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成功、遭受挫折和获得新生的过程_风闻

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成功、遭受挫折和获得新生的过程

**-****《**社会主义在中国和前苏联的成功、挫折和新生》之三

3 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成功、遭受挫折和获得新生的过程。

3.1 在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能成功进入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出人意料

按照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前苏联的实践，社会主义应该由从事大工业生产的工业无产阶级领导的。可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直到新中国建立、准备建设社会主义为止，在中国从事大工业生产的工业无产阶级群体虽然存在，但是人数很少，中国能成功地进入准备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出人意料。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成功的原因，前人已经讲得很多，本文不再重复了。本文在这方面，只强调一点：虽然组成中国共产党的绝大部分人来自与先进的大工业生产无关的农民，但是，有着强烈的希望翻身求解放意愿的他们，在一定条件下，为了更有效地为自己的利益奋斗，有可能接受在世界上新出现的代表先进阶级的社会主义理论。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中阐明了这个曲折的过程。实际上，毛泽东思想之所以伟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其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的曾经的固有理论，指导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成功地进入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

3.2 大多数中国人认为，“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是获得自己的利益最好选择

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革命的一次伟大的胜利。在此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前苏联取得成功时没有遇到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其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下，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前苏联的经验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变通，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解决了占中国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最希望解决的与土地有关的利益问题，并因此在此群体中形成了强大的政治意愿；“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是中国农民为维护自己利益喊出的心声。由于农民是新中国最大的群体，再加上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的过程中比较妥善地解决了中国其他阶层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使得“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这个心声感染了中国几乎全部的阶层，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这是为了获得自己的利益的最好选择，是大多数中国人的觉悟。

说到这里，想解说一个梗。现在，但凡说到“觉悟”，往往会使人往牺牲自己的利益方面去想；说某人有“觉悟”，往往是说某人有着为了国家或集体利益牺牲自己个人利益的精神。这种说法没有错，但是，这只是“觉悟”的一部分含义；“觉悟”更重要的含义是，大多数人认识到什么是为了获得自己的利益的最好选择。我们提倡爱国主义，一方面是提倡为了国家的富强多做贡献；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维护好我们的祖国，才能保障自己的最大的利益。最近看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发生的政治纷争、治安乱象和天灾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想到我们的祖国给我们的安宁、安全和迅速应对天灾的行动，深深感到我们的祖国能做到这样的不容易，只有维护她、保护她，才能保障自己的最大的利益。

3.3 “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的觉悟和苏联的榜样，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石

当新中国准备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时，由于中国绝大多数人口是农民，并没有经历多少资本主义，因此，在社会舆论场上，也没有多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争论，全中国人民在为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上，绝大部分人是几乎没有概念的；中国人民是完全凭着“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这个觉悟来回答这些问题的。社会主义建成后应该是什么样的，前苏联人民的生活，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当年人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的榜样。 毛主席、共产党和苏联，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三大基石。

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以后，其刚开始时，基本上是按照从前苏联传过来的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展开的，也按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一些实事求是的变通；例如，没有按前苏联的办法消灭民族资产阶级，而是采取了赎买的办法，使属于该阶级的大部分人接受了以公私合营为主要方式的社会主义改造，因此，这部分人也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的成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对于在数量上占我国知识分子群体中大部分的崇尚欧美社会体制的人们，也在爱国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比较好地发挥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作用；甚至于对于被社会进步的洪流裹挟着进入社会主义的前地主富农阶级的人们，也在进行“自食其力改造”的名义下给予生活上的出路。所有这一切，使得新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减少了许多政治上的阻力，加快了代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胜利完成。

3.4 能否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执政后能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关键

到1957年中国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与前苏联比较相似了。这时候，中国的执政者也遇到了各种政治上的阻碍；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这些阻碍，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并认为，能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在新形势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不能向前推进的主要问题（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第438页）。毛泽东同志还因此写下重要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著作被许多人认为是哲学著作，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信奉者取得政权后如何执政的哲学思考。实际上，该著作中闪耀出的思想的光辉，至今还是指导信奉社会主义的执政者今天良好执政的准则。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自从中国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以来，造成国内出现的各种大的政治风波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违背了该著作中强调的基本准则。

