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共性分析及对立性消解_风闻

编者按

新兴“人类增强技术”（HET）使人类的身体、认知、道德、情感等方面的能力得到根本性“增强”，但其引发的“技术—人文”纷争却从未停止过。HET拓展了人类多方面的能力，然而这种拓展的边界却往往是不清晰的，以至于欲求规避此类技术所隐含的人文隐忧存在一定难度。如何重新在“人—技术”的相互定义和相互建构的“后人类”观点中描绘正在发生的HET引发的人类未来新图景？如何“负责任”地创新与使用新兴人类增强技术？人文社科学者理应更多地参与针对此类新兴科技的“规范性”讨论。本组专题的选择以此为导向，王前和唐跃洺运用“机体分析”方法重新审视了超人类主义和生物保守主义，进而呼吁注重HET的动态调整；易显飞和刘壮通过揭示“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所具有的三方面共性，而主张HET最终应面向“现实的人”；余天放提出应面向不同的规范性系统，对HET进行多元化的评价。

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

——共性分析及对立性消解

易显飞｜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刘壮｜湖南涉外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11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问题的提出

随着“NBRIC会聚技术”时代的到来，人类增强自身的能力得到根本性提升，出现了与传统增强技术迥异的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HET）。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大致可以划分为医药技术型、基因工程型、纳米技术型、信息技术型、植入技术型、复合控制型等六大类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所指的新兴增强技术与当前学界关注的人工智能技术是有区别的，尽管两者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人工智能与人类增强都是以技术功能作为技术分类标准，其内涵包括了相关技术的实际功能或预期效果。其中，人工智能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而人类增强则主要是以会聚技术为基础，通过技术手段使人类增强自身，在诸如形体、机能、认知、情感、道德等方面实现根本性提升。人工智能需要哲学和认知科学、数学、神经生理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信息论、控制论等学科的参与，但其主要的实体性技术是信息技术与计算机科学；而新兴人类增强是由纳米技术、生物医学技术、信息技术、认知科学等新兴科学技术协同组合、交叉融合发展的新的技术范式，即“NBRIC会聚技术”范式。

**新兴人类增强技术通过医疗药物、脑机接口、基因编辑、纳米增强、人机结合等方式，直接与人合为一体，属于内部性技术。它打破了无机体与有机体、生命与非生命的界限，使人与技术进入“浑然一体”的新状态。**随着增强技术的发展，不仅人的自然属性随之增强，社会属性，如道德、情感、认知等，也在增强技术的推动下发生改变。这实质上是对人的“粗暴入侵”，带来了诸多新的可能的风险，如人的自然潜力的消除导致人沦为技术附庸，从而对人的自主性构成直接威胁；增强技术的不成熟及由此导致的不确定性引发人们对此类技术安全性问题的担忧；增强技术体系中认知增强的有效性与合理性难以统一，致使人的认知能力与水平出现另外一种形式的退化；增强技术体系中情感增强削减了情感的主观性，导致情感物化，造成人的情感体验真实性缺失，情感方面的个人同一性遭到挑战；增强技术体系中道德增强引发了系列伦理难题，它放大了道德的客观性而否定了道德的主观性，对所谓的道德进步是否有意义存在争议；等等。

自新兴人类增强技术出现以来，技术激进主义派与技术保守主义派、增强派与反增强派的论争从未停歇。其中，激进主义派以道格拉斯（Thomas Douglas）、赛沃莱思库（Julian Savulescu）、佩尔森（Ingmar Persson）、卡特（Sarah Carter）等人为代表；保守主义派则以哈里斯（John Harris）、芬顿（Elizabeth Fenton）、阿加（Nicholas Agar）、坦尼森（Michael N.Tennison）、马塞洛（Araujo Marcelo）等人为代表。增强技术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论争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人是否应当选择技术改造下的进化模式？**保守主义者认为人的一切自然属性都是神圣的，“自然”意味着“秩序”。增强技术对人体的侵入不仅破坏了自然的恩赐，还使人丧失了作为人的本性与尊严，导致人格的异变，致使人整体上的优越性丧失。激进主义者则声称“自然的”并非“最佳的”，增强技术为人追求完美提供通路，认为通过拒绝增强技术来维护人的自然属性抑制了人的发展潜力，增强技术使人变得更好，塑造了更高尚的人性和更真切的尊严。这是因为，人的特性处于一个流变的状态，增强技术可以塑造及提升其好的一面，调控及抑制其坏的一面。

