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疫情抗议背后,青年群体中的经济担忧正在酝酿-华尔街日报
Stella Yifan Xie
香港—上周末席卷中国城市的抗议主要是因为对北京严格的新冠疫情控制措施感到不满,但也反映了北京担心的另一个紧张源:中国年轻一代日益增长的经济挫折感。
这些罕见的公开不满表现包括大学校园上的抗议活动,此时当局正努力维持经济增长,今年的增长速度预计将是四十多年来最慢的一年,除了2020年,那一年新冠疫情首次产生影响。
对中国年轻人来说,前景尤其黯淡。16至24岁城市青年的官方失业率接近18%,接近历史最高水平。
明年夏天将有超过1158万名学生毕业,创下纪录。然而,由于新冠控制措施和政府过去一年对私营企业的监管打击,许多年轻人和大学毕业生的工作,尤其是在中国的互联网、教育和服务行业的工作,已经消失。
在上海,一些抗议者在周六晚上喊道,“三年了,我们没有工作!”据一位参与者称。在豆瓣,一个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去年成立了一个名为“应届毕业生抗焦虑小组”的支持小组,有超过5.2万人加入其中,他们在小组中分享对就业市场的悲叹。
“当增长放缓,人们的收入减少,未来变得不那么光明时,他们就不太愿意容忍其他问题,”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南希·钱说。
年轻人本周在北京抗议严格的防疫政策措施。照片: 托马斯·彼得/路透社这种挫折加剧了习近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尽快重振增长的紧迫性,以免这些担忧加剧并导致更多动荡。但在对科技公司和过热的房地产市场进行打击的同时,修复经济将会很困难,尤其是在中国出口需求全球放缓的时候,尤其是如果像许多专家预测的那样,本冬季新冠病例在中国蔓延。
“对习来说真正危险的是人们开始质疑领导层的能力,”资本经济学首席亚洲经济学家马克·威廉姆斯说。“零零碎碎的新冠政策所需的不断检测和隔离将这一点凸显出来。”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负责处理外国媒体的询问,尚未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长期以来,对经济问题抱怨的年轻人一直是中国执政的共产党的一个关注点,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对学生抗议者进行了血腥镇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当年的18%通货膨胀是推动那场动荡的关键因素。
当前的抗议活动始于为上周在乌鲁木齐火灾中死去的人们举行的悼念活动,很快演变成对中国的防疫政策以及其对人们生活造成的影响的批评,包括强制隔离。
其他关切也浮出水面。周日,北京的一所精英学校清华大学的数百名学生在校园内高呼“民主和法治!”。全国各地的抗议者们举起空白纸张,表达对言论自由受限的愤怒。在上海,一些人呼吁习近平下台。
中国各地爆发罕见的抗议活动,抗议防疫控制措施
香港居民抗议防疫限制。图片来源: 盖蒂图片社与此同时,经济问题成为抗议活动的背景。尽管中国今年的增长放缓部分是由北京控制之外的因素造成的,但大部分疲软是由北京的政策决定引起的,使中国领导人成为年轻人愤怒的更容易目标。
政府为遏制疫情而展开的行动导致频繁的封锁,侵蚀了公司的收入,削弱了消费支出,并由于物流问题导致商品成本飙升。
与此同时,政府努力清理房地产市场的过剩债务并使冒险的私营企业服从,阻碍了投资并导致大规模裁员。令许多年轻人感到沮丧的是,政府迄今为止在房地产市场上的整顿并没有使许多地方的房价降至可承受的水平,甚至使一些开发商陷入不稳定。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今年将增长约3%,仅略高于2020年新冠疫情首次爆发时的2.2%增长。
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多次表示他们希望稳定就业市场。他们采用了政府刺激措施和其他策略,将各年龄段的失业率从4月的6.1%降至10月的5.5%。
求职者在江苏省苏州举办的大学毕业生招聘会上寻找机会。图片来源: Cfoto/Zuma Press然而,经济学家表示,劳动力市场压力可能会持续影响中国年轻人。经济学家表示,每当中国增长放缓时,压力有时会不成比例地落在试图进入就业市场的人身上,因为一些公司更倾向于保留经验丰富的员工,而另一些公司由于前景不明而停止招聘。
持续的新冠病毒检测和封锁也导致许多餐厅和旅行社等服务提供商——这些是年轻人的主要雇主——倒闭。
严峻的市场条件导致许多人试图避免进入就业市场。
在杭州,会计专业的本科生姜琳说,她被父母逼着今年申请研究生。超过540万人报名参加明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创下历史新高,几乎是2019年290万申请人数的两倍。
“但我不确定两年后找工作会不会更容易,”她说。
江慧雯,一名在北京一所大学攻读哲学研究生的三年级学生,放弃了继续深造的申请,因为她描述博士学位人数过剩。今年秋天,她花了三个月时间找工作,发出了80多份简历,只收到一个在自动驾驶公司实习的工作机会。
考虑到获得永久职位的机会很低,她计划下个月辞职。
“当现实与期望不符时,很难不崩溃,”现年23岁的江小姐说,她估计过去三年中每年平均花费约两个月时间处于封锁状态。
西北大学的钱女士表示,与他们的父母不同,中国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两十年的繁荣中长大,他们普遍认为在学校里的努力会有回报。今年增长放缓如此之多,看不到明显回报导致“挫败和愤怒的积累。”
魏薇恩,一名在上海一所大学攻读文学的24岁学生,正在她的家乡南方中国寻找一份初级编辑工作,因为她担心在上海支付房租和生活成本的能力。
“我听其他同学说,找工作是最困难的一年,”她说。“我现在有点放弃了。”
乌鲁木齐发生的火灾和抗议活动激起了她的兴趣。她说,尽管不敢参加,但过去三天她一直在阅读有关抗议活动的报道。
“个人利益将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被牺牲,”魏女士说。“和我的许多朋友一样,我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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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与扩展经济学家普遍认为,1989年的通货膨胀,达到18%,是推动当年天安门广场动荡的关键因素。本文早期版本错误地称当年通货膨胀率上升了18%。(于12月1日更正)
刊登于2022年11月30日的印刷版上,标题为’工作困境加剧中国抗议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