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在数万亿美元的债务下挣扎 - 华尔街日报
Stella Yifan Xie, Yoko Kubota and Cao Li
中国的郑州市近年来财政收入下降,总债务增长。照片: Yoko Kubota/The Wall Street Journal随着中国试图翻开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最糟糕的增长时期一页新的篇章,其经济正受其地方政府庞大债务的拖累,这些债务在疫情期间激增,现在开始显现出问题。
习近平的 零COVID运动 使城市因大规模检测和封锁而增加了数十亿美元的未计划支出。这位中国领导人对过度房地产市场杠杆的打击导致土地销售急剧下降,剥夺了城市最大的收入来源之一。
根据S&P Global的计算,现在有三分之二的地方政府面临着违反北京设定的非官方债务门槛的危险,去年他们的未偿债务超过收入的120%。
根据总部位于纽约的研究公司Rhodium Group的一项调查,约三分之一的中国主要城市难以偿还他们所欠债务的利息。在一个极端案例中,甘肃省省会兰州市,2021年的利息支付相当于财政收入的74%。
大量债务即将到期。大型国内评级机构子公司联合信用评级全球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欠款的842亿美元中约84%将在今年至2025年间到期。
主要问题并不是城市会违约并引发金融危机,尽管经济学家表示这种可能性不能被排除。问题在于城市将不得不继续削减支出、推迟投资或采取其他措施来维持债权人的利益,这将损害数年的增长。
在郑州,这座富士康科技集团为苹果公司iPhone组装的城市,公交车司机表示他们的工资在2021年被削减,至今未恢复。清洁工继续上班,尽管有些人表示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拿到工资。
“我们的工资不高。这个国家为什么要欠我们这样的钱?”67岁的徐爱强在郑州西侧的公园扫地时说道。她表示,她所在的公司,一家城市承包商,已经有七个月没有支付她每月约320美元的工资了。“即使他们不付钱给我,我仍然在保持我的工作区域清洁,这样我自己也能看到。”
郑州的财政状况受到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严重冲击,导致其拥有未完成的项目,如“欢乐之城”。照片: Yoko Kubota/The Wall Street Journal深圳这座南方大城市的教师们在社交媒体上抱怨奖金大幅削减,这是一个重要的薪酬组成部分。今年1月,中国东北部的黑龙江省城市鹤岗的一家供暖公司告诉居民,由于未能从地方政府获得补贴,他们要准备停止供暖。
最近几周,武汉、大连和广州等城市爆发了抗议活动,抗议公共医疗保健系统的改革,其中包括由于政府财政紧张而导致的医疗福利削减。
周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立法机构的年度会议上,中国政策制定者仅对地方政府提供了适度支持,表明他们希望促进财政纪律。
中央向地方政府提供的财政转移支付今年将增加3.6%,达到约1.5万亿美元,远低于去年的18%增长。各地政府今年将被允许发行约5500亿美元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低于去年实际发行的5800亿美元。
几天前,中国财政部长刘昆淡化了地方官员面临的财政压力,他在周三表示,去年情况基本稳定,预计今年随着经济复苏将进一步改善。
负责中国政府新闻询问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未回应置评请求。
经济学家指出,如果有必要防止重大违约,北京仍有足够的财政空间可以介入个别案例。地方政府也可以出售资产,如果他们能找到买家的话。
然而,尚且中央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并不足以救助中国的每一个潜在责任,总部位于旧金山的投资公司Seafarer Capital Partners的中国研究主管尼古拉斯·博斯特在本月发布的一份关于地方债务的研究报告中写道。
“此外,一系列一次性的纾困将增加道德风险,而不会改变最初导致问题的基本动态,”他写道。
这意味着当地居民—尤其是公务员—可能会看到更多的工资削减和减少的服务,以及更少的基础设施投资来推动增长和就业。
等待他们的项目完成的房地产买家聚集在郑州的一个省政府大楼附近。照片: Yoko Kubota/华尔街日报“债务的真正成本不会是金融危机,而是将导致多年来努力分摊那笔债务成本,”北京大学金融教授迈克尔·佩蒂斯说。
据官方数据,中国的31个省级政府欠下了大约5.1万亿美元的债务,其中包括由本地和外国投资者持有的债券。
这些数字不包括通过所谓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通常筹集的各种表外债务,这些平台近年来为资助基础设施和其他支出义务而大量增加。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今年这些平台的债务预计将达到近10万亿美元。
这些平台的债务超过了2022年第三季度欧盟数据显示的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政府债务总和。
债务利息挤占了其他支出。罗迪姆集团的研究发现,2021年中国25个城市的利息支出占财政资源至少五分之一。罗迪姆表示,超过10%的情况—100多个城市的情况—将导致“有意义的限制”。
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一直在积累。经济学家表示,许多地方政府沉迷于推出项目——刺激增长——出售土地和借更多债来支付所有这些。
此外,中国的地方政府必须承担大部分公共教育和医疗保健等服务的成本。北京限制它们如何筹集资金,迫使它们将大部分税收上缴中央政府,同时限制它们可以借多少。
郑州拥有近1300万居民,财政状况比许多其他城市更健康。其街道充满活力,居民聚集在餐馆里。
然而,在过去三年里,郑州的财政收入平均每年下降14%,而总债务每年增长14%。其债务与财政收入比率从2019年的75%上升至2022年的178%。
另一名街道清洁工告诉《华尔街日报》,自从他近两个月前加入以来,他的公司(也是城市承包商)就没有支付他工资。他上一份工作在当地卫生部门,还有另外两个月的工资未支付。
他说,据说区政府还没有给他的公司发放支付他工资的款项,大约每月370美元。
“迟早他们得付给我,”他一边捡拾被丢弃的纸巾和枯叶一边说。他说,他依靠他的儿子,一名卡车司机,在经济上帮助他。
郑州政府未回应置评请求。
2月底,商丘市一家公交公司表示,由于“缺乏足够的财政支持”以及其他因素,将于3月1日起暂停公交服务,商丘距离郑州约两小时车程,拥有约700万居民。商丘政府在为“负面社会影响”道歉后撤销了这一决定。
类似情况至少在其他三个城市上演,据当地媒体报道。
尽管一些分析师认为金融系统崩溃的可能性很低,但如果更多当地借款人难以按时偿还贷款,压力可能会蔓延。
去年12月,总部位于中国负债最高的省份之一贵州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遵义市路桥工程建设集团与银行达成协议,将还款期限延长20年,金额超过20亿美元。这笔交易引发担忧,担心其他银行可能不得不承担重组成本。
一些分析师表示,北京不愿做出可能使地方政府财政更加稳定的改变,比如实施房产税以筹集更多资金,因为这样做在政治上不受欢迎,可能会削弱中央当局对地方的控制。
出售更多国有资产可能违背习近平先生利用国有企业实现关键技术自给自足等战略目标的初衷。
本文由张谦伟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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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3年3月9日的印刷版上,标题为“债务拖累中国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