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玲：关于构建国情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思考_风闻

**【编者按】**2023年12月21日，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主办的“国情研究自主知识体系”主题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举行。会议邀请到多位学术界的重要学者围绕国情研究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展开深入交流。会议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作题为“关于构建国情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思考”的主题发言。本文根据李玲老师现场发言整理，已经本人审定。

我对胡老师及其团队持续在国情研究领域所做出的贡献，一直是无比的崇敬。在此，我想分享一些个人的思考，尽管这不是我的研究领域，也许他山之石，我的观点能为大家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国情研究是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各个方面进行系统性研究。从毛主席对中国湖南农村展开调查开始，我们就意识到，要想真正了解中国国情，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然而，随着我们融入国际体系，我们在国情研究方面的话语权似乎并不在我们手中。**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美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投入大量资源，编制了各种维度的国情指数。**例如，我们通常使用GDP和人均GDP作为经济指标，但我们知道这些指标并不能准确反映国情。美国在疫情期间大肆印钞，导致GDP虚高，其GDP构成还包括吸毒、疫情患者治疗费用和律师费等等，但这显然并不能真实反映一个国家的真实状态。

在卫生领域，世界卫生组织每年发布的**“全球健康支出”（Global Health Expenditure Database）指数**，包括健康指数、健康支出和宏观指标三大类共300多个指标。实际上，**“人均预期寿命”**是衡量一个国家卫生健康发展的比较好的指标。中国在这些方面一直走在前列，但我们在国际上却很少有话语权。一个国家只有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方面是一个良性的发展状态，老百姓才会健康。而美国是一个反例，美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低于我们，但是美国骄傲地向世界宣布，他的健康支出占GDP高达近20%，所以话语权还是在他们那。

世界银行编制和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数”（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在这方面中国应该是领先的。但是若用“人力资本指数”**中国又没有竞争力，为什么？因为没有结合中国的国情，我们现在大量的研究是用他们的指数来衡量我们的基础教育。例如，过去的60年代到70年代，中国推行的是“5+4”九年制教育，而现在国际上的指数通常基于K-12体系（小学六年，中学六年），这导致中国九年制教育出来的学生被列为初中生，中国的教育水平被低估。此外，中国每年有超过1000万的大学毕业生，其中一半是理工科，但这种规模巨大数量和质量在现有指数中并未得到充分体现，量变到质变无法反映。

我想指出的是，**当前的西方知识体系和由其主导的话语体系，并不能完全反映中国的实际情况。****甚至西方自身也有点蒙，总认为中国要崩溃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是，2019年10月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了《全球卫生安全指数》，该报告评估了195个国家和地区应对传染病和全球流行病的能力。这份报告认定全球有13个现代化国家在“应对流行病方面准备最充分”，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西方的盟友，都是人均GDP很高的发达国家。中国的得分很低，全球排在第51位，不属于这13个准备好的国家。但事实上，中国是最早遭遇疫情的国家，并且我们做的最好。至今，西方国家仍未意识到他们的指数存在问题，仍然坚信自己是正确的。

这也说明了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的重要性。为什么要向胡老师领导的团队致敬，因为他们一直在孤独地推动这一进程。我在北大很汗颜，我们仍然在拷贝国外发表的文章，这实际上是在自我矮化进入他们的体系。包括我自己指导的博士生，他们为了毕业，也不得不顺从这个体系，研究的都是用“来自中国的证据”证明西方现有的理论。

所以我想**我们整个知识界应该团结起来，中国的学者要有自信。**近代以来，西方确实在工业化方面领先，整个社会科学体系基本上是西方的。我们需要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科学等领域考虑如何突破。西方国家的价值取向往往是个人利益最大化，以个人利益为中心，一切假设、演绎都是基于这样的价值取向。另外，他们的思维方式通常是线性的，科学研究方法是基于还原论的，研究范式往往是理论脱离实际的。他们基于假设建立模型，然后推导出结论，这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因此，基于他们的研究范式，他们一直相信“中国崩溃论”。按照他们的理论，中国早应该崩溃了，但没有想到中国正变得越来越好。此外，西方的研究对象往往是人口规模小的国家，即使拿美国与我们相比也只能算是小国家，其人口规模只有我们的四分之一左右。因此，他们在研究中遇到的变量和质量问题，对我们来说并不构成问题。

在讨论碳排放问题时，我想补充一点，其实我们完全有能力建立自己的话语权。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生产了大量的工业产品供全世界使用。为什么不在我们的产品中加入碳排放指标呢？如果我们在每个产品上都标注碳排放量，那么还说中国人均碳排放高显然是不公正的。因此，我们在未来在所有出口产品上，不应该再以低价竞争，而应该将碳价加上去，这样我们才有话语权。我们为世界提供产品，却被认为是碳排放最高的国家，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中国拥有14亿人口，即使人均很小，总量也是巨大的。同样，尽管我们的人均GDP不高，但经济总量已经非常庞大。这恰恰反映了西方科学与我们的不同。**我们倡导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强调集体主义和家国情怀，以及全面、系统、多维度的思考方式。**从古至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都是全局性的，从大局出发，这与西方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从古人到毛主席，再到现在的习近平总书记，我们一直强调“经世济用，知行合一”这样的研究方式，理论要与实际相结合。我们是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与英国、德国等的研究范式不同，我们不应陷入到他们的框架中去。

因此，我特别赞成**中国国情研究，必须从毛主席的探索中汲取经验，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中国化。**借鉴毛主席将理论落地、接地气、大众化、本土化，让普通人都能理解，这是西方学者难以做到的，而毛主席做到了，这也是中国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将方法可操作化，**中国企业家很多都是“毛粉”，因为他们发现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中的方法论是可操作的，只要照做就可以了。

另外，**将考核可实际化。中国的文化是模糊科学，比如在烹饪中，我们讲究“油少许、盐少许、适度”，这反映了中国人动态调整的能力，不是僵化的一克、两克、一勺、两勺。毛主席当年提出的“多快好省”，就是中国化的考核指标。此外还在不断迭代的过程，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随着毛主席诞辰130周年的临近，我们应当向他老人家致敬。毛主席的“老三篇”朗朗上口，不仅定义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论、新中国社会理论，还赋予了中国人生命的意义。这些著作实际上是中国人的“圣经”，对于没有读过的年轻人建议去读一读。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应该从学习毛主席的这套方法论开始。

国际上，一些觉醒的西方学者，比如法国前总统萨科齐组织的一些“诺奖”得主也开始研究如何用新的指标考核一个国家，比如从社会发展、人类发展、健康、公平、安全、环境保护和幸福感等方面进行评估。我们也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因为经济发展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国家的国情、国力。

**关于构建中国国情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首先，我们的国家目标是中国式现代化，这是我们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发展应该围绕国家目标，我们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所有的发展都需要通过考核来实现，最终落实到中国式的KPI考核体系中。我们是否可以创造性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指标和综合指标是什么？这些指标能否真正反映中国人全面、系统、综合的思维方式？西方的所有考核体系都是借助于工业革命的产物，而中国正快速实现信息化、智能化，中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遥遥领先，这是没有悬念的。我们如何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加持下，用新的手段来全面、系统、综合地构建中国国情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

**此外，我们必须考虑变化。**西方的考核体系往往是静态的，只关注一个点。比如关于碳排放，是否可以加入中国快速变化指标？从绿色能源几乎为零，到短短几年内走到世界前列，这种变化是否应该被考虑？中国有这么庞大的体量，我们在碳排放方面的任何进展都是了不起的。

我大概跟大家汇报这些，谢谢大家。（文字：阮萍晶，摄影：侯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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