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帮助低收入国家重组债务的计划没有奏效：快讯 - 彭博社

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低收入国家面临着债务困境或已经陷入其中，有几个国家已经违约。但尽管世界上20个最大经济体在2020年同意了一个名为“共同框架”的计划，以平滑重组政府无法继续偿还或偿还不起的贷款，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真正获得了救济。批评者称谈判时间太长。延迟部分源于传统上引导主权债务重组的富裕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分歧，中国现在是一个主要的国际债权人。中国希望多边债权人如世界银行承担部分损失，这一做法这些机构与许多发达国家一起抵制，其中最响亮的是美国。

1. 债务问题有多严重？

从拉丁美洲到非洲的负债国家花了他们没有的钱来支持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不堪一击的卫生系统，并为公民提供安全网。然后，由美联储主导的各国央行开始提高利率，以抑制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的粮食和燃料价格飙升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这提高了美元的价值，加剧了那些国际借款人的痛苦。根据最新的世界银行数据，到2021年底，全球最贫困的75个国家欠债约3260亿美元。到2023年初，赞比亚和斯里兰卡已经违约，加纳濒临违约。处于债务困境的国家包括黎巴嫩和阿根廷。

2. 什么是共同框架？

由二十国集团和拥有六十年历史的巴黎俱乐部制定，代表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债权人，这是一个机制，旨在协调重组欠不同资金提供者债务的工作。它首次将巴黎俱乐部成员与中国、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债权人聚集在一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称赞这一倡议是努力使财政困难的国家恢复健康的重大突破，并承诺提供分析和新融资。该框架设想私人债权人如银行接受与政府债权人相同或可比的重组条件。目前尚不清楚如何说服它们加入。在2021年底到期之前，仅有一家私人债权人参与了另一个被称为债务服务暂停倡议的G20计划，该倡议使48个国家能够在大流行期间停止偿还债务。

3. 这个过程是如何运作的？

政府首先必须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商一个计划，将其借款恢复到可持续水平，主要通过控制支出、增加税收以及获得债务减免来实现。一旦这一过程完成，他们需要与由债权国代表组成的官方委员会坐下来，达成一项协议，可能包括债务减记、贷款延期或减少服务成本，或三者的组合。然后，他们需要寻求私人债权人提供类似的减免。共同框架根据具体情况逐案处理债务重组。

4. 哪些国家尝试过使用它？

超过70个国家有资格获得救济，但到2023年2月只有四个国家申请了：乍得、赞比亚、埃塞俄比亚和加纳。只有乍得完成了整个过程，但由于2022年底能源价格飙升支撑了其以石油为主的经济，其谈判时间过长，导致最终不再需要救济。赞比亚和埃塞俄比亚仍陷入谈判之中，而加纳在被排除在国际债务市场之后，仍处于寻求救济的初期阶段，这是它不情愿申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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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从彭博指数编制的数据

5. 问题出在哪里？

除了多阶段流程的复杂性外，中国和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在如何处理债务重组、应包含什么内容以及谁应承担责任等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除了希望世界银行对其贷款承担损失外，中国还要求将外国人持有的赞比亚本币债务纳入协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称，这可能引发金融不稳定，而美国则认为重组赞比亚本币债务是不可行的，将使其未来负担更加不可负担。中国还质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债务可持续性分析中所做的一些假设。这些紧张关系使得解开私人债权人和中国国有银行等新债权人欠款的复杂困境变得更加复杂。

6. 为什么中国是如此重要的一方？

自2013年宣布“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倡议以来，中国已成为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最大的双边债权人。由于其贷款细节并非公开，目前尚不清楚它欠下了多少钱。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的研究显示，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这两家国际发展最大的贷款机构，在2008年至2021年间向100个国家承诺了近5000亿美元的资金。这相当于同一时期世界银行提供的主权贷款的83%。十个借款国——安哥拉、阿根廷、孟加拉国、巴西、厄瓜多尔、伊朗、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俄罗斯和委内瑞拉——占了贷款承诺的近60%。中国银行近三分之二的融资用于矿产开采、管道、交通和电力项目，而世界银行通常支持卫生、教育和其他服务的提供。

7. 这个问题能解决吗？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琳娜·乔治耶娃希望在框架内设定债务重组的时间表，以确保这一过程不会拖延，并明确定义应该涵盖的债务类型。世界银行提议，申请在该框架下获得救助的国家应立即暂停债务偿还。一些债券持有人和其他私人债权人表示，他们应该在债务重组的早期阶段就参与其中，而不是在最后阶段才被纳入。还有呼吁允许斯里兰卡等中等收入国家申请在该计划下获得救助，而不是将资格限制在贫困国家。

参考书架

• 关于贫困国家面临的债务危机的快速了解。
• 彭博社关于赞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的共同框架重组谈判的报道。
• 彭博社观点专栏作家安迪·穆克吉写道斯里兰卡在重组债务方面面临的困难。
• 何塞·西阿巴·塞拉特，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和阿根廷宏观经济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提出改进共同框架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