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丛迁 | 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精英化运作取向_风闻

朱丛迁 | 澳门科技大学国际学院助理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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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幻想性写作一直难以振奋，而写实性作品从来就稳固地占据着历史的舞台，幻想文学理论也一直不够发达，但现实主义理论则发展成为重要的传统。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外国现实主义文学家几乎从未离开中国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的视线，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各种现实主义理论起着一定的时代引领作用。但学术界较多注意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现实主义“宽泛化”的现象，却很少关注现实主义文学与理论发展呈现精英化的事实。中国现代文学可以说是由现实主义起步的，现实主义文学几乎影响了新文学倡导时期“一代人”，“为人生”和“血和泪”的文学观对彼时任何倾向的现代中国作家都有明显的整合力。

但是到了左翼文学运动，现实主义就被理解成具有无产阶级倾向的“一众人”的文学选择，甚至具有一种阶级文学的倾向。到了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到了提倡“干预生活”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期，现实主义成为新中国文学精英的一种能力和操守，成为能够引导社会生活的一种精英手段，这时候，现实主义就被定义为只有精英文学家“一干人”才能把握的精英文学理念与相应的社会政治才能的体现。了解中国现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精英化运作过程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审视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

现实主义的“普及化”与对新文学“一代人”的影响

**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概念和理论，显然来自西方世界，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现实主义又饱蘸着俄苏文学的精神营养，体现着日本文学的文化因素，甚至渗透着东北欧“弱小民族文学”的余脉。**按照茅盾在《契诃夫的社会意义》一文中的说法，“我也是和我这一代人同样地被五四运动所惊醒了的”，“睁圆了眼睛大吃一惊的，是读到了苦苦追求人生意义的”现实主义文学。也就是说，现实主义影响了整整一代文学家。

**曾有研究者将中国现代文学家概括为“浪漫的一代”，这是一种夸张的表述，是对于郁达夫等现代文学家的浪漫主义倾向作夸大处理的结果。**其实，五四新文学作家中浪漫主义倾向并不普遍，或可以用“浪漫的一群”加以代表。而即使是在这样的“浪漫的一群”中，即便是被称为浪漫主义典型的作家郁达夫、郭沫若，其实也都是现实主义倾向明显的作家，只不过他们更倾向于接受日本心理写实主义的影响。郁达夫就认为“为人生的文学”实际上是普遍的，“古今来哪一种艺术品是和人生没有关系？”他自己就曾被人称为“精赤裸裸”的写实派，郭沫若的小说中最多的也是“私小说”式的写实笔法。

中国新文学乐于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主要是因为那时候的文学家对中国社会现实最为关注，对外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成分普遍感兴趣。此前，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这篇重要文章中，将外国重要国度及其文学都点遍了：“彼美、英、德、法、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岂不然哉！”梁启超虽然谈的是“政治小说”，但他用来说明学理的其实是体现一个国家“国民之魂”的小说。他提到了世界上几乎所有有影响的重要国家，但就是没有俄国。在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前，中国新文学倡导者并没有充分关注俄国文学资源。中国新文学最早倡导者之一陈独秀，最先提出现实主义的文学是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中。此文确认欧洲文学历史的进化序列：“欧洲文艺思想之变迁，由古典主义（Classicalism）一变而为理想主义（Romanticism），此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文学者反对模拟希腊罗马古典文体，所取材者，中世之传奇，以抒其理想耳。此盖影响于十八世纪政治社会之革新黜古以崇今也。十九世纪之末，科学大兴，宇宙人生之真相日益暴露，所谓赤裸时代，所谓揭开假面时代，喧传欧土自古相传之旧道德旧思想旧制度一切破坏，文学艺术亦顺此潮流，由理想主义再变而为写实主义（Realism），更进而为自然主义（Naturalism）。”这段文字重点介绍现实主义（写实主义），表明陈独秀对现实主义的特别重视，这样的重视体现在他后来更加明确的表述中：“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于写实主义。”他甚至宣布，自己创办的《青年杂志》可以定位为“提倡写实主义之杂志”。这时候他所利用的文学资源都是西欧文学资源，在著名的《文学革命论》中，他提到的现实主义文学家也都是法英德诸国人士。不过自从俄国发生二月革命以后，陈独秀以及《新青年》同人都开始重视俄国文化，在现实主义方面也更加重视俄国文学了，更不用说十月革命以后，俄国文学和文化在中国可以说是声誉日隆，俄国文学也就非常突出地成为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的重要资源。

