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邮报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都去哪儿了?_风闻

2010年，洛杉矶，西达连中学（Cedarlane Academy）的学生在上中文语言和文化课。图源：Damian Dovarganes/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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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都去哪儿了？

罗里·特鲁克斯（Rory Truex）

美国正在急剧耗尽有关中国的专业知识储备。

在一个与北京竞争加码的时代，我们的教育体系没有培养出足够多具备中文能力、有一定中国生活经历、具备深厚专业领域知识的美国公民。尽管国会对中国威胁一贯持有保留态度，但美国政府正主动撤回对中国研究的投入。

其结果是一种严重且被忽视的知识不对称，这令中国在理解其战略竞争对手方面占据上风。在中国，司空见惯的情形是，人们英语流利，熟悉美国文化。

我成为一名中国问题研究者的历程再寻常不过了。我自大学开始学习中文，每年夏天都去中国学习中文和讲授英语。毕业后，我被一个政治学的博士项目录取，为准备学位论文，在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下，我在北京和湖南进行了为期三年的田野考察。一次旅行中，我在北京的一个中国家庭度过了一段长时间的寄宿生活。有所有这些经历之后，我才觉得自己对中国有了一点了解，而即令在那时，也只是对我当日研究的一个小众领域有了解：中国立法体系。

对下一代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来说，这一历程几乎不存在了，或者，即令存在，也充满相当多颠簸和坑洼，几乎完全不值得继续下去。绝大多数指标显示，美国的中国研究呈衰微之势：学习中文的美国学生比新冠疫情前减少了，仍然用一定时间学习中文的美国学生也减少了。

据现代语言协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数据，大学普通话课程的招生人数在2016年达到峰值，随后到2020年下降了20%以上。2011年至2012年，共有14887名美国大学生赴中国留学。到2018年至2019年，这一数字已降至11639人，到2020年至2021年，则仅为382人。尽管一些大学已开始在中国重建项目，但步伐是谨慎和不确定的。

中国严格执行新冠“清零”政策，是造成前往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数量骤降的部分原因。“清零”政策在两年多时间里使外国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搁浅，并中断了学术交流。目前相关事宜虽已正式重启，学术交流却没有反弹太多，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担心前往中国旅行的安全。国务院维持针对中国的三级旅行警告，告诉美国人“重新考虑前往中国旅行”，因为“当地存在包括与出境禁令有关的法律在内的法律的任意执行，以及错误拘押的风险”。这一评估可能有点过于悲观，但中国政府 (或许在不经意间)制造了一种该国不太欢迎外国人的印象，则是事实。过去几年里，我们见证了含糊不清和威胁性的安全法获得通过，两名加拿大公民遭到拘留，一些外国公司遭到侵扰，以及一场始终存在的警告中国公民外国人可能是间谍的宣传运动。

美国没有帮助解决问题。在推动与中国“脱钩”的过程中，某些政府代言人提倡的政策实际上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毁掉了美国获取有关中国的专业知识的能力。任何研究议程涉及中国的美国学者都有可能因为帮助中国崛起而遭到美国政府调查，或在社交媒体上遭到我方官员的斥责。特朗普政府中断了富布赖特项目和和平队项目，参与过这两个项目的学者中有一些是美国最优秀的中国问题专家。孔子学院在美国的许多大学中提供中文教育，但因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大部分已被关闭。但语言经费资助并没有补偿性的增加，也不存在弥补损失的机会。（富布赖特项目，即Fulbright Program，是由美国政府推动资助的一个国际教育、文化和研究交流项目，依时任阿肯色州联邦参议员James William Fulbright的提案，于1946年设立。和平队，即Peace Corps，是美国政府运营的一个志愿者独立机构，旨在展开国际社会与经济援助活动。成立于1961年。——译注）

美国政府主要通过1965年《高等教育法》（Higher Education Act）第六章资助外国语言和区域研究。这笔资助从2010财年的1.103亿美元削减到2011财年的6830万美元，且从未得到补充。2022年的资助总金额为7190万美元，其中只有大约15%用于涉及东亚的项目。（6830万美元，原文是“$68.3”，疑有误，故改。——译注）

这些进展加在一起，给我国的有关中国的专业知识储备造成一个重大问题。我参与了培养下一代专注于中国的社会科学家的工作: 每年，我都会帮助评估一批申请人，并为有志于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中国国内政治方向博士学位的学生撰写推荐信。目前绝少能读到美国学生的申请信。在我参加的社会科学会议上，那些研究中国政治的最有前途的青年学者，绝大多数是中国公民。对中国研究的质量而言，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进展，但对美国深入理解其战略竞争对手而言，却并非一个健康的迹象。

这一状况与中国人对美国语言和文化的熟悉和流畅水平形成了对比。在中国，英语语言教育是强制性的，并被纳入大学招生，所以几乎所有的年轻中国人都能说一些英语，许多人达到流利的程度。每年大约有30万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不对称非常明显。

拜登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似乎都致力于稳定两国关系，尽管要找到可能展开合作的可控问题已是困难重重。重建学术交流是一个充满机遇的领域。

华盛顿和北京理当大力响应，在中国恢复和壮大富布赖特项目和和平队项目。理当为前往中国旅行的美国学生和研究人员寻求保障。减轻赴美旅行的中国公民蒙受的压力，淡化中国学生和学者是间谍的荒谬说法。更慷慨地资助美国大学和高中的中文课程，并资助研究中国军事、政治体制、经济、语言、文化和历史的研究人员。

在这个美中竞争的时刻，我们必须做的不只是投入于武器和半导体。我们必须投入于理解。

（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本文原题“Where have all the American China experts gone?”，由《华盛顿邮报》网站发布于2024年1月3日。超链接为原文所有。译者听桥，对机器初步译文有所校阅，并略加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