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刺死外卖员,有些“反思”是值得反思的_风闻
佘宗明-央视特约评论员、数字经济智库高级研究员-1小时前
文 | 佘宗明
卡尔·波普尔说:要努力消除具体的恶,而不是去实现抽象的善。
可在当下的舆论场,不少患了选择性视障的人,习惯了将抽象的善划为重点,对具体的恶却避而不谈。
这反映在了方方面面,包括这几天引发社会热议的保安刺死外卖员事件上。
留学生,出身打工家庭,就业不理想、创业未成功,跑外卖的第6天被刺死……这起无法被简单概括为“一个海归外卖员之死”的悲剧,因个体的命与运跌落在那道名叫“不幸”的深坑里,看得很多人百爪挠心、心酸不已。
艾略特的那句“世界就这样告终,不是嘭的一响,而是嘘的一声”,俨然成了受害者李越凯命运的尾注。
回到该案上,毫无疑问,这是一起恶性刑事案件,其核心事实就是“一个人将另一个人残忍杀害”。联想起加害者对受害者胸前、腰部、背部、脸部连刺数刀,在其倒地后再刺数刀的骇人情节,许多人脑海中不免勾陈起某些犯罪片中的画面,不敢看,不忍看。
▲事发时的现场监控视频截图。
哀受害者之不幸、怒加害者之不仁,本该是人们自然而然的情感反应。
可在网上,有些声音却是用二次伤害的方式对受害者李越凯进行“补刀”——他们或是在“反向声讨”中将鞭挞箭头对准受害者,或是在抽象反思中迂回地完成了“归因转移”。特别是嘲讽“海归回来依旧送外卖”,最是乖谬荒唐。
这里面很多对于受害者李越凯的嘲讽、很多“迂远而阔于事情”的归因,都是假反思之名。但现在看,有些所谓的“反思”恰恰是更值得反思的。
01
每当“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的事情发生,很多人都会想起“底层互害”四个字。这起悲剧也不例外。
但细究起来,此事中并不存在什么“底层互害”:“互”并不存在,从现场画面可知,受害者被刺时连手都没还一下;说行凶者是“底层”也不尽恰当,“微权力”的自我膨胀,让部分保安在自我角色认知上褪去了“底层”底色,这点在他们面对外卖或快递小哥时体现得尤为明显。
友人邹思聪说得挺对,那位行凶的保安不该有被笼统称作底层继而获得道德上保护,他的保安身份是寄附在“暴力外包服务”基础上的。
面对手无寸铁之人持刀相向,反映的正是暴力的脱缰与越界——当保安身怀利刃时,他就不是在“保”谁的安了,他自己就是安全隐患。
无论是外卖员还是保安,他们首先都是“人”。剥离涉事双方的职业身份,从“人”的视角去看这事,我们很难不惊愕于行凶者的极端——从发生争执到持刀杀人之间,本隔着人性的广阔跨度,但凡有点人性,都不至于做出这么残忍的举动来。
很显然,行凶者掏出凶器的那刻,就已泯灭了基本人性。
跟他的残忍形成对照的,是受害者李越凯的心性善良。报道中提到,他很努力,做木工活时一干就是一整天,跑外卖一天能跑100单;他很善良,会照顾残障人士,过斑马线时会等到绿灯亮起再过,并劝阻亲戚闯红绿灯;他还很有教养,性格内向,很少流露情绪……正是这种鲜明对照,让人愈发惋惜。
越是这样,加害者的恶越不能被原谅。
02
善与恶在此事上并没有呈现出复杂难辨的面目,可将其归为极端个案,似乎很难满足部分网民的“深刻癖”。
哲学家悉尼·胡克曾在著作《含糊的历史遗产》中讲了个“段子”:警察在街上碰到了个酗酒肇事的司机,但深刻的他没有去抓司机本人,而是去抓店铺老板、抓酿酒厂家,还要抓1000多年前第一个发明酿酒的人。
在保安刺死外卖员事件上,很多网民也不是抓住行凶者,而是抓住真正的受害者和所谓的深层原因不放,随之而来的,是舆论失焦。
最浅层次的舆论失焦,是嘲讽受害者留错了学、较错了真。
不少人拿李越凯的家境状况(父母打工,借债供其读书)、留学成本(留学花了上百万)、职业成就(此前工作不顺)说事,嘲笑他没那个条件就别留那个学,嘲讽他留了学还是得干苦力活。
▲《三联生活周刊》报道中的这处细节,成了某些网民嘲笑受害者李越凯的理由。
平心而论,在舆论惯于简单地用“投入产出比”衡量出国留学好与坏的当下,李越凯的留学经历与生活遭遇很难不引人置喙。为他的不幸遭际唏嘘很正常,将其置于社会结构中审视也很正常,即便是讨论该不该举债百万去留学也是人之常情。
不正常的是嘲笑他及其家庭的选择,是该聚焦的不聚焦、不该聚焦的过分聚焦的关注点跑偏。
更深层次的舆论失焦,是从建设性方案探讨中逆推出“行凶者也是受害者”的意思。
按某些人的逻辑,涉事保安行凶固然有问题,但更大的问题在于规则,杀死外卖员的与其说是保安,不如说是规则与规则的冲突。
03
不得不说,这类“向内深挖一层”的归因思路颇为流行。
你光说保安残忍杀人是戾气,那我问你:这戾气是怎么来的?