《青年杂志》

鲁迅和文学研究会作家等新文学缔造者，重视外国文学的基本倾向多体现在对现实主义的关注上。《小说月报》出版的专号除了“俄国文学研究专号”外，还有“法国文学研究专号”“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等，都是对各个范畴的现实主义文学倾向的呼应。

《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十号 “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

“为人生”与现实主义的“宽泛化”

**在五四时期，“平民文学”是与“人的文学”并行提出来的核心理念，这表明，以“为人生”为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的主要精神内涵，势必造成现实主义文学在那个时代的宽泛化、普遍化、平民化，于是，五四文学家整整“一代人”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现实主义倾向。**中国新文学以热切的现实社会关怀开启了伟大的传统。这一伟大的现实主义传统以人道主义为基本情怀，同情被压迫、被奴役的“第四阶级”，公然打出了“血和泪”的文学旗号，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现实主义发展的新路。这条波澜壮阔的现实主义新路在鲁迅的表述中就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此后，现实主义、人生文学或者社会文学等，都以法兰克福学派所指称的“理想类型”的方式出现在理论表述、批评论争和学术概括之中，它们代表着理想的价值状态和肯定性的价值倾向，具有毋庸置疑的先进性甚至革命性，甚至为后来的革命文学、社会主义文学所直接吸纳并发挥，汇入“革命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文学思潮与创作潮流。这种强调并主张文学与社会人生建立密切联系的人生派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思潮，一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这是一股有内涵有担当，更有深度和震撼力的文学潮流，几乎将中国现代历史以及人们历史体验的沉重与轻捷，痛苦与欣慰，灾难与荣耀，破碎与完整，光荣与梦想，挫折与顺捷，都全面地、完整地、系统地、有秩序地、深刻而强烈地展示出来，构成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的主脉。

**不少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探寻都往往以“现实主义的路”为标题，一般认为这样的标题特别富有概括力度和文化蕴藉意味。**中国文学之路、中国文学的主流之路、中国文学的正路等，都可以用这样的为人生和谛视人生的内涵加以概括。“为人生”“谛视人生”的第一波文学浪潮便催生了从历史的反思作改革人生之呼吁的《狂人日记》。《狂人日记》往往被人们冠上象征主义之类的名号，但它的精神是彻底的现实主义，是作者本着“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的文学宗旨进行个性化和突破性创作的代表作品。这部作品接受了果戈理同名小说的影响，鲁迅从不否定这一“为人生”的作品与俄国文学之间的文化渊源。

鲁迅《狂人日记》，刊登于《新青年》第4卷第5号

**世界文学中以人道主义作为精神底蕴的“为人生”文学理念，大大开阔了五四作家的视野，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和创作。**那些作品中“为人生”的主题和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得到了五四作家的高度认同，成为五四文学的重要精神资源。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现实主义认同造成了新文学的平民文化传统，几乎所有的新文学创作及其文化定位，都在“平民文化”的层面。

**“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倾向催生了各种格调的问题文学。**问题文学一般被认为受到《新青年》译介的易卜生问题剧的影响，在新文学和新文化风生水起的年代，读书界和青年界出现了“人生究竟是什么”的问题焦虑，问题文学由此得到较为普遍的发展，“因为‘人生究竟是什么？’支配人生的，是‘爱’呢，还是‘憎’？在当时一般青年的心里，正是一个极大的问题”。也就是说，问题文学关注和表现的始终是谛视人生、思考人生并试图努力解决人生问题的内容，新青年社和新潮社如罗家伦、汪敬熙、杨振声、俞平伯等人的创作，都属于为人生的问题文学。叶圣陶、冰心、庐隐、王统照、孙俍工等文学研究会的杰出文学家更是涉足问题文学颇深，且都有不俗的贡献。有人认为问题文学只揭出人生问题而不负解答的责任，显然有低估问题文学的倾向。在那个普遍“谛视人生”的时代，几乎所有新文学家都可能卷入对人生问题的思考中，并试图通过文学解决人生问题。连周作人都对“问题小说”这一思潮有所警觉并论述：“问题小说，是近代平民文学的出产物。这种著作，照名目所表示，就是论及人生诸问题的小说。”也就是说，**这样的文学所涉及的人生问题并不仅仅在于“人生究竟是什么”，事实上许多文学家和评论家都认为问题小说广泛涉及劳工问题、子女问题以及伦理、宗教等问题。**鲁迅也认为自己从《狂人日记》开始的小说，都可以归入“问题小说”一类：“原意其实只不过想将这示给读者，提出一些问题而已。”胡适不仅是通过介绍易卜生将问题文学较早提出来的理论倡导者，而且也是问题文学的创作实践者。他在《每周评论》发表的小说《一个问题》，从题目就突出了问题小说的特质。问题小说也成为那时候《新潮》创作的一时之尚，许多小说都是以标志问题的“？”做题目，如汪敬熙的《谁使为之？》，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苦痛？》，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等等。鲁迅对新文学作家群体中的沉钟社评价很高，虽然沉钟社被认为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团体”，但经过一番作品分析之后，鲁迅认定，他们的作品所刻画的人物“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中的主角，或夸耀其颓唐，或炫鬻其才绪，是截然两样的”，因而，沉钟社也还是具有强烈的“为人生”倾向的。在这个意义上，几乎任何倾向的作家都会思考“人生问题”。