3.5 为什么前苏联放弃了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却在中国遭受挫折后获得了新生

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前，由于各种违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准则的情况的发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中国遇到了重大的挫折。作为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回顾那一段历史时，我感觉到，当时不仅在社会议论中，而且在中国执政党党内，都曾经发生过与前苏联类似的要抛弃社会主义体制的强大的舆论。我曾经把中国和前苏联作过对比，思考为什么前苏联那么快地放弃了社会主义体制，而中国却仍然坚持着。我曾经百思不解。因为如果说是经济问题吧，前苏联崩溃的时候，其工农业经济和科技水平比中国要好得多，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比中国要好得多；如果说是社会主义的理论水平吧，前苏联在这方面研究的深度和理论队伍的资历和数量，也比中国要好得多。因此，如果仅从经济水平和理论水平的方面去想，很难得到有说服力的回答。

最后，我想到，无论是决定前苏联的放弃和中国的坚持的，决策的都是当时各自的执政集团。从分析当时执政集团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利益关系出发，试一下，可能会找到答案。

3.5.1****前苏联崩溃前夕，反社会主义的舆论是鼓励执政者起来反对社会主义

前苏联崩溃时，已经实行传统社会主义体制70多年了，其执政集团的人们，都没有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生活过，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客观印象，则主要来自他们出国访问时看到的光鲜亮丽的社会环境，和从舆论渠道传入的宣传发达资本主义的各种令人向望的美好，而对在苏联这个基础上，若实行了发达资本主义体制后可能产生的问题，几乎一无所知。

当年前苏联建立过程中，对被夺走权力的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和旧政权的执政者，是采取一刀切的政策，用各种办法将这部分被夺去权力的人从肉体上清除出原来的生活场所，这些人有的死了，有的跑到了国外，有的被驱赶到严寒的西伯利亚，自生自灭了；而其中没有被清除出原来生活环境的极少数人，则在前苏联很早宣布在苏联已经没有剥削阶级以后，获得了与其他普通人同样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因此，在前苏联崩溃前夕，在造成社会舆论的人群中，极少有人提出以清算现执政党70多年前武力夺权为名，来否定现有的执政集团的；有的只是“鼓励他们，试一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体制吧，搞得好的话，你们就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功臣”。也就是，当时前苏联的反社会主义的舆论，是鼓励执政者起来反对社会主义。在这样的环境和诱惑下，前苏联执政集团中的大多数人，当然从心底里支持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想试一下的领导人，反对要阻止这种变动的决策。如果没有前苏联执政集团中大部分人的默许，当年仅靠叶利钦的振臂一呼，是无法导致前苏联崩溃的。

3.5.2****当年中国处于“向何处去的迷茫”时，反社会主义的舆论是要执政者的“命”

而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遭到挫折，改革开放的方针又没有明确以前，中国实行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仅仅20多年，中国执政集团的中层和高层的绝大部分人，都在旧中国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体制下生活过，感受过那时的不堪；更重要的是，他们手中的权力，是他们亲自用武力从旧中国的执政者和执政者的社会基础地主、富农和官僚资产阶级手中夺下来的，那些被夺去权力的人与这些夺权的人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那些被夺去权力的人，虽然很多逃到了台湾和境外，但是，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实行了比较快的能稳定社会的妥善的政策，那些被夺去权力的人中的大多数以各种方式留在新中国中生活，有些还进入了新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