**二是就增强技术作用的结果来看，人的认知、情感、道德等系列属性在增强技术的干预下究竟是获得“增幅”还是“增负”？**激进主义者普遍持有增强技术能够提升人的认知（如增强专注力与创造力）、塑造更好的道德（如道德增强使人“改邪归正”）、改善消极的情绪（如服用药物以“忘忧”、消除情感创伤）的观点。而保守主义者则强调增强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如认知增强技术可能会使增强者出现认知障碍，道德增强、情感增强也会使人的道德与情感变得技术化、工具化，一方面可能造成人的道德和情感整体的趋同，另一方面还背离了道德和情感产生机制的连贯性、真实性标准。

**三是在使用层面，增强技术将对社会提供何种价值导向？**激进主义者一致赞同增强技术有利于实现群体的自主性（如筛选更优质的基因，使后代未来的选择更自主）、达到社会的公正（如通过增强弥补人与人之间的天赋差距、智力差距）、保障生命的健康与安全（如使人的身体更加强壮、体质更加健康）等。对此，保守主义者则持怀疑与否定态度。在自主权问题上，保守主义者认为增强技术并不会实现自主，因为这种基因层面的提前干预本身就是对后代自主权的一种干涉。在社会公正层面，保守主义者更倾向于“使用增强技术不会消除不公正甚至会扩大社会不公正”的论调（如形成增强者与未增强者之间的不公正）。在健康与安全问题上，保守主义者更倡导生物医药技术的治疗作用，强调治疗“大于”增强。

综上可见，双方论争角度呈现多样性特征，且各自在自身的理论框架下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相关论争的不断扩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其理论主张的各执一词，论争聚焦人的形而上学问题、人的社会属性问题及技术使用的社会向度问题等**方面，且从未在结果上寻求一种可能性的共域。换言之，当前增强技术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关系依旧滞留于一种“A∩B=?”的“空集”状态下，而事实上，二者的“非空集”是存在的。**本文尝试从不同方面考察其间存在的“交集”，以及由“交集”导向的“补集”，进而在对立和真空中塑造“缓冲区”与“调和域”。

“增强”论争中的共性问题

随着新兴人类增强技术中激进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的论争日益激烈，可以从中发现二者并非绝对对立，反而存在一定的共性。这种共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都对增强抱有一定的幻想；二是均在论争中反映了人的主体性迷失；三是对各自的命题前提皆存悬置。

（一）增强的幻想

对于增强技术的讨论，对立双方都在不同程度上怀有对增强的幻想。激进主义者意图通过增强技术解决一切问题，狭义上是通过增强技术“重置”人的生老病死；广义上就是希冀以增强技术来消弭社会性问题。激进主义者所声称的增强技术克服人生来的“脆弱性”而铸就“完美人”的论题已屡见不鲜，从他们的意识形态中可以发现，他们对增强技术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问题在于，增强技术并非完美无缺，这是根植于技术本身的内在局限性使然，即使诉诸技术的迭代更新与长远进化，也不足以弥合这种固有的技术本性的缺失，这与矛盾论的观点有内在契合。任何技术的发展阶段都会伴生符合该阶段的矛盾，而试图以增强技术的迭代进化来实现技术最终结果的净化是不现实的。所谓的以增强塑造完美本身只是一种幻想，“完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增强派所构想的“乌托邦”。即使增强技术显示出显著的作用，但通过上述论证分析，技术本体论上的不完美和结果论的不完美都是成立的。有意思的是，驳倒“完美”有时显得不那么重要，而推翻它似乎也不具有必要性，因为增强实现完美的幻想并不需要完美的技术，对此，保守主义者也难以独善其身。