**中国新文学发展初期的现实主义文学，除了“问题文学”之外便是“血和泪的文学”。“血和泪的文学”概念是郑振铎1921年在《血和泪的文学》一文中提出来的，认为“我们现在需要血的文学和泪的文学”。**学界认为这样的文学观来自俄罗斯文学，这是一种相当有依据的推论，“血和泪的文学”概念应该是受到了俄国文学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抹布情结”的影响。如果要强化这种推论，可以引王统照、鲁迅的观察作为辅证。王统照这样描述俄国文学对于人生痛苦的深刻描写：“俄罗斯文学则幽深暗淡，描写人生的苦痛，直到了极深秘处，几乎为全世界呼出苦痛的喊声来。”人生苦痛到达“极深秘处”，当然就是“血和泪”的体现。鲁迅也说，中国新文学家是从俄国文学中“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虽然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更重要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彼时已经走入中国文坛，小说中展示的“抹布情结”给中国文学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穷人比一块破布都不如，不可能得到别人的尊敬”。《穷人》中的穷人杰符施金的表达就是血和泪的控诉，是地位低下的小人物懦弱、善良而又饱受欺凌、侮辱的命运的生动体现。正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刻画的“抹布情结”那么有冲击力，《小说月报》在第13卷第1期以较大的篇幅开设了“陀思妥以夫斯基研究”专题，这是《小说月报》第一次以作家研究的方式开设专栏。

郑振铎（西谛）《血和泪的文学》，刊登于《文学旬刊》1921年第6号 

其实，**创造社、沉钟社乃至弥洒社等非传统现实主义的文学团体，其创作也都在紧张地思考和探索人生问题，或者提出各种各样的人生问题。**郁达夫等人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问题文学，因此，问题文学的另一个重要文学文化资源是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系列，如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以及体现着更深入的思想发掘与灵魂拷问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等。这些作品所表达的人生苦闷和前途如何的深思、追索，其情感浓烈程度和思想深度可以说足以与探索“人生究竟”的问题文学相遇合、相抱合。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丰富并深化了中国早期现实主义问题文学。对郁达夫影响颇深的屠格涅夫看上去浪漫主义色彩浓厚，其实他作品中“为人生”及“血和泪”的倾向相当明显。批评家早就发现《罗亭》实际上属于“社会小说”，这与一般印象中的“自我小说”大不一样：小说“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几乎是历史性的人物，这人物很早就以自己的勇于否定、从事宣传的性格引起作者本人和俄国社会的注意了”。郁达夫的《沉沦》和《茫茫夜》都是屠格涅夫式的“多余人”书写，都是《罗亭》式的“自己的勇于否定”风格，都是表现特别的人生以及读书人的“血和泪”的作品。这里要特别关注郁达夫的一篇不引人注目的小说，即1922年8月在《学灯》上连载的《血泪》。这篇小说以写实主义与自我倾诉相结合的笔法暗讽了文学研究会的“血和泪的文学”，同时又写出了知识分子“我”被穷困所压迫而走投无路的“血泪”，实际上发出了关注“智识阶级”“血和泪”的呼吁，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从自我表现皈依了“血和泪”的文学。

