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宾丨寻求变革的左翼必须为大众代言_风闻

2023年5月25日，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前副首相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左）、“我们能”党马德里市长候选人Roberto Sotomayor和马德里自治区主席候选人Alejandra Jacinto（中）参加一场集会活动。图源：Fernando Sanchez / Europa Press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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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变革的左翼必须为大众代言

玛戈·费里（Marga Ferré）

1975年，就在被残忍杀害前几个月，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坐在奥斯蒂亚港的一个露台上，那里如今是罗马的远郊。这位意大利电影人手拿一本杂志，反复思考他应该在给《晚邮报》的专栏里写些什么。

他注意到他正在读的这份周报只谈论“重要”人物，也就是那些定义历史的“严肃”人物。他抬头，看到周围的普通人，于是问自己，这些装腔作势的个人在哪里，他们住在哪里。他的回答引人侧目: “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一道闪电，令我想起了一些话，我认为，那些话不只一清二楚，而且预见到了我的回答:‘他们生活在宫殿内’。”

帕索里尼总结说，对意大利主要的新闻媒体来说，“似乎只有在‘宫殿’里发生的事情才值得关注，值得产生兴趣: 其余都是细枝末节，是一大群没有形状的二流庸众。”基于这一洞见，帕索里尼写下他的文章《宫殿外》（Outside the Palace），这位才华横溢的意大利人将宫殿描述为我们发现（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掌权者和众多朝臣的处所。

这一从帕索里尼那里借用的寓言，或许有助于解释今天在西欧和我自己的国家西班牙的左翼那里发生的事情。相信我：在旧大陆，激进的左翼正在经历一个不可思议的时代。他们正在西班牙执政，已经在希腊执政，正在挑战法国的权力；在德国，他们组建了了一支反对力量。然而……在这四个国家中的每一个，左翼政党都四分五裂，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我斗胆称为“碎裂时代”的境况。

所以我觉得，从帕索里尼在奥斯蒂亚的阳台上偷走他的眼镜，是值得的。透过它们审视发生了什么，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当下所处的这个不可思议的时刻。

在我于马德里撰写本文的这一周，第二个进步联合政府在社会党（PSOE，中左）和苏玛尔（Sumar，一个广泛的左翼力量联盟）之间组成了。这在西方是独一无二的情况: 一个在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激进左翼之间组成的政府，内阁中也有共产党的部长。在上一届议会任期内，这样一个联盟实现了一些欧洲最进步的政策，我认为值得解释。

2019年，历经十年大规模动员后，在新政党“我们能”（Podemos）的发展推动下，左翼在西班牙掌握了政治权力，这个党试图引导那个时代的反抗精神。由此产生的政府实现了新的权利和社会进步，若非左翼接管了政府的五个部，那些权利和进步都不可能实现。新冠大流行病期间，为保护工人、自雇人士和小企业而部署的社会保护措施确实非同寻常。但或许，其最好的征服是在劳动和性别平等政策的世界中取得的。

劳工部力倡的劳动改革，在来自“联合我们能选举联盟”（Unidas Podemos，当时是左翼）的一位部长手中通过的一项改革措施，第一次立法支持了工人而非雇主。这项改革恢复了工会的权力，将整个行业的集体协商置于公司层面的协议之上；禁止滥用临时雇佣，将数百万临时工变成了永久工；还提高了法定最低工资。此外，通过了《乘客法》（Rider Law） ，赋予迄今为止在数字平台上无权无利的人以充分的权利。那个劳工部是西班牙历史上最好的劳工部，这令其部长尤兰达·迪亚兹（Yolanda Diaz）成为西班牙排名最高的政治领导人。

与此同时，西方一些最先进的女权主义政策得到推广，“只有同意才是同意法”（实施性侵犯的人士必须证明对方同意）和各种有利于女性和性少数人群的措施获得批准。（“只有同意才是同意法”，即Only Yes Is Yes Law，正式名称为《性自由全面保障法案》，即The Comprehensive Guarantee of Sexual Freedom Bill。——译注）

不满是左翼青睐的一种方法。还有一些人非常合理地质疑在政府工作的有用性。我并非他们中的一员。尽管有极大不足（在已经取得的成就、受挫的事情和可能的事情之间） ，但这个政府并不坏。

尽管如此，因为媒体大规模攻击进步政府（历史上一直如此） ，所有的预测都指向右派和极右派会赢得今年7月23日的大选。因此，在选举日结束之前，我去了左翼联盟苏玛尔的总部，一心想成为朋友们哭泣时的肩膀。当这一预测落空，新的进步政府可能组建时，人们的感觉不是胜利，而是宽慰。宽慰和胜利是两码事。

这次由社会党和苏玛尔组成的新的联合政府承诺，将每周工作时间从40小时减少到37.5小时。我仍然认为，哪怕只有这一措施，这样做也是值得的。然而……

新政府成立仅一周后，作为西班牙左翼主要力量之一的“我们能”就宣布与苏玛尔分道扬镳。它们的分手恰逢德国、希腊和法国的左翼同时分裂; 这是罕见的情况，我之所以这样判断，是因为: 欧洲左翼的确处于不可思议的时代。

在德国，左翼党（Die Linke）最受欢迎的领导人萨拉·瓦根克内希特（Sahra Wagenknecht）已经离开该党，并宣布在她强大的领导下成立一个新的党，意在赢得前东德的极右翼选民。与此同时，在法国，由让·吕克·梅朗雄（Jean Luc Mélenchon）和他的“不屈的法国”（France Insoumise）领导的左翼“新生态和社会人民联盟”（NUPES）在赢得151个国民议会议员席位仅18个月后就解散了。在希腊，糟糕的选举结果出现后，“激进左翼联盟”（Syriza，2015年至2019年执政）开始了选择新领导人的过程，这进而导致了分裂，和另一个名字有所指的政党“新左翼”（New Left）的诞生。