你只说保安举刀相向很残忍,那我问你:要不是“私放骑手进入一次罚50元”的规则,他又至于去为难那个外卖员?
这是很多人“土壤决定论”的生成逻辑。
这些反问,确实连着某些真问题。
比如,到底该不该让外卖员快递员进小区,说白了,就是本地生活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该如何解决。
这是这起悲剧发生的直接由头,也是关乎多方权益的现实议题:它既关乎居民获取民生服务的便利度,也关乎物业管理成本的增减。
报道中提到,事发地很多小区都不让骑手骑车进入,只不过,涉事小区管得格外严,外卖员递烟、递水、递槟榔给保安都不管用。
小区该不该让骑手骑进来,居民、物业、骑手可能各有各的想法,这需要居民、物业、平台等多方共商,尽可能求公约数、取最优解。
之前有些社区就跟平台探索出了部分解决办法,如让骑手实名认证“进门”或在合适地点放置取餐柜。
事实上,呼吁小区物业对保安、骑手实行更柔性的管理,呼吁外卖平台在送餐时限设置上充分考虑“最后一公里”的行进难度,呼吁多方探讨既能保障小区秩序又能增加取餐便利的解决方案,都不无讨论价值。
但若是在规则仍待完善跟保安“无奈行凶”之间画等号,无疑是对极端暴力的姑息。
没有什么可以成为他残忍杀害一个无辜外卖员的“正当理由”,我们要警惕对极端暴力背景和动机的解释无形中充当“豁免牌”的效果。
行凶者就算有一万个理由去守紧小区大门,也没一个理由支撑他去残忍杀人。
04
别林斯基说:偶然性在悲剧中是没有一席之地的。
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在对悲剧归因时,非得跳出“就事论事”原则,向上走找出万物一源的“本源”,以此佐证具体个案发生的必然性。
按照时下有些人的形而上思维和归因思路,被杀的外卖员跟行凶的保安都是规则的“受害者”。
循此逻辑,保安这次残忍刺杀无辜的外卖小哥,根子在规则冲突,下次他向晚归业主挥刀,根子就在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不公了。
忽略极端暴力中“具体的恶”,却过多地聚焦受害者毫不相关的“过错”,过度地渲染泛化的因素,很容易把具体问题变成概念堆叠。最终结果就是尼采说的“没有事实,只有阐释”,或布罗茨基说的“人们为自己的思维习惯与分析习惯所累”。
套用学者朱学勤的话说:追究一个事物的原因、如果不适可而止,那就会开启该事物原因的稀释过程。原因挖得越深,距离该事就越远……当你好不容易摸到“原因链的终结一环”时,特定事件的原因分子可能已经稀释殆尽、你手里的那一节“最终原因”可能已经越过临界点,正在将你导入另一事物的原因域。这种病态的深刻癖,是生活在观念世界里的人经常容易犯的毛病。
悉尼·胡克说得更简洁:“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
小区不让骑手骑进去,是保安阻止骑手进入的原因,但不是保安实施极端暴力的原因。他残忍杀害外卖员,首先是自己没了人性,其次都是其次。
▲原报道留言区的这两条高赞留言说得挺对。
我们不是不能反思由悲剧延伸出的命题,但这种反思当止于应止之处,绝不能轻易在保安的“苦衷”跟行凶的残暴之间建立必然性关联——那样只会变相地为其极端举动提供“合理性基础”。
05
说起来,社会学家孙立平2018年曾提出过“短链条正义”的概念,意思是:判断某件事情是否正义,先去除掉动机、背景、实质、进一步效果等相关因素,就事情本身做出简单判断。
打个比方,街头有人昏倒,我们在决定伸出援手前,该考虑的是“他昏倒了,需要帮助”,而不是“他是个什么人,昏倒前干了什么事”等。
看待保安刺死外卖员这起悲剧,我们也该有“短链条正义”思维,而不是搞泛化归因:这是个恶性案件,行凶者已失去基本底线,是此事的基本面向。他为什么会持刀上岗,该是我们的第一追问。
在事件里的是与非在“受害/加害”二分结构中倍显清晰的情况下,没必要在归因时用更宏大的是非框架对其进行“重置”。
回到此事上,受害者李越凯的不幸该被同情。西塞罗说:死亡并不是生命的毁灭,而是换个地方。性格善良的他,本值得更好的命途。
对于他遭遇的一切,我们可以有思考、有共情,但不能以反思为“刃”继续去刺伤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