司从业的经历。这部分人创办了越来越多的科技初创企业，尤其是中小规模的科创企业，吸引了众多投资者，特别是美国投资者。当然，随着融资规模进一步扩大，欧洲资本所占比例确实下降，美国资本占比上升。这表明相比欧洲，投资者更青睐在美国进行规模较大的投资，但也恰好使得欧洲的初创企业与美国的大规模企业在资本需求上形成了高互补性。与此同时，欧洲不断扩大的科技产业也吸引了更多的投资，尤其是源自美国的资本。

其五，选择在欧洲本土投资的美国资本，更多地还是基于产业链上的“就近下游”和“就近中游”原则，即“就近消费者”和“就近人才”。由于这些产业所生产的产品主要针对欧洲大陆的消费者，选在欧洲本地投资能缩短产业链条，更为经济。同时不少美国企业在欧洲就地设立科研中心，即“就近人才”。例如，我们常说的美国四大数字巨头GAFA中的三个——谷歌的Alphabet Inc.公司、亚马逊和脸书母公司Meta Platforms，都已陆续在欧洲设立了研究中心或与当地大学合作，目的在于利用欧洲大陆的人才库。（作者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法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