相较于增强技术的激进派，保守派同样对增强抱有一些幻想。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二者的共域，区别仅在于增强的阈值。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保守派并非拒斥一切增强技术，即使他们在自己的论域中认为增强技术会破坏某些人文价值。这也就为保守派接纳某种增强技术保留了可能，也就是说，某些对人的生命价值有维护作用的增强技术和产品并不在保守主义所抵制的范围内。**比如，爱的凋零和婚姻关系的破裂会对相关者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在生物学上以某种方式来维持爱的依恋关系和促进夫妻关系是有价值的，很难看到保守派反对这类情感类增强技术或制品，而加强婚姻的稳定性也正是许多保守派的核心目标之一。所以，这种形式的增强被认为是对人生命价值的巩固与增益，因而被保守派视作一种有价值的增强，它是符合人性的。这进一步体现出保守派面对增强的幻想。既然保守派出于对某些增强技术的恐惧以及增强技术带来的消极后果而担心人的生命价值被消解，那么利用爱情增强药物就不会消解这种价值吗？退而言之，即使爱情增强药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进夫妻关系，是否能够确保药物没有任何副作用而不会导致爱情变异呢？这一点无法确定，因为最显著的就是任何药物都有其毒副作用，它会在“内环境”中发挥作用。当然，也不能说保守派意识不到这一点，只是在维护生命价值的论域中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保守派也有激进的一面，即不顾一切寻求自身认同的增强所描绘出的幻想，无论有多大风险，都能够使人在有意无意间淡然处之，从而彰显其美好的特性。

（二）人的主体性迷失

增强技术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共性也体现在对人的主体性的否定上，而这种否定实质上是一种本我的迷失。激进主义者直观地表达了他们对增强技术的极度推崇，同样也反映出其观念中过度夸张的技术理性。技术在激进派的语境下具有了某种独立的意志，其可以齐平人类或是超越人类。人类自有的能力水平及其缓慢的传统增益模式无法与新兴增强技术带来的强大能效相提并论。可以说，与其诉诸人自身，不如把一切诉诸增强技术所带来的提升有效。“从本质而言，人类增强是基于技术决定论的‘增强进化’。”于是，激进主义者便将增强技术抬至一个至高的层面，再借以实现对人及其主体性的否定。马克思曾对商品拜物教展开了批判，揭示出人对商品的非理性崇拜，似乎商品无所不能并具有某种神秘性，这种神秘性恰恰是对人与人关系的掩盖造成的。激进主义者对增强技术的推崇如同“拜物”的当代变式，只是由对物的崇拜转向对增强技术的崇拜。这又类似于尼采批判斯多葛主义，将人的某些欲求或意志赋予自然，从而使自然具有普遍性和神圣性，使自然具备了法则和意志，人们就此依照此般人造的自然意志行事。具体来说，便是赋予增强技术一个完美的称号，将隐匿的技术理性赋予增强技术，**一则实现对增强技术的扩大化认同，二则使技术理性完成向周围的辐射，即使这种辐射的结果并非目的导向所旨。**显然，增强技术对人本地位的逾越意味着对人的主体性的否定，当技术理性及其逻辑支配着人的思维时，人的主体性便迎来了“退幕”，而人的所有主体能力也同样受到技术逻辑的统摄并为其增强的完美愿景服务。换言之，人与技术在人的主体性基础上获得统一，而在激进主义这里，这种统一颠倒了，人与技术的统一性转换成了在技术理性基础上技术与人的统一，技术（理性）居于人之上，人的主体性让渡于增强技术（理性）。

从增强技术的保守派那里似乎很难看到他们对人的主体性的否定，诸如他们主张保护人性、天赋、尊严、人格、内在价值等。可事实并非如此，其论述反映的观念里面隐藏着对人的主体性的否定。这里特别需要提到“技术恐惧”，增强技术的保守派恐惧增强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风险，这类风险具有时空跨度大、预测难、隐蔽性强、后果严重等特征。然而，他们忽略的一个问题是，任何现代技术都有相应的风险，不管是技术层面，还是技术引发的负效应层面。社会发展至今，技术不断向前演进，人类都是在“人—技术—社会”同向发展的环境中来解决技术及其引发的问题，人类从来没有因为对技术风险的惧怕而拒绝技术或是不作任何直面风险的努力。增强技术虽然在保守主义的论域中被认为会危及人的根本，但并不是所有增强技术都会如此，他们所反对的增强后果也并非必然导致一种臆想上的不可控，或者说，是一种消极的观念在缠绕着他们。人们对此无所作为以及无力作为。故此而言，保守主义背后反映的逻辑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辐射出一种技术悲观主义论调，即人在增强技术面前是无力的，这实则是否定了人的主体性。相较于激进主义，保守主义是通过否定人的主体能力来否定人的主体性，而这显示出更加严重的危机，即在根本上否定了人，也就是说，既然反映主体性的主体能力都被否定，那么关乎人的主体性则更加无从谈起。再以技术保守派认同的增强夫妻关系的爱情药物为例，药物可以促进爱情和夫妻关系长期稳定，这是他们支持的。技术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也就不能够被视作“被改造物”而对待，这同样是保守派认可的。这里要说的是，夫妻关系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然他们珍视，那么有理由推断他们更倾向于依靠双方的共同调节来维持关系稳定而不是意图通过增强技术，因为这具备实践层面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即使受到许多现实因素的影响，如经济、道德等，在此不赘述），这就进一步证明了保守派对诸如人调节人与人情感关系所具备的能力的否定，换言之，在根本上不相信人所具备的主体能力。基于上述分析可知，保守主义一方面不愿直面任何技术风险，另一方面又诉诸技术去解决某些价值方面的问题，却不愿意承认人有能力去解决这部分问题，这实则是从根本上否定了人。

