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执行者现在正在劝说人们生三个孩子-华尔街日报
Liyan Qi
利用强制和罚款，中国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几十年间善于阻止夫妇生育。然而，中国在促进“生育友好型社会”方面的成功较少。
尽管政府努力从生育限制转向鼓励所有夫妇生育三个孩子，但中国的出生率仍在下降。去年，中国的人口数量下降，中国将不再保持长期以来的“世界人口最多国家”的头衔，这一头衔将被印度取代。
2016年独生子女政策取消时，中国的出生人数从每年约1800万下降到现在不到1000万，下降了46%。即使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饥荒年代，当时中国的人口不到现在的一半时，出生人数也从未低于1000万。
美国近年来也面临出生人数下降的问题，尽管情况没有中国那么戏剧性。根据周四发布的联邦数据显示，2022年美国出生了约370万婴儿，与2021年基本持平，比2017年的峰值下降了15%。
在中国，新的人口现实促使展开一场运动，旨在改变一代人不那么渴望组建家庭的心态，并重建“亲生文化”。
王培安，协会的共产党主席，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生育限制的坚定捍卫者，现在正领导着更多宝宝的运动。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个人口论坛上，他将中国低生育数字归因于家庭价值观的变化。
“如果不培养婚姻和生育的观念，要提高生育水平将会非常困难，”王说。
在北京远郊的密云公园，当地政府安装了两位父母和三个孩子玩耍的雕塑。密云计划生育协会成立了一个由500人组成的小组，以“推广新型婚姻和生育文化”。
官员们向参加以结婚生子为主题的活动的妇女们赠送了电饭煲和水瓶等礼物，以展示结婚生子是一件好事。
三月份，当地官员组织了一次远郊园林公司50多名年轻女工的徒步活动，以增强女性的体能，并使她们更加符合婚姻和建立家庭的价值观。
与过去地方官员如何执行独生子女政策一样，密云官员将部分根据他们是否能改变婚姻和生育趋势来评判，当地计划生育协会在五月初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密云被选为去年启动的新生育文化运动的20个试点之一。在河北省保定市，四月份，当地官员组织了一场为年轻人举办的相亲活动，参与者穿着传统的汉代服装。
在中国东南部的宁波市，为了鼓励男性在抚养孩子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官员们赞扬“企鹅爸爸”——这是指企鹅父母轮流保暖蛋和照顾幼崽的方式。
扭转局面是一场艰苦的斗争。
周四在北京一家商场，35岁的国企员工杨日表示，她每年在食物、玩具和课外班上花费高达28000美元用于照顾她的一年级女儿，无法负担再生一个孩子。“突然间，我们被期望要生三个孩子，却没有任何帮助。这是不合理的，”她说。
在金融行业工作的李娟表示，她感到遗憾她的儿子是独生子女，但没有托儿帮助，如果要再生一个孩子，她将不得不辞职。“这不仅仅是缺乏补贴的问题，”40岁的李说。
周四是中国的儿童节，学校放假。杨和李都因缺乏其他托儿服务而不得不请假。
许多年轻的中国人对结婚和组建家庭失去了兴趣。结婚登记多年来一直在下降，在中国的新冠封锁期间进一步下降。当地数据显示，即使在传统的结婚高峰期五月二十日周末，结婚登记数字也在下降，因为这个日期听起来像“我爱你”，这提供了一个窥视当前婚姻状况的机会。
民政部通常发布一组数据，其中包括任何一个季度的结婚、离婚和火化数量，自去年第三季度以来，尚未发布任何报告。一些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表示，政府不愿公布可能指向北京去年年底突然放弃几乎所有新冠疫情限制后可能出现的火化数据激增的数据。
民政部和计划生育协会均未回应置评请求。
根据该部门发布的最新数据，去年前三个季度的结婚登记数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了7.5%。
尽管有降低抚养孩子成本的努力，但并未全国范围推出给父母的财政激励措施。人口学家表示，这些激励措施和儿童护理援助将有助于改变年轻人的想法，但现在只能由财政困难的地方政府提供。
北京智库中国与全球化中心的研究员黄文正表示，没有现金激励措施，中国将无法提高其生育率。
著名商人、北京大学经济学研究教授梁建章估计，要将生育率提高到2.1的替代水平，政府需要平均每个孩子补贴一百万人民币，约合14万美元，形式包括现金、税收减免、住房和托儿补贴。
其他推出大规模生育和育儿补贴的国家取得了有限的成功。新加坡近年来试图为新父母提供现金补助、为年轻夫妇提供公共住房、学前教育补贴以及辅助生殖和生育治疗。然而，新加坡的生育率仍然保持在较低水平，像中国一样，略高于1。
“所有这些政策的影响实际上相当微小，”俄亥俄州立大学人口学家约翰·卡斯特林说道。“必须有一种文化转变，育儿和生育孩子变得比其他事情更重要。”
如果中国的常态是父母对孩子进行最大程度的投资，那么父母更倾向于只生育一个孩子，卡斯特林补充说，尽管政府的政策和项目可以发出信号，促使文化价值朝着生育更多孩子的方向发展。
年轻中国人的一个主要关注点是难以获得稳定收入。中国16-24岁年龄组的失业率在4月份达到创纪录的20%，许多经济学家将这一问题归因于就业岗位不匹配，可能数年内都无法找到政府解决方案。
矛盾的是，过去一年的一些失业是由北京采取的措施造成的，旨在降低抚养孩子的成本。打击房地产开发商以遏制房价飙升，以及对昂贵的私人辅导服务进行打击，导致这些行业的许多人被裁员。
一名去年被北京一家私人科技公司裁员的27岁男子说，他此后提交了200多份简历，参加了八次面试，但仍未找到工作。“我以为今年会好些，但感觉更糟了，”他说。他表示在找到工作之前不打算和女友结婚。他的态度说明了改变独生子女一代思维方式的挑战。
长期批评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美国科学家易富贤说：“生孩子不是水龙头，你不能简单地关掉然后再打开。”
—Jonathan Cheng和Qianwei Zhang为本文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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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3年6月6日的印刷版上，标题为“中国推动‘生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