**现实主义“为人生”“血和泪”的文学由于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对各种倾向的中国新文学家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对各阶层、各种形态生活的热切“谛视”、热忱关注的理念，在那个时代的不同历史阶段都占据着文学发展的主流位置和统制层次。作为中国新文学创造者的“一代人”对人生采取的是融入、拥抱和真实地加以反映的态度，正像他们一开始拼命反对“贵族文学”一样，他们同时也拒绝文学的精英化，哪怕是在现实主义意义上的文学精英化。

政治文化“提高”与现实主义的精英化运作

如果说现实主义文学在“为人生”的意义上展开的是“平民文化”建设，那么从辩证唯物主义现实主义开始，直到1950年代的“干预生活”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从理论到创作都走上了一条指导人生、批判人生的“提高”路线。

现实主义的“提高”路线具体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从现实主义批判性和对生活的指导性层面对文学明确提出了“高于生活”的要求。其次，现实主义文学被定性为阶级的文学，被赋予政治性要求。再次，现实主义文学的层次及创作者的层次由此得到提高，不再是普及性的、平民化的文艺，而是在政治和艺术要求上都进一步提高的文学，这就是说，从事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人员必须是具备一定的无产阶级觉悟的“一众人”，甚至是具有“干预生活”素质的“一干人”。现实主义文学再也不是“一代人”的普遍事业，它得到了时代性的提高，因而有资格进入这种“高的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创作的就只能是具有无产阶级意识的作家，或者是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文学家。

**当现实主义文学作为“一代人”的文化事业时，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创作队伍上，都体现出平民文化的倾向：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体验的人生出发，每个作家都必然关注一般人生甚至平民人生。**不过这样的现实主义文学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从理论上普及现实主义，必须通过平凡人生的强调以构成“一代人”的文学职责；而从理论上提高现实主义的文化层次，则必须通过提升政治文化要求，以确认具有“阶级”意识的“一众人”或具有新的时代觉悟的“一干人”才可能获得真正的现实主义素质。现实主义的要求越来越高，意味着现实主义创作者的队伍越收越窄。这就是现实主义文学在现代中国的基本轨迹，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现实主义文学不断提高的同时又不断紧缩的原因。

**左翼文学时期，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普罗列塔利亚现实主义）占主导，这样的现实主义带有必要的政治文化要求，注定只能是这个时代中的一部分文学家才能掌握创作。**请看这个时期理论界对现实主义作家的要求是如何之高。始终提倡现实主义的茅盾指出：“一个作家不但对于社会科学应有全部的透彻的知识，而且真能够懂得，并且运用那社会科学的生命素——唯物辩证法；并且以这辩证法为工具，去从繁复的社会现象中分析出它的动律和动向；而且最后，要用形象的言语、艺术的手腕来表现社会现象的各方面，从这些现象中指出未来的途径。”那么多的“且”，加上反复的分号，说明唯物辩证法的现实主义文学对于作家的要求之高。在这样的要求下，现实主义就不可能是这“一代人”都能够抵达的境界，而只能是具有相当政治文化修养和无产阶级情怀的作家才能够掌握的创作方法和技巧。

茅盾

从现实主义的理论角度强调阶级意识和唯物辩证法的方法，就必然将作为“一代人”的作家中的一部分人排除在革命现实主义之外，正如冯乃超在革命文学浪潮中宣布有些人属于“昨日的文学家”一样。这时，从现实主义出发，人们考虑的问题主要是提高，是阶级性，而不是“普遍性”或“平等性”：“无论民众艺术如何地主张艺术的普遍性或平等性，但艺术作品无论如何自有无限的价值等差，这个是事实不可否认的。”革命现实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现实主义自然与一般文学拉开了“价值等差”，它已是在政治文化意义上得以提高了的艺术。