**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对人的主体性否定的基点，同样是现实人类生存生活的基点。**尼采对此早有深思：“而且当我看到我的魔鬼时，我感到它是严肃的、彻底的、深刻的、庄重的。此乃重力的精神——万物都因之下落。”不考虑尼采对其他形而上学家的批判，就尼采的“重力精神”而言，核心是说人们通过理性寻求对未知神秘事物进行把控，从而使之下沉并带来一种确定性，诸如安逸、舒适、安全感等。从人类诞生以来，趋利避害求存等生物本能就深嵌人身，安定安全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体现出了人类对确定性的寻求。否定人的主体性或者所谓“主体性迷失”也恰恰是在寻求确定性的过程当中发生的，同样，主体性的迸发也遵从此理。这便可以理解，激进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对增强技术发展的论争实则是出于对确定性的寻求。结合来看，对立双方否定主体性的方式在人类发展的历史维度上也并无本质差异，一方是增强崇拜，成为增强的“狂热者”，他们服从“技术→人→技术”的逻辑，即技术使人进化，人的目标服务于技术目标；另一方是接受既定，既定意味着舒适安定，成为增强的“低迷者”，主张“善”的技术可以为人所接受并为人服务，对于“恶”的技术则要限制和拒绝，将其从人类世界剥离。

（三）前提的悬置

增强技术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另一个共性问题就是在论争的前提上缺乏澄清，这使得双方在各自的界域争论不休。这里将主要讨论其存在的前提性问题，囿于论争问题的多元性，这里仅以他们关于基因增强的论题作为切入点展开分析。阿加尔（Nicholas Agar）认为，基因增强能够改善那些先天遗传不好的群体的条件而促进公平。福山（Francis Fukuyama）则认为，基因增强会打破先天自然的代际公平性。从激进主义者的主张看，这个问题其实可以转换为：基因增强技术可以消除人的生物能力层面的先天不公平。其否定性理解即保守主义的主张。

这里先对激进主义者的主张进行分析。“人类增强技术可以消除人的生物能力层面的先天不公平”，该句的逻辑如下：生物的能力存在先天不公平/基因增强技术可以提升生物能力/生物能力的提升等于消除先天不公平/基因增强技术能够消除生物能力层面的先天不公平。

可以发现，“基因增强技术可以提升生物能力”与“生物能力的提升等于消除先天不公平”之间，论证逻辑是静止的，即将能力提升局限在能力较弱的个体/群体层面，似乎预设了能力较强的个体禁止增强，从而使得能力的差异得以弥补，从而消除先天不公平。依此补充为：生物的能力存在先天不公平/基因增强技术能够提升生物能力/能力较强者不增强/能力弱者可增强/弱者能力增强可以消除与强者的能力差异/生物能力的提升等于消除能力先天不公平/基因增强技术可以消除生物能力层面的先天不公平。

进一步发现，由此逻辑归纳而来的结论似乎是合理的，但是其前提是模糊的，**即默认了“差异是不公平”，**可补充为：差异是不公平/生物的能力存在先天差异/生物的能力存在先天不公平/基因增强技术可以提升生物能力/能力较强者不增强/能力弱者可增强/弱者能力增强可以消除与强者的能力差异/生物能力的提升等于消除能力先天不公平/基因增强技术可以消除生物能力层面的先天不公平。

