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年会不能停》:能让人有共感地笑就可以,不需要思考来打扰娱乐?_风闻
segelas-自由撰稿人-电影学硕士已毕业,但仍旧略懂皮毛44分钟前
非常简单地谈几句个人的看法。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年会不能停》在剧作上的完成度不低。它有效且高明地再造了互联网上那些关于职场规则与运行生态的幽默段子,将之以夸张而不悬浮的方式呈现出来,同时又带来了一定的内在悲剧性。大鹏在无意之间的“助长优化“,白客手里没有棱角的锤子,都预示着他们在有意无意之间已然被职场既定环境“规训”的必然命运,年会不能停的呐喊也不过是一种徒劳的发泄。
喜剧的内核是悲剧,本片很好地实现了这一点,并且是以一种直接借用观众感受与经历的“取巧”方式,直接确保了它的共情基础。
但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它呈现出了一种投机的讨好意味,虽然与观感体验不绝对相关,影片也已经给出了一定的表达水平,但终究让人扼腕。它提出了职场生态的问题,所有人都在为领导马首是瞻,跟随领导的口头形式主义,以种种高大上的名词和概念包装空泛且功利的工作,用喜剧表达反抗,用悲剧给予批判。这一切都很好,但缺失了关键的一环:反抗与批判的对象,是掌控一切的环境缔造者,还是停留在一个“害群之马”的个体,是日常性的业态本身,还是大和谐业态之中的极端个案?它本应选择前者,却出于现实的考虑而停留在了后者。
于是,技术带来的矛头纵然锋利,却终究指偏了目标。于是,技术带来的矛头纵然锋利,却终究指偏了目标。这直接导致了它的结果,前两幕的水平不低,承接方向、明确落点、升华内核的第三幕却因避重就轻而明显下滑,仿佛创作者自己也明知这种处理的不妥,只想草率结束。
再次强调,这无关于影片质量,却非常让人感到遗憾。过于油滑的回避问题而又佯装“尖锐”,和《囧妈》和《你好李焕英》有着某种程度上的暗合感,形成了同样“油滑”的“真诚打动“方式。比起那两部作品,《年会不能停》肯定来得高质量得多,戏剧技法之外的思考与表达野心也更强,但终究没能走到终点,这反而让人更加遗憾。
例如,《你好李焕英》提出的是代际误解,最后的解法却落到了母爱的伟大。事实上,代际误解更多是双方无对错之下的共同问题,即使误解也有母爱的确凿存在,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观众因代际问题而进入了“同立场同感受”的状态,最后则是被两个人物表达的母爱而完成了具体的共情,被她们的眼泪糊弄得自己也有所感动,出于“交往中的误解感受“而落到“亲子之间的感情”,调动的是自己不同层面的经历与感受,逐渐忘记了最初引起自己共鸣的代际误解。实际上,母女最后也没真正说开什么,贾玲绝非在最初不知道母亲的爱,她不知道的是对方的想法。
这样的电影固然输出了感动,让观众获得了体验与情绪,在剧作的表达层面上则拒绝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这更多是一种考虑观众“浅层所需“之下的取巧和偷懒。在看到真正优秀的作品之前,观众需要的不是回答与否,仅仅是另一个层面是上的情绪价值,即更加直观的“廉价”共情。创造这样的价值是相对容易的,也避免了更复杂的问题思考与解法探讨,更不需要将之与表层观感结合起来,在可以“糊弄过关”的请况下也就没必要“吃力不讨好”了。
相比起来,《年会不能停》在程度上肯定没有《你好李焕英》那么严重,在定性上则相差不大。它提出了一个关于企业文化和职场环境的问题,却不给出一个完整的解答,对行业的深度背后挖掘有不可抵抗的必然悲剧性,却停留在了“个体引发“的层级,更不用说对解决出路的思考,“表现”不够彻底,“扭转”无则是过于理想的“情绪输出后合作老板”,前半句是情绪价值,后半句则是理想主义,充分表现出了本作的视角复杂与诚意摇摆。
最重要的是,它让大老板一直处在了幕后的“好人”定位上,最后更是干脆直接出场,完成了改变环境的一锤定音。这样的设计,方便了作品最后以“干掉非决定性个体”而解决一切的简单解法,让大老板自己清理掉了压榨员工的手下。这显然不是真实现状。它实际上解答不了“真实情况里应该有什么出路”的问题,也不想将环境呈现到“无可扭转”的真实状态,所以给出了一个“便宜故事”。
如果影片boss是恶毒老板,那么导演显然不知道怎么让员工不丢工作还能成功,但这实际上才是它提出的问题全貌,也是和现实里白领共情内容之所以产生的最深层部分。而它最终实现的共情则是浅层的:观众与输出反抗表象情绪的人物在一起狂嗨,这来源于他们看到员工各种演讲和展示反抗,因所谓的“嘴替”而共情,最后的激情表演则是高潮共情。
但是究其根本,电影其实没有真正替他们说话,反而是在营造一种“个别不法分子打破了和谐大环境”的美好图景,真正决定行业生态与社会环境的上层是好的,问题只来自于中层的个体。事实上,这根本代表不了现状,因为pua、狼性、潜规则的职场文化已经成为普遍性的存在,是每个人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并遭遇的整体环境,可以说是我国社会一种扭曲的日常。
造成“生活环境”的显然不是个体,而是更具有决定力的顶层存在。将问题归因于个体,不过是掩盖、美容、缩小问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站到了它想招揽的那些受众的层级对面,给他们避重就轻地提供了表层情绪的宣泄出口,却抹过了更深层次的本质对象。观众似乎在情绪共鸣之下发泄了,但电影真正深度对等并“为之说话”的思想立场,其实恰恰不是他们,而是他们宣泄的对象。