因此，在中国，当社会主义事业遭到挫折，改革开放的方针又没有明确以前，由于新中国解放初期的政策，那些与旧中国的权力体系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许多还活着，他们比较高的文化程度，决定了他们善于造舆论，当时中国向何处去的迷茫，给了他们中间一部分怀念旧社会的人造舆论的机会；这些人在诅咒新中国的同时，又提出了要为旧社会翻案的各种议论，不仅要翻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案，还要翻土地改革的案；许多“好地主”一类的宣传纷纷出笼，想直接颠覆解放后以“收租院”等为典型的宣传土地改革进步意义的定论；还有人拿出当年隐藏下来的地契等文件，要求认可这类表明财产归属文件的合法性；等等。这些要为旧社会翻案的议论与当年污蔑毛泽东同志的各种传说互为支撑，形成了乌云压城城欲摧的舆论环境。当时有一部分社会舆论还认为，只要这种舆论扩大到一定程度，就能振臂一呼，推翻现政权。这样的舆论环境，就是要直接否定现有政权的合法性，在希望恢复旧社会认可的财产经济关系的同时，还要在那些曾经从事武装夺取政权的人们身上踏上一只脚。而那些曾经从事武装夺取政权的人，当时正好还在执政，那样的舆论环境，就是要全面夺他们的权，要他们的“命”，他们当然坚决反对。因此，现政权的执政者，不管那种要否定他们的社会舆论有多“正确”，你要“我”的“命”，“我”当然坚决不答应。在社会舆论上可能一时说不过你，但是，当时这些被质疑的执政者还有效地控制着全国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和出版社等主要的舆论工具；因此就明确规定在公开的舆论场合不争论“中国应该向何处去”、姓“社”还是姓“资”等问题，强调不能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并把当时全国人民最关心的搞好经济，规定为最重要的工作。这样，就有效地阻止了颠覆现政权的舆论影响的扩大。由于“不争论”，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就仍然在全国主要舆论工具中保持着原有的格局，从舆论上维护了现有政权的合法地位。又由于顺应民意，把搞好经济规定为最重要的工作，在民生这个对普通老百姓影响最大的领域就取得了舆论的主导权。在这种情况下，又用“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非常容易理解的俗语、用先试点成功后再推广等各种实事求是的办法，堵住了以前指导经济的理论中僵化的部分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也堵住了照搬在经济舆论界被捧上了天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可能对经济发展的破坏；经历过当年照搬前苏联的军事理论对中国革命的巨大损害的现执政者，有着对“照搬”的强烈的警觉。这些，就是传统社会主义在中国受到一些挫折后，社会主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名义获得新生的复杂的社会环境。

说到这里，我想，可能还要谢谢一些人；当传统社会主义在中国遭到一些挫折的时候，他们对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肆无忌惮的攻击和谩骂，妄图直接推翻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权的声势，迫使几乎绝大部分新中国的执政者团结起来保护社会主义在新中国取得的成就；正因为如此，后来中国共产党才有可能在传统社会主义原有成果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名义获得新生。

3.5.3****在转折关头，在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四项必要条件方面中国与前苏联的对比

上世纪传统社会主义在中国受到一定挫折和在前苏联崩溃时，是这两个国家的重要的转折关头。为了更好地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有必要对比一下，在这些重要的转折关头，在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四项必要条件方面，中国与前苏联的差别。

在公开宣布的建国理论方面，在中国，在执政集团中，传统社会主义的主要部分没有被颠覆，仍然承认劳动者起来革命的合理性，承认那些跟着毛泽东的“泥腿子”起来造反、夺权和掌权的合理性；而在前苏联，那时不仅在社会舆论中，而且在大部分执政人员中，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先进”的理论颠覆了。

在群众支持这一项，当传统社会主义在中国受到一定挫折后，中国的执政集团顺应民意，把发展经济作为政权的主要工作任务，那些想在中国搞欧美方式的人中的大多数，也不反对这个决策；这样，中国执政集团就能在几乎没有反对的情况下把全国人民都团结起来，去为“完成发展经济这个主要的执政任务”而奋斗。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执政集团又通过其掌握的舆论工具，把上面说到的主要任务与公开宣布的建国理论联系在一起，说这就是变通了原有的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且由于这个主要任务完成得比较顺利，而导致在整个舆论界，绝大多数人关心的是自己与这个主要任务相关的经济利益方面议论，极少有人去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成了绝大多数人都能从政治上认可的建国理论。而在前苏联崩溃前，民意（包括属于执政集团的人群的意见）是分裂的，而且想试一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体制的民意超过了维护传统社会主义的民意；这种情况下，传统社会主义在前苏联的疆域中失去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就成了一种必然。

在核心力量这一项，由于在中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指挥枪，坚持党的纪律，再加上那些想恢复旧社会权力的势力对执政集团的谩骂和攻击，实行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形成的核心力量，没有发生瓦解或分裂，比较顺利地成为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而在前苏联，由于理论上和民意上的分裂和转向，国家政权的力量很容易地被转变成压制共产党和分裂前苏联的力量。

在经济情况这一项，虽然中国刚开始实行把发展经济作为政权的主要工作任务时，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仅大大地低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低于前苏联；然而，从那时开始，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速度，纵向看是史无前例，横向地看，无比地自豪；全中国人民对中国的发展充满了信心。而前苏联崩溃时，虽然人民生活水平高于我国，但是，是每况愈下，使老百姓失去了对现政府的信心。

以上这些，可以初步说明，在上世纪末，为什么从看得见的具体数据上，中国落后于前苏联，传统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苏联崩溃了，而社会主义却在中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名义获得了新生。