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邮报丨阿拉伯人正被迫质疑我们的世界地位_风闻

图源：Eleni Debo for The Washington 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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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正被迫质疑我们的世界地位

Abdelrahman ElGendy

死亡之前，有生命存在吗？

巴勒斯坦国旗在头顶猎猎作响，我想起了诗人穆里德·巴尔古提（Mourid Barghouti）的这句诗。这是自今年十月加沙大屠杀开始以来，匹兹堡第一次举行支持巴勒斯坦的集会，抗议者们挥舞着他们展示团结的标语：结束占领！立即停火！

这一天也是我自十年前在开罗因抗议埃及二零一三年军事政变而遭逮捕以来参加的第一次集会。这次匹兹堡抗议活动的组织者是阿拉伯裔，他们在演讲开始时谴责了他们不曾面对但已有预料的袭击。听着那长长的开场白，我咬紧了牙关: 我们阿拉伯人是正派、文明、和平的。我们既不反犹太人，也不是他们口中所称的野蛮人。

当日集会活动和谐气氛突然被我妻子的一声尖叫打断。我及时转身，看到一名身材魁梧的秃顶美国白人男子将她和其他几名抗议者撞倒在地。他竖起中指，口中辱骂如滔滔江水奔涌而出。一群抗议者最终围住他，将他推向现场的警察。最重要的是，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眼神，那里没有仇恨和暴力——我可以欣然接受；那里有的是毫不犹豫，认定他永远不会被贴上“恐怖分子”或“野蛮人”标签的确信。只有我们会面临这些指控。

在那之后的几周里，我像世界上许多其他人一样，目不转睛，盯着新闻看。加沙地带一直遭到猛烈轰炸和全面围困。在十月的第二周，以色列切断了加沙的水、电和燃料供应。根据加沙卫生部的数据，巴勒斯坦人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两万人，这是大约七十五年占领期间前所未有的数字。

我在互联网上搜索，试图找到一些好消息，但一无所获，只好回到了二零二一年去世的巴尔古提那里:

我审视自己从出生那天起的生活。

绝望中，我记得:

死亡之后有生命，死亡之后有生命

我也没问题。

但我问:

上帝啊,

死亡之前有生命存在吗？

过去两个月间，我们目睹了一场越来越多学者称之为种族灭绝的军事行动。

我们还见证了有偏见的新闻报道，以及美国在这场大屠杀中的同流合污，同时，世界上其他国家许多国家袖手旁观。

作为阿拉伯人，我们正在提出有关我们世界地位的根本性质疑。我们慢慢明白了，我们的可以被任意处置，并非当下世界秩序的某种失败，而是其不可或缺的功能之一。

生于埃及的历史学家哈立德·法赫米(Khaled Fahmy)在《帕夏班底》(All the Pasha’s Men)一书中，描述了我们今天所知埃及护照的最早版本tezkere，这是奥斯曼时代对身份证的称呼。十九世纪初，在穆罕默德·阿里帕夏（Muhammad Ali Pasha）统治下的奥斯曼帝国，为阻止埃及农民放弃他们的村庄，并更好地规范他们的行动，当局规定，每个人都得携带一个tezkere，这一文件包括持有者的姓名、形貌描述、父亲的名字和村庄的名字。没有它，人们会被遣返，回到他们所由来的村庄。

今天，“tezkere”是每个现代埃及囚犯在监狱中携带的身分文件的名字。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在六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我在埃及的七个拘留所之间辗转，手中紧握一张破旧的黄色卡片，那上面记录着我的个人信息、牢房分配、判决细节，以及包括禁闭室和探视禁令在内的附加惩罚记录。这个tezkere重现了它的起源，浓缩了国家对我的身体的规训。

今天的阿拉伯护照及其所赋予的身份，继续在阿拉伯国家内部和世界各地扮演类似角色。在我的祖国，我强烈意识到我的身体是可加以牺牲的。但在那里，西方的身体总是更值钱。每一次埃及当局伤及西方人，它们都面临国际责难。例如，2016年对意大利研究人员朱利奥·雷杰尼(Giulio Regeni)的残忍杀戮至今仍纠缠着他们。压倒性证据表明凶手是埃及安全部队成员。雷杰尼的母亲有所指地评论道: “他们折磨并杀死了他，就好像他是埃及人。”