它只禁得住观众的情绪价值,而这种共情本身就很“油滑”。它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里的种种职场吐槽与上班段子,“创作者”恰恰是观众自己,电影只是将它用了影像化的直观与夸张手法,做出进一步的优化呈现。毋庸置疑的是,它的影像化堪称优秀,剧作符合原则,呈现效果不差,但终究只是一种整合排列,不需要太多自己的思考。观众看似共情电影,其实是在共情自己,当然就会“深有所感”了,而这种共情在内里的廉价和自相矛盾,也进一步削弱了它的意义。
可以说,围绕“职人观众”,本片实现了一种表里对立的呈现模式。在表层上出发,它完全站在观众视角,只看到他们能看到的东西,看到“直接打压自己的上司层级”,也只反映他们由此产生的梗与段子(戏剧化升级后的更优秀形态),反映他们对直属上级与自己的愤怒和悲观情绪,这带来了二者在基本情绪上的共通,甚至可以说是“共同”。但它却绝不比观众多想哪怕一点,多走出哪怕一步,作为电影本应给予的“拓宽思维视野”的功能消失了,只对观众提供浅显的“自我再现”,却没有展示他们所处的完整环境,反而在内里淡化了这种环境,重重拿起轻轻放下,实际上又是在“糊弄”观众,只为了降低自己的创作难度。
对观众而言,它既并肩又对立,既讨好又含混,后者与含混职场人的画饼上级其实并无不同,电影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它所针对的对象。至于所谓的“老板这样表现才是老奸巨猾,是作品的批判暗箭”,只能说作品里并没有符合电影表达逻辑的相应铺垫和表达,它更接近于观众的自行延伸,退一步讲,即使这是导演意图,显然也完成度很低。
可以说,本片的创作考量在很大程度上扎根于一种观点,“我们就想看个乐,想那么多有什么用?”这句话当然没有问题,作为一部娱乐片,它能提供的或许非常有限,甚至电影这个形式本身能影响的事情就很有限。因为它提出的毕竟是一个过于巨大的社会议题,而仅以创作者或任何个体的力量,都是无法扭转什么的,甚至思考不出合理的改善方法。难以改变,才是整体环境一路发展至今的原因,以及观众“只需要情绪价值”的理由。观众知道一切都不可扭转,因此只是在电影里获得了短暂的发泄,然后走出电影院,归于加班的现实生活中,对他们来说,自己其实早就接受了这个事实。
事实上,这也是《年会不能停》创作者选择接受的东西,“现实的不可解”。他们试图让电影落到一个比较现实的结局之中,不甘于将一切收尾在单纯闹腾的“反抗式情绪输出式年会”,而是希望给出一个相对吻合基本认知的落点,那么大老板就必须出场。然后他们尴尬地发现,当自己给出--哪怕只是“相对”的--现实的时候,合情合理的解法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只能在此基础上带来一个“童话”,并非完全架空,却是“现实里的美好幻想”。
这个处理象征了创作者们的真实状态,既油滑又真诚,既回避又面对,既意欲表达又不免回避。而不够完整彻底的呈现结果,也就代表了他们对现状的认投,针对环境的不可扭转,也关于自己的思考上限。
因此,从创作层面上讲,本作终究显得失之于油滑了。它制造并利用了观众的痛感,从而形成了自己最大的共情优势,以看似“同立场,同心境”的姿态替观众发声,实际上却消解了矛盾最深刻的来源,在两边讨好,甚至可以说是在“安抚(糊弄)”职场人。
事实上,电影这个形式本身就是一个相对具有独立性的发声渠道。它可以不作用于现实,不改变任何东西,却理应具备“说出来”的勇气,解决不了现实问题,至少可以直面问题,并在电影层面里做出设问与解答的闭环,这也是一部作品理应做到的事情,“在作品内部变得完整”。然而,本片甚至没有在电影内世界的架空环境中进行相对容易的解法思考,而是将社会问题直接归因到个体,打倒一个明确具体的“罪恶集合”便解决一切,就像日本动漫一样地故作深刻实则取巧。让人感到无比失望,它甚至没有在电影里“把梦做到最巅峰”的勇气。这让人想起了韩国电影的所谓“批判社会”,其实也是一种廉价的情绪价值。
《年会不能停》让人不得不想起徐峥的作品,一种油滑精明制造出来的“真诚”。当然,比起徐峥的作品,董润年还是更有野心一些,他其实没必要提出大老板的存在 ,只需要让作品在低维度自嗨的氛围之下完结,即可形成自洽,但他还是安排了大老板的出场,甚至暗示了基层反抗的无力---他们自己在无形中被规训,行动反而促成了系统的执行,终究需要超越自身阶层的大老板来搞定一切。既然现实如此,那么电影就不能回避。然而,电影提出了其阶层与影响环境力量的存在,却没有以之引出“环境”的真容,反而确立了它的本善,这又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理想化了。这样的种种也代表了本片的核心状态,它始终在职人与上层、真诚与取巧、乱嗨与披露、现实与童话之间摇摆不停。
我们可以用一句“能让人有共感地笑就可以,不需要思考来打扰娱乐”来解释一切,但创作者理应比观众看的更远,想的更多,“敢”的更多,表达的更多。更何况,如果做的够好,搞笑娱乐与议题呈现其实并不冲突。
我们和电影都改变不了客观现实,如果再放弃去“改变电影世界”,那创作未免也太过无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