论证出该结论的逻辑中预设了一个前提和一个关键内容，只有两个预设同时成立，该结论才会成立，从而具备合理性。显然，关键内容的预设是不能够成立的，关乎“为什么能力较强者不增强而能力弱者可增强”的追问依然存在。根据推理逻辑，如果前提不合理，那么结论显然不具备合理性，因为前提并不是不言自明的，因此由其所推导的结论便难以具有普遍性，要使前提成立就需要先一步论证差异是“不公平”或者在何种情况下差异等同于“不公平”，显然这部分存在缺失。因此，“基因增强技术能够消除生物能力层面的先天不公平”这一结论本身就缺乏完备性和合理性。具体来说，**差异并不与不公平等同，生物能力上的差异不是先天不公平，而仅仅是差异。**因为“先天不公平”这一说法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其逻辑隐含了必有一个原因导致先天不公平，这可以作如下阐释：如果“先天不公平”能够成立，那么必然存在一个“至高者”，其在对人的设计上是有偏好的，于是在道德上存在一种不公平。其次，如果以此作为前提，显然不是诉诸理性论证而是某种宗教式的自圆其说。最后，如果以“资源—环境—能力”的关系来分析则可以发现，先天不公平并不成立。资源和环境所导致的人的后天能力发展差异，并非先天不公平。

通过以上论证，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推及增强技术保守主义的命题，因为两者的命题互为反题。在此仅以福山的命题作一个简要分析——**基因增强会打破先天的、自然的、代际的公平性。**同样，这里福山是将差异置换为公平来理解，并且默认的前提是自然给予的是公平的，这里同样有一种宗教韵味，将自然宗教化。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对立双方都将各自命题的前提悬置，实际上双方都有一种各自形而上的理念根源包含其中。

对立性化解的可能界域

上述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反映增强技术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对立双方在增强论域中存在的共同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寻求一种化解对立性的可能界域，以使对增强技术的审视更加客观，使其发展理情兼具。

（一）让增强技术“位其所是”

人类增强技术是一种现实性的技术，因此它本身不是幻想。激进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都对增强技术抱有不同程度的幻想，而抱有幻想本身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意味着以一种投机和侥幸的态度来看待增强技术。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让增强技术处于它应该所处的位置。希望能够更好地发展自身，希冀人类未来更加美好，即使对立双方也能够对此承认。这就形成了一个具有可能性的空间。进一步需要直面的问题：一是消除保守主义对增强技术的过度疑虑；二是矫正激进主义对增强技术的过度夸耀。

解决的有效途径需要通过增强技术发展的实际情况而定，可以说这是最强有力的证明途径。第一个要件是保持技术本身的高安全系数，以及技术风险的高可控性。说增强技术完全没有风险是不现实的。所以增强技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就需要处于相应的位置，尚未明确风险的增强技术的“栖身地”就应该是实验室，应杜绝因利益驱动而造成的提前应用。这不仅是打消保守主义恐惧技术风险的有效方式，也是打消一切可能的利益攸关方对技术风险的恐惧，出于安全目的，激进主义也必然赞同。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增强技术应用的可控性，其应用应建立在高安全系数的前提下。当然，即使安全度高也要考虑保守主义担心的诸如认知增强、情感增强、道德增强等问题，因此需要在实验室进行以知情同意为原则的实践，根据结果观察是否确实必然存在理论上的认知退化、情感单一、道德趋同的问题。如果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受试者也确实变得更“好”，那么就可以为之，在此前提下，要再次确定各类增强技术的适用场域和允许条件，再让其“面向”社会。这也是为了应对增强后的各种不公平、自主性等问题，如基因增强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允许，什么样的群体可以使用。一个可能的思路是，出于关怀的目的，身体有缺陷或者重大遗传疾病的人可以被允许，或者由社会提供有扶持性意义的增强技术。另外，实际应用情况可能会更加复杂，仅仅诉诸上述路径可能还存在未提及的情况，但是本文主张的总体方向就是寻求一种共同的“认同”，让增强技术“位其所是”。

（二）重构人类中心主义

增强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关乎人类命运，走的“好”还是走的“偏”不只取决于技术，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对待技术的态度以及对待自身的态度如何。倘若迷失主体性，无疑会带来致命的人文风险。前面论述了增强技术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陷入了主体性的迷失，针对这一状况，有必要重提并重构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主要有如下三个维度的解释：人是宇宙的中心；人是宇宙中一切事物的目的；按照人类的价值观解释或评价宇宙间的所有事物。这分别是从宇宙论、目的论和价值论的维度来阐释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固定概念具有浓厚的二元对立意味，透露出人自身的极端“狂妄”，我们在重构增强技术视域下的人类中心主义时必须规避二元对立，并在一定程度彰显人的主体性。