我们的身体，被不计代价地摧毁，于是就经常被摧毁。

二零二零年，我从监狱获释，之后逃离埃及，那时我是在谋求重生: 我的身体蒙受了巨大的苦难，它需要获得承认。我对美国梦没有任何浪漫的想法; 我经常遭遇一种居高临下的说法，认为我们移民是为追求更先进的价值观，而不是逃离美国强加的战争、华盛顿安插并继续支持的君主和军事独裁政权造成的混乱，或美国造成的环境破坏。

但这两个月已经超越了我最黑暗的噩梦。一个阿拉伯名字给了我一系列新的绰号，一个从“他者”开始到“人类动物”结束的血统。

当我努力应付自己的处境难题时，我的美国朋友诊断出，我的痛苦是监禁创伤引发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直到我读到巴勒斯坦卫生部心理健康服务负责人萨马·贾布尔(Samah Jabr)的话，我才明白为什么“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一术语令我极度恼火。在2019年的一次采访中，她认为，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一概念源于西方思想，需要一个先前和之后，即一段创伤开始前和创伤结束后的时间。但对相当多的阿拉伯人来说，创伤是一个持续、跨代的现实。

对我们来讲，没有先前和之后。创伤就是生活。当两个流亡中的阿拉伯人四目相遇时，会有一种默认。我们的 tezkere 超越了时间、监狱和国界。我们不仅在口袋里，而且在脸上和骨髓中的皱纹里，都带着一种内在的疏远。

今天，我身怀一种深深的空虚感，这源自一系列悲剧性事件: 在伊利诺伊州，六岁的巴勒斯坦裔美国人 Wadea al-Fayoume撞上了可怕的致命刺杀; 在佛蒙特州，巴勒斯坦大学生 Hisham Awartani、Kinnan Abdalhamid 和 Tahseen Ali Ahmad遭到枪击; 据报道，一位名叫Abdulwahab Omira的叙利亚裔斯坦福大学学生经历了目标明确的交通肇事后逃逸。名单还能列出很多。

我能接受死亡的理念。我们阿拉伯人知道死亡。我们和它一起长大，认识它，知道它喜欢我们的身体。

这个世界绝不是为容纳我们而建的。哪怕在最进步的圈子里，我们也是一种破坏力量，只有当我们仍是模范的、象征性的阿拉伯人时，才能被容忍：美味而腼腆，在要求我们的人道之前先奉上作为先决条件的谴责。我们的盟友很少，我们的知己更少。我们现在明白了。

在已经压垮我们的祖国和渴望这样做的流亡国家之间，有时似乎永远不会有死亡之前的生命。假如这是我的感觉，我就试着想象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的困境。前一秒，还有一个呼吸的身体，一个屋顶。下一秒，残肢断臂，碎石瓦砾。

因为害怕这一即将到来的死亡，我就生活在死亡中。就像是巴尔古提那样，我想知道: 我会知道死亡之前的生活吗？

我们会吗？

​我没有答案。但我知道，西方道德优越的表象已经坍塌。今天，我们阿拉伯人摆脱了深入骨髓的自卑感，试图找到一条回归语言和历史的出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历史。我们围聚在一起，感受集体的悲伤和哀鸣，那些声音一如我们字母表中的A’ins和Kha’as，低缓沉闷而质地丰富。

在这种不是生活的生活中，我们不再呼吁世界将我们视为人类。相反，我们正在学习理解彼此，学习这样做就足够了。

（作者是埃及作家、记者、前政治犯，目前是匹兹堡大学非虚构研究生项目研究员。本文原题“Arabs are forced to question our place in the world”，由《华盛顿邮报》网站发布于2023年12月28日。斜体字和超链接为原文所有。译者听桥，对机器形成的初步译文有校阅，无法保证理解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