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维鸿：中国城市再上台阶该在哪发力

北京市日前官宣2021年的GDP突破四万亿规模，上海也将无悬念官宣破四万亿，这可谓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城镇化规模达到世界级水平，国家现代化城镇体系初具规模，未来发展应更加注重效率和质量、更加重视城镇化生活的幸福指数和获得感。

按照最新的汇率计算，北京和上海的城市年经济总量已经超过6300亿美元，稳居世界前十名，且与纽约、巴黎、东京等世界最大都市基本处于同一数量级规模。除了“四万亿俱乐部”的京沪，深圳、广州、苏州等20余个“万亿俱乐部”城市也闪耀神州大地，共同构建中国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下的城市群，承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骨骼框架”。

回顾中国城镇化的历史，仅仅20年前，北京、上海等的经济规模还不到纽约、巴黎、东京等的1/20。短短20年，随着人口不断积聚、工业化不断升级、城市基础设施配套升级，中国城镇化体系规模和布局已经悄然达到世界级水平。

城镇化的过程，有其内生性规律，在达到一定规模和数量后，将面临效率和质量的挑战。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北京和上海是中国经济的中心城市，规模达到世界顶级是必然的，但是如何避免出现“大都市病”，更好发挥城市对国家经济民生的引领作用，则是对城市管理者的未来挑战。

首先，巨型城市容易出现贫民窟、房地产泡沫等问题，需要时刻警惕。很多世界人口超过千万的巨型城市都有环境差、治安差的穷人聚居区、贫民窟。美国次贷危机后，欧美央行量化宽松，进一步推高欧美房地产泡沫化倾向，加剧大都市富人区的畸形高房价和奢靡消费，形成新时代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教训显示，当城镇化达到一定规模后，低利率和宽松货币政策是执政者最“偷懒”、且会上瘾的刺激经济手段，反复使用会加剧社会贫富分化、激化社会矛盾。这就是为什么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秉承稳健的货币政策、信贷上对房地产泡沫政策零容忍，而对于脱贫攻坚、共同富裕则是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不遗余力消除贫困现象。

其次，要尊重市场规律，差异化城市的产业发展定位。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经济体量巨大，中西部和乡村的经济发展纵深是进一步发展的最大底气。随着京沪GDP突破四万亿，越来越多的发展诉求已经从规模转向质量，从总量转向人均，从东南沿海地区转向全国共同富裕。

要想实现城市富裕带动乡村振兴、东南沿海地区带动中西部，就必须摒弃计划经济思维和盲目的微观调控手段，让每个城市的管理者在未来新格局中找到自己城市的产业定位。以北京为例，之所以超过大多数经济学者预期，GDP提前超过四万亿，是利用国家科技中心城市的人才优势。

推而广之，中国已经形成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川渝等多个城市群，各个城市群的产业布局从同质化正在向差异化演变。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城市管理者而言，需要找准自身在城市群里的准确定位、造福本地民生。

最后，中国城市打造科创型企业集群，必须主动培育城市的现代金融生态。北京和上海的GDP突破四万亿是一个里程碑，也是发展的一个阶段性高度，再上台阶需要现代金融助力。以北京为例，既想遏制房地产泡沫风险，又想经济规模持续扩大，特别是人均产出继续提升，就必须依托现有产业升级和高附加值产业比例提升，尤其是形成科创型企业的集群化发展。北京拥有全国最具竞争力的科技资源，2021年北京证券交易所成功开市，是北京多层次资本市场金融生态建设的重要基础设施，为志存高远、突破“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的中小企业融资，带来新的希望。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不同于房地产，科创型企业的发展不敏感于利率的高低，对它的资金支持需要依托天使基金、风险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IPO股票公开募集发行等一系列直接融资手段。因此，在未来吸引科创型企业投资和发展的竞争中，将政府财政补助改为国有股权投资、吸引多样化投资机构和资本中介服务企业入驻、形成亲和的城市现代资本市场服务体系、常规化的资本招商形成城市资本和金融生态，将是城市至关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作者是甬兴证券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