当然，这些都是有自身特点的各国案例。但当欧洲左翼同时出现四次分裂时，你不禁会想，也许是一种同样的构造裂缝导致了每一次分裂。这一裂变背后有多种力量，但我会只强调其中之一: 过去十年间出现的左翼民粹主义危机，代表着大众应对金融危机的反叛。

宫殿晃动的那一年

回顾一下2011年。那一年，全球各地的广场上都充满了抗议活动，法国思想家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称之为“历史的重生”。帕索里尼告诉我们，当那些隐形人开始行动，或者以他们不应有的方式投票时，他们可以令“宫殿晃动，引发权力等级的震颤……”

那一年，从开罗的解放广场到华尔街附近的祖科蒂公园，从马德里的太阳门广场到雅典的宪法广场，民众的“盛大集会”接管了一处又一处公共处所。这引发了一场地震：是的，一场中等强度的地震，但仍是一场地震。至少在西班牙和希腊，这些历史性的反叛（这一术语借自巴迪欧）转化成了选举胜利。这些在宫殿外爆发的反叛，直接或间接催生了挑战权力的新左翼团体。

审视这些左翼力量如今所处的危机，我不禁想起了宫殿的地毯。将一个人的脚放在这地毯上，且不被它的柔软所诱惑，要求一种远远超出那些个人实际进入意愿的意识形态水平。这要求来一场运动，提醒他们，他们的步伐从哪里来，最重要的是，他们理当走向哪里。这取决于另一位伟大的意大利人安东尼奥·葛兰西为创造霸权而诉诸的集体知识分子（collective intellectual）。我认为，这种集体知识分子，正是我们的后现代状况成功避免了的东西。

凸显左翼民粹主义（法国的梅郎雄、西班牙的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希腊的阿莱克西斯·齐普拉斯或德国的瓦根克内希特）特色的超级领导力可能对选举进展有所助益。但相较于传统政治组织，他们所要求的政治组织有更多流动性。在这里，在领导人和选民之间的直接和几乎没有中介的关系中，领导人的话才是要紧的。这就解释了何以在上述分裂中，共同的元素（每个分歧背后看似无法解释的力量）是那些分裂并非由不可逾越的意识形态差异形成。相反，分裂的形成，是因为关于的党的组成形式、党应该向什么人发话、谁在左翼内部掌权，存在有争议的阐释。（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生于1978年，2020年1月至2021年3月担任西班牙第二副首相。阿莱克西斯·齐普拉斯，生于1974年，2015年9月至2019年7月担任希腊总理。——译注）

我不是那种认为强大的领导力对实现共同目标特别重要的人。你可以说我过时了，但领导力必须集体建立起来，不是自上而下强加于人。我怀疑，在许多情况下，它们只是掩盖某种开明专制的借口，而那并非行使权力的理想形式。

要从宫殿里解读世界会扭曲他们的目光，并将一层面纱蒙在其上。用帕索里尼不加掩饰的话来说，那会让他们全神贯注于“‘宫殿内’发生的事情; 那里最有权势的人的生活，那些占据权力顶峰的人的生活。显然，‘严肃’意味着关注他们的人民、他们的诡计、他们的联盟、他们的阴谋、他们的运气，最后，还有他们解释‘宫殿外’的现实——那个乏味现实的方式。”

我这样说，并不是说左翼的麻烦在于他们冒险进入了宫殿。毋宁说，麻烦在于他们是从宫殿内开始思考的。

后现代的余烬

众所周知，后现代抛弃了改变世界的想法。或许不那么为人所知的是，后现代的攻势甚至抛弃了理解世界的想法。我相信，当你从宫殿内审视现实，像后现代那样，优先考虑形式而非内容、沟通而非建言、竞选而非行动时，就会发生那样的事情。

从宫殿中，理解世界只能通过意见调查，将世界当成一个陌生而遥远的物体。帕索里尼警告我们: “意大利知识分子总是在当朝臣：总是生活在‘宫殿内’……假如他们关心的是‘民众’，那也是通过民意调查机构。”但是，他补充说，真实的历史“绝对比我们自鸣得意的历史要先进，因为对现实的编年记录着眼于‘宫殿外’发生的事情，而非对它的片面解读，或者更糟糕一点，对它的排斥。”

对这位意大利思想家来说，宫殿内外之间存在着一种历时性，一道“巨大的鸿沟”。回到马德里，我想说，或许正是这种“历时性”导致了左翼的危机，这一在宫殿所解释的和我们这些宫殿之外的人所生活、创造和想要改变的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

我担心，是因为，像所有左翼人士一样，自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最后一句中呼吁联合以来，我总认为联合是件好事。但今天，我敢说，欧洲左翼内部的这些分裂是一个后果（或许不是一个负面后果） ，厘清或纠正了那条已经行走过的道路。这至少是我的希望，我一并用以下帕索里尼表达过的信念向你们提出:  

发生在“宫殿外”的事与发生在“宫殿内”的事，有本质上的不同，也就是说，有着历史性的不同，此外，是无限新颖、极度先进的。

我从这里得出的结论——可以把眼镜还给帕索里尼了——是，从“宫殿外”的角度思考，也是“无限新颖、极度先进”的。这是一个值得坚持的想法。

（作者1968年生于阿根廷，1976年移居西班牙，目前是transform! europe联合主席。transform! europe是一个由22个欧洲国家的38个组织组成的一个致力于政治教育和批判性科学分析的网络。本文原题“A Transformative Left Needs to Speak for People Outside the Palaces of Government”，由美国《雅各宾》网站发布于2023年12月29日。译者听桥，对机器提供初步译文有校阅，有多分段，并一知半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