因此，本文是要重构一种“人—技”趋善的人类中心主义，即以人的主体性为前提，以人与增强技术的统一为基础、以人类社会“善”的价值实现为目标的人类中心主义。要指出的是，强调自力更生的主体性，并不是要排斥增强技术的技术因素，亦即自力更生不等于空无依傍。对待增强技术，**一是要有自身的主体性，任何技术发明与创新都是主体的本质力量的体现，是主体本质力量的积淀、凝聚和物化。二是认同自身的主体性，认同自身的主体能力，不需要过于恐惧增强技术的风险，作为主体的人有能力去应对好、处理好风险，**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并且卓有成效就是对人的主体性的一种肯定，以人的生物层面上的脆弱性为前提的激进主义论调，以保留自然意义上人的内在价值为基础的保守主义论调，从来不是构成技术第一性和自然第一性的理由，人的主体性理应不屈从于任何形式的“崇拜”。可以归增强技术适用的部分，我们推崇；能够不依赖增强技术的部分，我们凭借自身发展去获得。任何方面都诉诸增强技术，这本身反映了动物性的一种欲求以及追求技术效率的急于求成态度。主张重构人类中心主义，是需要我们以及对立的双方意识到人自身的主体性，并调动自身的主体能力来塑造人与增强技术和谐发展的人类文明。毕竟，技术具有属人和属物两种维度，前者强调受控性，后者强调自主性。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来看，对于人类增强技术，我们要在最大限度确保其“属人”的维度要高于“属物”的维度，也就是说无论其表现多么“自主”，对人类来说，此类技术应该且必须是可控的。

（三）悬置形而上迷思转向“现实的人”

尽管增强技术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双方的论争激烈，但大都是观念层面上的纷争，不能否认论争带来的积极意义。“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增强时代寻求改变。人类增强技术的直接作用对象是人，是具体的、现实的人，因此需要悬置形而上迷思转向“现实的人”。

**增强技术所承载的价值的第一性是现实性。要时刻明确技术的价值只能是技术对于人的价值，而当技术脱离了人之主体后便不再存在所谓价值的本质。这就需要观照现实的人。**所谓“现实的人”，意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发展过程中的人”。而这正是增强技术对立双方所忽视的，在此论域中，我们很难认为他们把人看作是现实的人。更直观地说，他们把人抽象化了，缺乏对“现实的人”的观照。

每一个人都是“现实的人”，更多的是在自身所处的生活生产实践领域和社会关系中投入精力体力，多数人并不熟悉增强技术，更不用谈其效果与风险。这些“现实的人”更像是被增强技术所牵引，一面是乐于接受，一面是拒绝接受；一种是难以承受，一种是与我无关。无论哪类情况，都类似于技术投降主义的某种变式，即这些“现实的人”无法选择或拒绝增强技术，甚至都不了解增强技术，那么也就随它去了，只能在增强技术出现在大众面前时被动给出“yes”“no”“null”的选择。这么说的原因在于，增强技术发展至今伴随诸多的讨论，没有正式应用普及，也并没有向大众普及关于增强技术的常识，或者是进一步询问个体及其关联者的增强意愿，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信息差，在增强技术成熟以至于可以应用的时候再普及或许多少有点让人“手足无措”。

这里要强调的是，关于增强技术发展的讨论可以适当悬置，或者说主要精力需要转向，亦即悬置形而上迷思转向“现实的人”。**要实现转向，就理应以一种或多种恰当的方式提早普及人类增强技术方面的知识，使人们对增强技术有足够的考量时间。**当然，这并不是某一个人的责任，也不是增强技术的激进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的责任，涉及多方主体的联合以及相应条约、规范的构建等，也包括应对可能性风险的措施以及后续的监管等问题。人文上的可接受性是人类增强可行性的重要基础。我们要以一定的人文标准作为参考系，在新兴增强技术的需求、设计、使用等全生命周期中遵守一定的人文原则，根据人类增强技术领域人文评价决策的标准，构建相关机制去完善人类增强技术人文风险管理，合理引导人类增强技术朝着人文化的方向发展，真正造福人类。人类增强技术的相关主体都有人文义务使增强技术面向“现实的人”，为此作出的任何努力都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