革命现实主义的进一步提高，同时也是进一步与一般文学拉开“价值等差”即更加精英化的文学操作，那就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干预生活”论。****由“为人生”到“干预生活”，是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现实主义文学在处理文学与生活的理论关系方面的一个重要突破。“干预生活”的现实主义具有更为进取的理论价值，更加强化了文学之于人生的意识形态意义和文化实践意义。这一文学命题能够在工农兵文艺和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论基础上形成相当的影响力，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发展有着这样的文化需要，须在特定的社会生活环境和复杂的社会生活关系中拓展空间；另一方面，也与这种理论所具有的深厚的革命文学基础有关。当然，随着社会矛盾的逐步解决以及其中复杂关系的明晰化，“干预生活”这样的启蒙主义色彩过于明显的理念，由于与工农兵文艺和人民文艺的主体定位多少有些龃龉，终将会遭遇清算，但这一观念的影响力并不会随着疾风暴雨式的清算而销声匿迹：文学与生活的紧密关系再一次得到了理论的加强，文学的意识形态意义和文学对于社会生活的反作用力得到了更强有力的确认。

**“干预生活”论是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界思想解放的一次理论探索和文学探索热中涌现出来的文艺观，认为文学应该以积极的姿态和敏锐的感知对社会生活进行干预。**在汉语环境下，“干预”二字带有较强烈的刺激性；在文学为工农兵服务，文学为人民服务的政治语境下，以知识分子创作的文艺“干预”工农大众为主体的社会生活，这是十分具有挑战意味的文学表达。只有在1950年代中期百花齐放的“早春”季节，这样的口号才可能得以宣扬、得以响应。这是现实主义文艺观在处理文艺与社会生活关系方面最鲜明、最高调的论调。比它调值更高的则是王尔德当年倡导的“生活对艺术的模仿”论，要求社会生活按照艺术的尺度和节奏安排自己的秩序，这当然是唯美主义理论格局下有些狂妄和自恋的文艺观。

显然，即便是在反右斗争还没有开始的“早春”时节，“干预生活”论也分明显示出某种突兀甚至莽撞的声调。但中国作家之所以能够提出这样的口号并且在一定范围内得到呼应，是因为它与苏联“干预生活”代表作家奥维奇金有着直接的联系，而奥维奇金的“干预生活”论显然得到了苏联党中央机关报的支持，这是一种在当时看来属于政治正确甚至正统的文学观，“干预生活”的理论倡导者几乎可以说“有恃无恐”。而**当时中国作家提出“干预生活”的理论自信，不单单来自苏联当代倡导“干预生活”的作家的示范与激励，更重要的原因和更深远的影响，源自1920—1930年代苏联文坛上流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是苏联“拉普”在1929年以后倡导的创作方法，其目的是反对和清算浪漫主义，以哲学方法指导文学创作，从而指导政治和社会生活。1930年代初，中国左翼文学界已经较为普遍地接受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并以此为理论武器救助“革命的罗曼蒂克”等创作偏向。**由于这样的艺术方法被理解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文学艺术创作中的体现，因而顺理成章地被当作可以“干预生活”甚至指导生活的创作理论。**这应该是“干预生活”论的思想来源和理论的逻辑起点。“干预生活”论其实还呼应着曾经被批判过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组织生活”论。“文艺组织生活论”是由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领导人波格丹诺夫提出的一套理论，这套理论认为“人类的所有活动都是组织活动,世界上的一切活动都是组织过程”，因而文艺也应该进入这种生活的组织程序中。“干预生活”论虽然不同于“组织生活”论，但在处理文艺与生活的逻辑思维方式方面显然非常相像。“文艺组织生活”论在1930年代就已经被批判为唯心主义的文艺观。

**“干预生活”论在社会主义中国并没有来得及流行，后来对“黑八论”的批判并没有将“干预生活”论列在黑论之内，即非常清楚地表明那时“干预生活”论早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不仅如此，其实“黑八论”中的多数“黑论”实际上来自对“干预生活”论的反驳，如“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就带有对“干预生活”论的某种狭隘性的批判与反思。“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其实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现实主义宽泛化、普及化的思维轨迹上，这显然不符合政治文化“高要求”下现实主义精英化运作的原则。批判“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其实仍可说明，现实主义精英化思维和现实主义理论上更高的政治文化要求理念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占据着一定的主流位置。

现实主义的精英化运作在文学实践的操作面上看似减少了“人气”，但非常有益于现实主义概念的“洁名化”（与“污名化”相反），现实主义成了无可置疑的褒义词，其文化、社会乃至政治上的正面意义超过了它的理论价值。这样也导致现实主义无法再在艺术学、美学的专业意义上被使用。现实主义精英化运作的结果，便是使相应的文学走出了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的范畴，这也就是我们分析一般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时候，很少用现实主义理论方法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